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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 2020年5月1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首次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随后中央又提出，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前不久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又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立足内需构建国内大循环
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构成“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各个环节。畅通国内大循环需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通收入分配和流通交换中间的桥梁连接机制，把生产和消费有机结合起来，不但通过强大生产能力支撑国内巨大市场需求，而且要通过国内巨大市场体量反哺生产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通过收入分配改革，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市场活力。通过加强流通体系，联通生产端与消费端，促进国内大循环良性运转。
从生产来看，制造大国地位稳固，产业发展亟待转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规模和效率都有了显著提升。我国已经基本完成工业化，打造出独立完整的现代化工业体系，成为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截至2018年，中国工业增加值占全球份额达28%以上，接近美、日、德三国的总和，数百种工业品产量位居全球首位。按照国际标准工业产品分类的22个大类，我国制造业占世界比重在7个大类中高居榜首，在15个大类中名列前三。
我国正经历从工业向服务业转型的发展阶段，一方面，需要完成从资本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的转换；另一方面，需要推进由工业化初期轻工业所代表、制造业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金融、研发、数字服务等现代服务业为主的新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从分配来看，收入相对差距缓慢缩减，人均水平尚待提升。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和城乡收入差距在2009年达到高点后，已在逐步缓解；东、中、西之间区域收入差距在2006年达到峰值后，也在徐徐收敛；行业之间收入差距在2005年达到顶点后，也在日渐回落。
我国整体人均收入水平，2018年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的86.5%，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平均水平的3倍多，处于中高收入的发展中经济水平，正向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迈进。然而我国人均收入仅排在全球70多位，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没有改变。近年来我国脱贫攻坚取得一定成效，但实现共同富裕依然任重道远。低收入人口还占有庞大基数，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仍然较低。由于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边际倾向较高，提升其收入水平，才能更大程度的激发庞大内需市场，注入经济增长活力。
从流通体系来看，要素市场协同发力，数据联动产销两极。我国基本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商品市场方面，已由原来97%以上由政府定价，转变为97%以上由市场定价。在要素市场方面，相较于商品市场化程度，要素市场化改革仍需加强，特别要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市场系统推进。
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有助于流通的各类电商平台和数字服务业在国内得到了长足发展，有力连接着生产和消费两端。然而，目前数字经济与消费端的结合明显强于与生产端的结合，未来需要着力强化数字经济与生产端的融合发展，更加有力地助推生产和消费的有机联系。
从消费来看，依靠内需稳步增强，市场潜力日益凸显。目前我国消费主要依托国内市场，而且对内依存度呈现上升趋势。我国外贸依存度已从2006年高点64.4%，逐步下降到2019年的31.9%，近十多年发展不但已将内需外需格局由3∶7扭转到了7∶3，而且内需比重仍然在不断提升。随着外需依存度的逐步降低，国内巨大的内需市场已经越来越成为我国需求的主要来源。
我国坐拥14亿人口的巨大市场，个人消费支出规模是相同人均GDP水平下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韩国个人消费支出总和的1.35倍。随着国内主要矛盾的转化和对外开放水平的提升，消费趋势愈加个性多元，增长潜力也日益凸显。2015年至2018年我国居民最终消费年均增长率是美国和欧盟国家的2.9倍；我国年均汽车销量是美国的1.54倍。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 推动国际循环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随着我国综合经济实力显著增强，我国参与全球经济程度稳步提升，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深深融入东亚经济体系，新世纪之初，我国已深刻嵌入全球经济体系。从全球价值的循环来看，一方面，中国与发达经济体之间形成了以产业分工、贸易、投资、资本间接流动为载体的循环体系；另一方面，中国又与亚非拉发展中经济体之间形成了以贸易、直接投资等为载体的循环体系。实证数据显示，这一国际大循环体系，萌芽于2002年至2007年，在2008年后逐步成型。
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价值循环的联通枢纽。与我国发生经济联系的188个样本经济体，呈现出“8”字形全球价值循环的经济模式，中国是连接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关键节点。我国从发达经济体进口的商品以最终品为主，而出口的商品以中间品为主；我国与发展中经济体的贸易分工则相反，出口以最终品为主，进口则以中间品为主，并且在重工业、轻工业贸易中也表现出类似特征。迄今为止，全球1/3到2/3的国家和地区通过最终消费品和中间品贸易与中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国际大循环的分工体系中，发展中经济体的出口贸易附加值仍比较低，发达经济体的则比较高，我国处于价值分工的中间位置，联通着发达经济体与亚非拉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合作，形成了全球价值循环的分工体系。
此外，中国还筑起“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中间桥梁。“一带一路”沿线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资源禀赋各异，工业化水平不同，形成大致三种不同的产业梯度，即技术密集与高附加值产业（工业化后期国家和地区）、资本密集型产业（工业化中期国家和地区）及劳动密集型产业（工业化初期国家和地区）。“一带一路”沿线也呈现一种以中国为桥梁的上下循环（小8字）。所以，目前全球经济呈现出以中国居中的大小两个循环抑或说双“8”字循环模式。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扎实推进，我国已成为“一带一路”沿线25个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2019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进出口总值达9.27万亿元。
鉴于此，我国应坚持推动对外开放，将全球价值链重构与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相结合，大力促进“一带一路”倡议与欧亚互通战略等对接；积极推广数字“一带一路”建设；鼓励国内制造企业与境外自由贸易区、产业集聚区、经贸合作区加强跨区域对接；坚持增进中国与“一带一路”相关经济体实现包容性增长；共同搭建世界开放式、协同化、网络化平台；着力打造基于数据链联动、供应链协同、产业链共享的融通发展模式。
中国完备的工业体系和健全的基础设施，为全球企业提供低廉、便捷、通畅的生产制造体系，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进一步增强了中国对全球企业的吸引力。2019年中国外资流入额稳居发展中国家首位、位列全球第二位，投资来源国家和地区达179个。中国国内消费超大规模红利的不断释放及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的日益缩减，为全球企业带来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丰厚的利润收入。并且由于高质量外资不断流入，中国劳动力质量优势得以充分发挥，推动高素质就业人数快速增加，为中国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加快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 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随着国际上逆全球化趋势增强和疫情负面影响加剧，我国乃至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都显露出产供销脱节、上下游不同步等问题，体现出世界生产体系的不安全性、不稳定性、脆弱性。我国应充分发挥自身超大规模的加工制造体系和内需市场优势，立足国内生产和消费两个大市场优势，逐步构建优势互补、相互促进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机制，进一步巩固我国已有产业优势，推动产业链现代化和产业基础高级化等社会生产力的增进。
从全球价值链治理机制来看，顺畅的国内大循环，立足国内巨大市场，助力于生产的工艺增进、品牌提升；贯通的国际大循环，依托双“8”字环流，有利于生产的规范化、标准化和产品创新。二者相得益彰，其中国内大循环对于形成核心技术优势和渠道优势等更为重要，也对我国经济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更为关键。
以我国为桥梁的全球价值循环模式可以有效推动产业在不同梯度国家的转移，使各国产业相互拉动，贸易形成互补，实现价值链循环上的产业协同。这不仅包含狭义的工业生产力，更涵盖了技术、管理制度、标准等“软实力”的跨国合作，实现多层次、宽领域的区域分工合作，扩大世界范围内的生产可能性边界。
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向高收入发展阶段迈进的转型时期。这一阶段，需要更大程度、更高水平的开放，通过进一步嵌入全球产业链，加强国际大循环带动产业结构的升级和效率提升。
当前，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已经初步显现。在国际循环中，虽然我国出口方角色突出，出口中间品较最终消费品地位更为稳固，不过，随着我国消费实力的提升，作为各类商品进口方的地位也在迅速提升；此外，我国中间品及最终品进出口贸易均增速较快，其中最终品进出口方的排名提升相对中间品而言年均增长更快，产业转型升级逐步显现。
“国内国际双循环”是在新的时代节点上提出的一个夯实国内经济基础，引领新型全球化格局的理论和实践范式，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多方面的发展红利，有助于建设开放、联动、公正和更具包容性的世界经济体系，塑造迈向未来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将为国内和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为中国和世界共同繁荣带来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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