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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福象（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 01、数字经济现状及发展阶段划分
自2017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出现“数字经济”以来，围绕数字经济的讨论和研究成为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区域一体化、实体经济发展等实践领域的热门。2020年4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和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发布了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系统全面地揭示了当前我国在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网民规模及结构、互联网应用发展、互联网政务发展、产业与技术发展和互联网安全等方面的快速增长态势。实践中，全国不少城市尤其是长三角区域城市，都在围绕“两化”深度融合国家示范区和信息经济示范区建设，探索如何让数字经济赋能实体经济，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新优势。
数字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1993年至2010年为初创期，即1.0阶段，以互联网应用为主，主要形态为电子商务；
2010年至2016年为成长期，即2.0阶段，以移动互联网应用为主，同时以各类平台为载体，以数据为基本驱动力，主要表现为“互联网+”形式；
2016年起为成熟期，即3.0阶段，以云网端等新一代基础设施为基础，正逐步走向万物互通、万物互联的发展阶段，同时开始全面进入以人工智能和智能制造为主流方向的数字化转型。
不过，就全国范围来讲，当前数字经济发展仍然存在数字产业化总体水平不高、规模偏小、比例偏低、传统产业数字化主体动力不足、产业间发展不平衡、赋能平台经济不足等方面的问题。
02、数字经济溯源及作用路径分析
从源头上讲，数字经济的概念可以追溯到美国学者唐·泰普斯科特在1996年撰写的《数字经济：网络智能时代的希望与威胁》中的相关论述。其中，泰普斯科特预见性地提出，美国信息高速公路普及之后，将会出现新的经济体制，这一论断宣告了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
进入21世纪之后，数字经济的概念更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传播、接受和使用。比如，2016年9月在浙江杭州召开的G20峰会公布了《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对数字经济进行了规范化的定义，即“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
正是基于以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数字经济形态，从2017年开始，国内将数字经济的内涵界定为构建数字经济赋能实体经济的基本分析框架。当前，围绕数字经济的内涵又延伸出两条研究路径：一是数字产业化，二是产业数字化。
前者通常被称为数字经济的基础和核心部分，属于信息通信产业的基础领域，具体业态包括：基础电信业、电子制造业、软件及服务业和互联网业等；后者比较复杂，通常被称为数字经济的融合和延伸部分，主要表现为传统产业由于信息技术的改造，借助应用数字技术所衍生出来的生产数量和生产效率的提升。
当前，数字产业化的发展较为成熟，产业数字化则处于快速上升期，是未来数字经济发展的主流方向。而数字化治理，即数字化的社会管理与服务，则是前二者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和重要保障。
数字经济不仅是牵引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也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之所在。数字经济所强调的不仅是数据信息，而且通过所传送的技术手段，融入到传统经济，实现经济“质”和“量”的提升。一方面，依托数字经济可以培育出新的产业生态，形成新经济、新动能；另一方面，数字经济通过改造传统工业及服务业的生产方式、销售渠道和消费模式，能够促进产业升级。
所谓数字经济，本质上是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性投入要素，以新一代信息网络技术作为基本传播载体，同时以数字化的技术创新作为核心驱动力，再通过信息网络技术的有效链接和贯通，最终借助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不断提高传统产业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水平，促进技术效率的提升，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最终使得社会治理模式得到重构的新型经济形态。
03、数字经济本质及产业升级功能
从本质上讲，数字经济发挥作用的前提和关键是科技。数字经济的产生，不仅源于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同时以数据资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以全要素的数字化转型为最重要的推动力。数字经济的发展，以数字产业化为基础，以产业数字化为主导，通过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提升产业竞争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以数字科技革命为主要载体的技术变革，驱动了全球经济社会由当初的人类社会和物理世界所组成的二元结构，逐渐向由人类社会、物理世界和信息空间共同组成的三元结构进行转变。数字科技同时也是“数字中国”的重要驱动力量。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数字科技通过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传导，实现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正如区域经济理论所揭示的，在区域创新系统的构建过程中，科技创新一体化的空间和主要载体是城市。而依照区域和城市禀赋结构的差异和特点，不同类型的科技创新发展模式应当匹配不同的城市等级。从理论上讲，高等级的城市由于具备相对完善的各类高级生产要素，因而，能够定位和匹配科学层面上的研究活动。相反，那些等级较低的城市，由于资源和要素禀赋的限制，只能定位和匹配技术层面上的实践活动。而处于同一等级的城市层面上，则可以匹配对应层次的城市功能。因此，在不能接受外围技术溢出和辐射的前提下，小城市匹配的自然是低技术产业，中等城市匹配中技术产业，大城市匹配高技术产业。
比如，在长三角三省一市省会城市层面上，科技创新的战略选择优先考虑的自然是该城市应当承担和如何承担国家重大科技战略层面上的内容。结合长三角三省一市的区域实际，在现有的41个核心城市中，那些处在东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和平台，作为区域中心城市或特大甚至是超大型城市，其功能定位应当首要考虑如何充分利用自身优越的科教资源和技术优势，在将其被塑造成为以中国为主的全球价值链的链主角色的同时，更要打造产业和技术创新的高地，肩负起引领国家重大科技创新战略的国家使命。相反，对于那些处在地市级层面的城市，更多应考虑在应用产业领域，如何承载更多技术职能和应用技术创新的产业化基地。
此外，数字科技通过从离线的“记录过去”，开始向在线的“预测未来”的战略转变。尤其是要在对产业数据进行在线化、标准化、结构化改造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对相关生产要素和对运营流程的数字化技术改造，并通过对关键的生产和经营环节进行精准预测，优化功能布局，实现精细化运营，并通过实时反馈信息和动态技术进行修正，进而突破传统产业增长的既有模式和边界，促进产业升级。数字经济通过产业的跨界融合，也推进了产业的质量提升。
另外，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于喆的相关研究，数字经济通过个性化服务，塑造了需求端新的生活方式，丰富了数字经济的内涵，开启了以共享经济为代表的新商业范式、以大数据为代表的新生产要素，和以信息物理系统为载体的新基础设施的产业空间。
04、长三角两翼产业带的数字经济
当前，“数字经济是培育新动能、发展新经济的驱动力”已经成为广泛共识。全国各地都把数字经济作为区域经济增长新引擎来培育，最为典型的是浙江省，其不少地市都在把数字经济作为“一号工程”来抓。比如，一大批像阿里巴巴、海康威视等数字经济企业、经济基地和平台，正引领浙江省成为长三角甚至是全国的互联网产业，从消费领域向生产领域转变、从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拓展，打造数字经济产业化的示范区。
事实上，除了浙江之外，长三角在数字经济均有不俗的成就。比如，根据《中国城市数字经济指数白皮书》的数据，在2019年全国113个城市数字经济综合排名中，上海位列第一，杭州第五，宁波第八，无锡第九，苏州第十三，南京第十五，合肥第十八，长三角一共有七座城市进入第一梯队。
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重要议题中，园区开发、产业合作、科技创新，尤其是长三角南北两翼产业带的数字经济，一直是备受关注的热门话题。比如，2018年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刚刚上升为国家战略之际，一条覆盖长三角三省一市九个城市（区）的G60科创走廊便呼之欲出。在这条覆盖“一廊一核九城”，即上海松江、嘉兴、杭州、金华、苏州、湖州、宣城、芜湖、合肥的“人字形”南北两翼产业带中，处在“人”字形“捺”笔画的南翼产业带，覆盖了上海松江区，途经浙江的嘉兴、杭州和金华。处在“撇”笔画的北翼产业带，从上海松江区出发，途经江苏苏州，与浙江湖州相连，最后经安徽宣城、芜湖，一直延伸到安徽省会合肥。
而在数字经济语境下，南翼产业带的一个的突出特点是，在阿里云大数据平台支撑下，整合了浙江众多的中小企业集群。在这些中小企业集群当中，聚集了各类轻工、纺织和小家电等轻资产的中小微企业。与之相对比，长三角北翼产业带则聚集了大量的电子信息、机械装备等重资产的产业。
长三角南翼产业带的最突出特点，是以浙江温州商人闯世界市场和义乌小商品城开发建设为代表的数字经济模式。这种外向型经济模式之所以产生，源于众多集中扎堆的中小微企业对世界市场的商品需求信息的渴求，由此催生了淘宝等大型互联网和电商网络交易的平台经济。与之相对比，长三角北翼产业带以“订单经济”为主，这种模式的特点是企业大多来源于早期的乡镇企业改制，以及之后陆续被政府规划入工业园和高新区的企业。
当前，长三角南北两翼产业带正处在全新的一体化窗口期。在数字经济方面，南翼产业带向北翼延伸。突出的特点是浙江模式中“需求拉动”的电商平台经济，正在向制造经济模式转型和融合。以支撑南翼电商平台经济的核心元器件芯片为例，阿里、海康威视等以平台为依托的运营模式，其早期的核心元器件和技术支持主要依赖国外市场。大抵出于摆脱国外种种技术锁定和产业安全的考量，目前，长三角尤其是浙江这些巨型网络平台企业，正迫切需要依托北翼产业带，发挥长三角北翼产业带在电子信息产业研发和制造等方面的优势，并且紧紧围绕“中国芯”的研发和生产，逐渐向产业链的上游逆向延伸，一直拓展到芯片材料和芯片研发等环节，从而形成国际营销→信息集成→电商平台→芯片研发→芯片材料的切换，即完成从市场到技术的模式切换。
基于同样的逻辑和思路，当前长三角北翼产业带的代表性企业，由于早期在参与外资代工和配套生产时，严重依赖外资经济模式，形成了以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为主要特点的被动技术升级的路径。目前，长三角北翼这条产业带，正面临着房价过高等因素导致商务成本攀升过快的倒逼，使得园区内的企业，必须依托长三角一体化、长江经济带等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园区开发和园区共建，发挥园区飞地经济优势，开拓国内外市场空间，推动产业向外转移，实现从技术到市场的模式切换。
05、长三角园区合作中的数字经济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中的数字经济，不仅仅体现在南北两翼产业带数字平台的信息共享，更多还体现在园区的互动与协作中。数字经济作为实现长三角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系统和新动能优势，正在重塑区域经济主产业发展形态。而数字经济一体化又将使得劳动力、资本、人才、技术等优势资源，能够得到最合理的调配和使用，使得数据最终成为最为核心的区域资源。
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区域内部的园区合作，最重要的成功经验是能明晰区域内每个城市的功能定位。不同城市依托现有的产业基础和禀赋条件，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承担符合其定位及发展状况的经济和产业职能，发挥不同城市的力量，实现总部经济和工厂经济的有机协调，推动长三角内部的区域一体化协作发展。其中，总部经济可以分为综合性总部、区域性总部和专业性总部三种类型。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园区经济良好的发展基础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其中，上海作为长三角城市群的中心城市，主要致力于发展综合性总部经济和数字中心建设，引领整个长三角的发展。南京、杭州和合肥作为省会城市，苏州、无锡、宁波等作为制造业发展良好的城市，都重点发展区域性总部经济，并辅以其区县的专业性总部经济发展；而周围其他城市，专注发展与其自身禀赋情况相符的以制造业为中心的特色工厂经济。通过数字经济纽带和清晰的区域职能分工，实现长三角内部的合理分工协作，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
目前，长三角园区经济呈现出多功能专业化的发展态势，有经开区、高新区、保税区、双创示范基地、飞地经济等多种灵活的形式。长三角园区合作的数字经济成功经验和遵循的基本原则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贯彻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互动的发展理念。
园区合作需要政府自上而下的统筹设计，需要企业自下而上的主动参与。长三角坚持以国家政策为指导，根据国家出台的相关指导意见，有针对性地围绕重点产业和重点领域开展园区共建。在操作层面则坚持以加快培育园区合作为载体，出台相关文件保障区域联动共建合作园区，围绕产业链对专利分布进行分类，实现对园区规划建设的精准招商。同时，企业主要依托上海以及苏南模式的成功经验，积极主动参与园区合作共建。
二是严格遵循产城融合发展的基本原则。
这里，“产”主要是指园区中以工业经济为主体的产业，“城”则是指产业发展当中所必须依托的城市空间和载体。园区建设的目的是实现当地经济的发展，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只有“产”没有“城”的园区，不能实现其历史使命，无法推动一体化进程。相反，利用合作园区内的数字共享，有助于将产业融入载体城市，使之具有城市形态和城市功能。因此，长三角一体化中的园区建设，充分考虑到园区所在城市的能力及禀赋结构，通过建设不可替代的产业园区，实现产城融合发展。
三是利用输出区域和目标区域的推拉力。
一方面，由于现有区位产业集聚的经济要素成本大幅提高等因素，推动了相应的过剩产能必须借助“飞地经济”向外地产业转移。其中，既包括土地成本的提高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利润的压缩，也包括环境及生态管制和强迫使耗能高、污染大的长三角企业向外转移生产环节。另一方面，充分考虑到目标区位低廉的成本优势和良好的投资环境等拉动力，主动实现转移产业与目标区域的自然资源、劳动力等禀赋状况的匹配与耦合。比如，苏州很早就选择了人口结构年轻化的埃塞俄比亚以及政策宽松的东南亚等地进行投资。
总之，长三角数字经济的经验，源自顶层设计和科学规划，源自统筹谋划和整体布局。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应继续重视数字经济生态圈建设，重视“以人为本、信息共享”的数字化治理模式，并使其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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