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辉：中国经济实现“稳”与“进”的策略选择

高水平安全体系是“稳”与“进”的实现基础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没有安全就没有稳定，也就难以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大国博弈愈演愈烈。国际地缘政治冲突频发，世界经济出现高通胀和低增长并存的现象，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日益复杂严峻；国内经济回升向好态势的巩固和增强仍面临困难和挑战，有效需求不足，社会预期偏弱，周期性矛盾与结构性矛盾叠加导致各类风险增多。国际国内不确定风险的相互交织、叠加对我国经济的安全性和稳定性产生了严重威胁，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在这一背景下，经济“稳”与“进”的辩证统一，突出体现为统筹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即安全与发展的动态平衡与相互促进。

把握“稳”与“进”的辩证统一，一方面，要求我们树立底线思维，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要坚持以经济安全为基础。国家经济安全的首要特征是稳定性，提升经济安全的能力要求聚焦维护经济安全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确保粮食、能源资源、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另一方面，也要求我们运用系统性思维，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突破发展和安全的两分法，注重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经济安全体系的协同性与一致性。

维护粮食安全，保证重要农产品的稳定供应。粮食安全是经济安全的基础，是经济平稳运行的保障。作为全球最大的粮食进口国，中国的粮食安全受到全球市场和国际贸易政策的直接影响。国际粮食市场的价格波动、贸易壁垒的增多以及国际关系的变化都可能影响中国的粮食进口。确保粮食安全是促进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最重要的基石。面对当前的外部条件，需要以国内粮食稳定增产来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近年来，我国粮食生产能力进一步增强，粮食安全的基础进一步夯实。2023年我国粮食总产量13908.2亿斤，同比增长1.3%，连续9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能够做到口粮绝对安全和供给基本自给。然而，随着我国居民饮食消费升级，粮食需求刚性增长，我国粮食供需在较长时间内将始终处于紧平衡的状态，这给维护我国粮食安全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受制于我国有限的耕地资源、科技水平不高导致的单产难以提高和粮食生产成本的不断攀升，粮食增产内生动力不足。以玉米生产为例，2000年以来，玉米成为我国种植面积最大的农作物，2023年我国进口玉米2713万吨，对进口玉米依赖大幅增加。玉米单产与同为玉米种植大国的美国、阿根廷相比存在较大差距，育种技术的落后是造成玉米单产低下的关键原因。

保障我国经济“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发展，需要将维护粮食安全同乡村振兴战略相结合。确保重要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供给，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首要任务。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以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为底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维护粮食安全不能单纯依靠指令性生产，需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共同发力，在严守耕地保护制度的前提下，合理引导各类资源向农业配置，调动农业生产主体的积极性，推动粮食生产增产增效。

一方面，建立健全财政、税收、金融政策支持体系，依托市场合理引导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向农业农村配置。对农业基础设施等建设投资大、回报周期长的项目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积极引导土地流转和资本进入乡村，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下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鼓励人才向农业农村流动，针对性解决农业劳动力弱化问题。另一方面，加快创新驱动对农业生产的工业化赋能，在要素重组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生产函数的跃迁，全方位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改变我国长期以来农业竞争力低的局面（刘守英、熊雪锋，2018）。另外，要健全粮食生产收益保障机制，通过促进农民增收充分调动其种粮积极性。合理调整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继续落实政策性直接补贴，加强综合性农业服务支持，保障各类农业经营主体收入持续提高。同时，健全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完善对粮食主产区和产粮大县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维护能源安全，满足经济发展的能源需求。能源是国民经济的命脉，能源安全对保证实体经济平稳运行具有关键影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主要依赖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传统能源，国内资源储量有限，对外依存度不断走高。近年来，地区冲突波及众多能源出口国，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使得全球能源供应链遭受重大冲击。大国博弈导致能源出口政治化，伴随国际政治格局的重塑，国际关系深刻影响能源出口国的政策，部分国家以出口管制、能源审查等方式阻碍我国对外部能源的获得，使得我国利用外部能源的不确定性增加。能源供应链中断风险加大以及国际金融资本流动引发能源价格的剧烈波动，都会对能源安全产生严重威胁。

在保障传统能源资源安全的同时，要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推动低碳能源的发展与电力在二次能源消费占比的上升。“双碳”目标要求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届时能源结构中非化石能源占比将达到80%以上（林伯强，2022）。从长期来看，依赖传统能源，不仅不利于实现“双碳”目标，而且难以彻底解决能源安全问题（方行明等，2019）。坚持先立后破，意味着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能源消费结构仍将以传统化石能源为主导，尤其煤炭将长期占据中国能源消费的主体。另外，随着我国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居民能源消费的升级，能源刚性需求将不断增加。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出现化石能源和新能源双重增长的趋势，对化石能源的路径依赖也将长期存在。因此，仍然需要加大勘探开发力度，提高传统能源利用效率，建立多元化能源供应体系，保障传统能源的安全。2023年我国能源活动相关碳排放100.2亿吨，非化石能源供给高速增长，达到9.9亿吨标准煤，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已突破14亿千瓦，历史性超过煤电，占全国发电总装机的50%。在短期内，应积极改善能源消费结构，实现新能源的增长与对传统化石能源的增量替代。在中长期，要着力解决新能源储存等关键技术，以风险投资为代表的市场机制为主激励绿色技术创新，发挥投资对优化新能源产业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齐绍洲等，2017），推动增量替代逐步进入存量替代。煤炭等传统能源将发挥能源“压舱石”的作用，为能源安全兜底。此外，新能源产业的发展还将塑造我国产业竞争新优势，推动产业升级和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构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新冠疫情导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部分断裂以及国际经济格局的变革，引发世界各国对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性的重视。全球产业链进入加速重构时期，全球产业链呈现明显的本土化、区域化和供给多元化趋势。当前，我国产业链与全球各国深度融合，但发达国家主导的产业布局意图实现“去中国化”，在贸易保护主义和分离主义的冲击下，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面临巨大挑战。同时，国内产业链供应链存在核心科技和关键部件对外依赖较为严重、产业协同创新能力不足，供需错配等结构性矛盾。必须提高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性，以抵御外部不确定性对国内经济稳定运行的冲击。

一方面，增强国内循环，打通国内循环堵点，核心是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实现资本、劳动、土地、技术、数据等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市场化配置。建立自主可控的科技体系是保证生产环节畅通的重要条件（王一鸣，2020）。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和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实现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的突破和创新。另一方面，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加优质产品服务供给，进一步释放消费需求，着力解决供需结构性矛盾。在国际循环方面，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平台，积极推动价值双环流模式下的新型全球化合作，推动国内产业链供应链和相关国家的对接，通过产能合作、基础设施建设等，提高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深度和韧性，为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张辉等，2017）。

在全球能源结构转型和环保理念日益深入人心的背景下，新能源汽车产业作为我国新兴产业的代表，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政策的前瞻性引领和科技创新的推动，使得新能源汽车成为引领和保障我国经济发展“稳中求进、以进促稳”的重要力量。数据显示，2023年以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为代表的“新三样”合计出口1.06万亿元，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同比增长29.9%。1～12月，蓄电池（含锂电池）、汽车（含底盘）、汽车零部件、电工器材增速分别为23.4%、68.9%、8.1%和4.2%。其中，动力电池全球市场份额超60%、专利份额占74%，光伏组件产量连续16年位居全球首位，多晶硅、硅片、电池片、组件等产量产能的全球占比均达80%以上。其中，新能源汽车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态势，产销均突破900万辆，市场占有率超过30%，成为引领全球汽车产业转型的重要力量。从出口来看，2023年，我国汽车出口量达491万辆，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出口国。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20.3万辆，同比增长77.6%。从新能源汽车行业崛起的历程来看，既有“稳”也有“进”。

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崛起得益于政策的前瞻性引领。在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初期，由于新能源汽车业态本身还不成熟，配套设施不完备，消费者购买意愿也较低。为了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2009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汽车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首次提出大规模发展新能源汽车的目标。同时，为配合规划，我国于同年启动了“十城千辆”标志性计划——通过国家财政补贴，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每年发展10个城市，每个城市推出1000辆新能源汽车，以推动行业快速成长。但由于新能源汽车技术尚不成熟，加之消费者的接受度较低，截至2012年底，仅有7个城市实现了这一目标。在吸取这一发展阶段的教训后，2012年我国及时调整新能源汽车的技术路线，国务院发布《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12-2020年）》，以纯电驱动为战略取向，重点推进纯电动汽车（BEV）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PHEV），同时在政策层面进一步加大扶持力度。2013年之后，北京率先对新能源汽车的牌照给予优惠且不受限行管制。高额补贴叠加免购置税等一系列推动措施，极大增强了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与此同时，随着补贴政策的不断成熟，政策激励导向逐步向以推动新能源汽车企业技术发展为目标细化完善，技术门槛逐年提高，有力促进了新能源汽车市场的优胜劣汰。2019年后，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逐渐成熟，强刺激的政策逐步向“市场化导向”转变。2020年12月31日，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部、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要求2021年新能源汽车补贴标准在2020年基础上退坡20％，公共交通领域退坡10％。补贴政策的退坡也使得我国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目标由生存变为高质量发展，从顺应补贴要求逐渐向市场端需求转变，新能源汽车行业的竞争力不断增强，对于中国经济的支撑作用也不断加大。

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崛起离不开国内大市场的支撑。从新能源汽车的国内销量占比来看，国内市场一直是本土企业销售的主要阵地。中汽协数据显示，2023年新能源汽车在中国品牌的销量占比为49.9%，中国生产的新能源汽车总量中自主品牌的占比达80.6%。从新能源汽车的市场渗透率来看，中美欧同为新能源汽车的主要消费市场，但中国的渗透率要远高于美国和欧洲。2022年欧洲新能源车渗透率近24%，销量超270万辆，其中纯电车销量年增长率超过60%。美国新能源汽车市场由于传统汽车需求相对强势，虽然纯电汽车销量年增长率达27%，但新能源汽车的整体渗透率仅为6%，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中国是目前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贡献了全球六成以上销量，且仍保持高速增长。2023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达到31.55%，领先全球。本土超大规模市场对于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崛起推动中国自主可控产业链条的形成和突破。从产业链来看，新能源汽车以“三电”技术为核心，其技术范式与传统汽车产业链条存在极大的差异，中国新能源汽车的蓬勃发展也推动着本土企业在发展自主可控的核心技术方面逐渐形成优势。例如，从电池、电机和电控三方面核心技术来看，其中，竞争优势最大的是电池，目前全球动力电池销售前十的企业中，有一半以上来自中国。中国动力电池企业在全球市场的占有率超过六成，位居首位。此外，中国新能源汽车在智能化方面也逐步领先全球，如智能驾驶（辅助驾驶）、智能座舱（人机交互）等技术。目前在国内汽车市场，L1、L2级别的辅助驾驶渗透率持续提升，中国企业在智能驾驶技术方面的量产水平和迭代速度均展现出较强优势。从产业链分布来看，新能源汽车的产业集群也在不断成形，我国新能源汽车行业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东南部地区、西南部地区以及南部地区。其中，以东部地区最为发达，伴随其产业链条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增大，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源泉。

区域协调发展是“稳”与“进”的内在驱动

自2000年以来，在东部率先发展的基础上，我国陆续实施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战略，形成了以“四大板块”为基础的区域协调发展框架布局。党中央根据区域发展新形势新任务，提出进一步完善“四大板块”政策，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推动东北振兴取得新突破，开创中部地区崛起新局面，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实现现代化，力争实现稳中求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区域发展相对差距持续缩小，中西部的平均发展速度整体高于东部地区，中部和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比重分别由2012年的21.3%、19.6%提高到2022年的22%、21%，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取得了可观成绩。此外，党中央持续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不断推动发展后劲不足地区形成更多增长源，致力于以进促稳。

实现我国经济发展的“稳”与“进”，需要持续高质量推进区域重大战略。近年来，党中央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推动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三大动力源地区和两大流域生态经济带为重点的“3＋2”区域重大战略格局。我国重大区域战略取得历史性成就，重大区域发展引领性不断增强。2022年长江经济带和长三角生产总值占全国GDP比值分别高达46%和24%。与此同时，我国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推进海洋经济发展，稳中求进推进重大区域发展。此外，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稳”与“进”需要注重新区建设、释放城市创新活力，坚持在进中促稳。党中央着眼全国“一盘棋”，坚持系统观念、守正创新，鼓励各类型新区、开发区、试验区先行先试，加快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截至2022年底，全国共有7个经济特区、19个国家级新区、21个自贸试验区、230家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19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177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12个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5个国家级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此外，我国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护战，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不断推动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的绿色可持续发展，推动美丽中国建设。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发生转折性变化，长江干流连续3年全线达到Ⅱ类水质，实现了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取得阶段性重要进展，能源保供和绿色发展水平持续提升。

实现我国经济发展的“稳”与“进”，需要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近年来，我国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不断优化城镇布局，加快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着力促进城乡可持续协调发展。《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新型城镇化发展强调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同时注重加强新农村建设，并以城镇综合承载力为支撑，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等多个方面的可持续协调发展。同时，新型城镇化需要坚持“人的城镇化”。在深入实施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要坚持以人为本、平等互惠原则，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动他们享有城镇医疗、社保、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坚持稳中求进，逐步实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高质量发展。新型城镇化战略实施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由2006年的3.28逐年下降到2021年的2.50，城乡协调发展取得阶段性进展。

实现我国经济发展的“稳”与“进”，需要全方面、多维度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通过城乡融合替代二元结构，着力缩小城乡发展水平差异，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破解“三农”问题，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融合的新型协调发展路径，是当前中国破除城乡经济分割二元结构的重要战略任务。这就需要以县域发展为基本点，完善强农惠农政策，持续抓紧抓好农业生产，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助推城乡协调发展。要大力推动县域发展，逐步推进城乡融合，争取实现农民在家门口就业，在家门口享受现代生活的目标。以浙江省“千万工程”为例，工程的实施造就了万千美丽乡村，造福了万千农民群众，促进了美丽生态、美丽经济、美好生活的有机贯通，走出了美丽中国的科学路径。应鼓励县域政府积极全面回顾浙江探索实践历程，系统总结浙江绿化村庄建设宝贵经验，适时适地适宜学习运用，奋力谱写乡村振兴的华丽篇章。

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但是在实施过程中仍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譬如，区域经济发展分化态势明显、发展动力极化现象日益突出、东北地区发展相对滞后、少数农村地区发展动力不足等。如何实现区域重大战略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稳中求进和以进求稳，还有待国家和政府规划引领、久久为功。

高水平对外开放是“稳”与“进”的外部条件

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巩固外贸外资基本盘。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既是新时代新征程的重要任务，也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更大范围的对外开放、更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更加安全的对外开放，对于构建新发展格局、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科技自立自强具有重要意义。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稳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需要以新发展格局为统领，以跨境经济走廊建设和“一带一路”机制化建设为新的驱动力，推动对外开放稳步发展，以全方位支持机制为支撑，保障对外开放高质量发展。

深化跨境经济走廊建设，构建新型价值链和供应链。跨境经济走廊是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支柱和区域经济网络的重要框架，深化跨境经济走廊建设是推动高水平开放的发展驱动力和核心载体。跨境经济走廊是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生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建设成效决定着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成效。

一方面，在中美博弈升级的背景下，贸易保护主义与分离主义不断蔓延，跨境经济走廊建设应更加致力于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首先，依托跨国经济走廊推动国内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对接，延伸走廊区域价值链，从发达国家主导的“中心-外围”经济格局转化为以中国为枢纽的双环流经济模式，将跨境经济走廊打造成链接国内国际的双循环纽带，实现高质量“引进来”和“走出去”（张辉等，2023）。其次，构筑完善与全球价值链并行的区域价值链，在全球价值链重构背景下，发挥以中国为枢纽的双环流模式下的优势互补效应，拓宽面向跨境经济走廊各国的产能合作广度和深度，加强国内价值链供应链与跨境经济走廊对接。最后，建立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推动国内创新链和走廊创新链“双向融合”，增强国内经济循环以及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发展韧性，为走廊价值链供应链奠定新技术动能基础。

另一方面，深化跨境经济走廊建设需要以“命运共同体”为导向，坚持高标准的市场体系。重点围绕跨境运输通道完善产业协调布局，在原有价值链的基础上，通过引入贸易投资便利化规则、自贸区协定等规则制度，整合对外开放平台的经贸规则，优化协调跨境经济走廊各国政策，促进市场和资源再次配置，推动区域价值链整体融合与创新，这也是推动开放型经济实现良性循环的关键。

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机制化建设，促进规则标准“软联通”发展。“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机制化建设是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内在要求，也是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变化的必然要求。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既要基础设施“硬联通”，也需要规则标准“软联通”。

一方面，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作为国际平台，开展国家层面的机制化建设，以制度型开放平台引领高水平对外开放。一是优化共建“一带一路”的供给格局，推动机制化合作从买方市场走向卖方市场，为相关国家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提供更为充足的发展动力。二是优化顶层管理机构，谋定“一带一路”国际高峰合作论坛的定位和发展目标，基于各方利益交集深入探讨产能合作侧重点，从而更好引领“一带一路”项目在空间层面的合理布局。

另一方面，以自由贸易网络为基础，促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机制化建设。自由贸易协定属于制度性供给，反映了国家层面推行自由贸易合作发展的意愿，以双边或多边的制度性协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具有较大可行性。如在中国-东盟自贸区协定之下，将湄澜合作、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等合作协议和相关项目纳入到自贸区的制度性合作框架中，从而实现区域贸易畅通。

完善全方位支持体系，保障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稳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需要全方位的支持体系。基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发展导向，需要构建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国内支持体系，还需要包括相应的政府间合作支持机制。

首先，对于国内支持体系而言，需要进一步完善区域国别风险评估体系、投融资体系和债务可持续性保障机制。一是成立跨部门风险评估体系，建立区域投资安全预警机制，定期发布有关区域国别重要信息，引导企业提升防风险意识和能力。二是拓宽直接融资方式，建立和完善多元化、可持续、包容的“走出去”投融资体系，构建跨境金融服务网络，实现多渠道融资。三是完善债务可持续性保障机制，借鉴世界银行的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邀请第三方金融机构和国际机构对相关合作项目进行债务可持续性评估，根据债务风险等级进行针对性分类管理，进一步提高贸易投资相关合作项目的科学性。

其次，对于政府间合作支持机制而言，争端解决机制是中国企业“走出去”最为重要的支撑和保障。一是建立健全磋商沟通机制，完善双边和多边快速反应通道，探索具有针对性的争端解决方式，提高争端解决效率。二是借鉴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做法，依托多边机构建立争端协调职能部门，基于公平公正原则解决相关商事纠纷，平等保护各方权益。

最后，提升系统性风险防控能力水平。加强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沟通对接，强化安全共同体意识，细化完善安全保障措施，加强贸易投资项目和人员的安全保障。引导企业落实好风险防控主体责任，增强风险防控意识和能力，规范海外经营行为，前置风险防控关口，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防范”。

结语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稳中求进、以进促稳”的发展思路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这一思路强调了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要求在稳定的基础上寻求进步，通过进步促进稳定。本文通过分析我国经济在“稳中求进”的总体基调下取得的主要成就和面临的主要挑战，提出了一系列应对措施。首先，我国经济在“稳中求进”的总体基调下实现了稳定增长和科技创新的双轮驱动，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了坚实基础。其次，我国经济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和问题，如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结构性矛盾的凸显以及新发展阶段的特殊要求等。最后，本文从多个视角提出了科学把握“稳中求进、以进促稳”的具体措施，包括高水平安全体系、新能源产业发展、区域协调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等。总之，“稳”和“进”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关系，只有保持稳定的经济环境，才能为企业提供更好的发展条件，增强企业信心，促进企业加大投资、扩大生产和提高效益，从而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只有通过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才能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强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因此，“进”是“稳”的目标和方向，只有不断地推动进步和改革，才能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增强经济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来源：学术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