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宏广：我国遭遇粮食战风险增加

  粮食是生活必需品，也是商品。粮食是外交工具，也是国家竞争的有力武器。人类历史上经历过多少次军事战、金融战、货币战、能源战，而支撑这些战争的基础都是粮食。人类历史上的粮食战从来没有间断过，多少英雄豪杰为“五斗米”折腰，多少个政权因粮荒而终......

  一、粮食战——人为制造的粮食危机

  粮食战在国内外还没有一个统一、公认的概念，人们对其内涵的理解也不尽一致。

  第一，粮食战是一种不对称战争，进攻方具有明显优势。粮食战是一种另类的战争形式，主要表现为长期的围困战和消耗战，发动者采取切断粮食来源、限制粮食贸易、破坏粮食仓储、强征民众口粮等形式，借助人为制造的饥荒、动荡和战乱实现预期目标。粮食战往往是不对称战争，拥有武器的一方具有生杀予夺的压倒性优势，被打击的一方毫无招架之力。

  第二，粮食战是以粮食作为武器的一种政治外交行为。是以粮食或粮食生产要素作为工具，谋得设定对象国顺应粮食来源国的公开或不公开意图行事的一种外交行为。其手段一般包括贸易、援助、禁运等，从而将粮食作为与他国讨价还价、影响他国内政外交和国内改革乃至推翻他国政权的工具。

  第三，粮食战的本质是破坏“规则”、制造危机，实现战争目标。现在的粮食危机实际上是一场富国和世界粮食巨头通过不合理的“规则”向穷国转嫁经济危机的财富掠夺过程。粮食战的一方是粮食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另一方是控制粮食市场和贸易的国家、国际粮商和食品巨头。居于这场战争优势地位的是美国等国家力量和意志，是国际金融大鳄、世界粮食巨头、食品工业巨头、零售巨头，它们往往也是战争的挑起者。处于被动地位的是数量庞大的农民和消费者，还有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

  我们研究认为，粮食战是以粮食或食物为武器，通过破坏粮食生产、控制粮食供给、干扰粮食贸易、哄抬粮食价格、制造食品安全事件等多种手段，影响他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乃至推翻他国政权的行为，是一种以牺牲民众最基本人权为代价的反人道主义的战争。由此可见，人类应当联合起来反对任何形式的粮食战，确保“吃饱”这个最基本的人权。

  二、古今中外的“粮食战”从未停歇

  粮食是人类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也是最重要的国家战略物资，粮食战争自古有之。古今中外，粮食一直是国家交流和竞争的重要工具，通过粮食战削弱对方、消灭对方的例子也比比皆是。

  春秋战国时齐国发起的粮食战争。春秋战国时的齐国曾“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被誉为“五霸之首”。齐国成就霸业，“粮食战争”功不可没（任继亮，2005）。齐桓公听从管仲的建议，通过有意识地提高敌国某种产品的价格，让其发挥产业比较优势——重商轻农，舍本逐末，放弃农业生产，并通过粮食战达到控制敌国的目的。在敌国放弃粮食生产全力追逐利润时，齐国则广积粮，形成粮食市场的垄断局面。等到敌国粮食缺乏时，齐国就以杜绝粮食出口作为威胁，敌国为了取得粮食的供应，不得不屈服归顺。

  19世纪80年代苏丹的粮食战争。马赫迪运动是近代苏丹重大的历史事件，也是苏丹民族主义诞生的标志。1885年，马赫迪（Mahdi，1881—1898）率领信徒建立了自7世纪以来基于伊斯兰社区的第一个神权国家，控制了除东部萨瓦金港和北部瓦迪哈勒法之外的大部分苏丹地区。1884—1898年，苏丹萨瓦金和埃及边疆省的英埃当局通过粮食禁运和贸易封锁，持续引发苏丹粮食短缺和饥荒，试图通过粮食战争重新征服苏丹，其中萨纳特西塔饥荒是19世纪80年代粮食战争的高潮。英埃当局的粮食战争有效地遏制了马赫迪军队的进攻。1898年，马赫迪国家覆灭，英埃政府重新统辖苏丹全境。马赫迪国家的覆灭，在一定程度上是粮食危机的发展结果。

  美苏之间的粮食战争。苏联成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深陷与美国的军事竞赛之中，举国之力发展重工业，对于粮食问题一直不够重视，以致其长期依赖粮食进口并且进口粮食的85.5%都来自美国。1963年，全球粮食危机，苏联粮食严重短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苏联实施严厉的粮食禁运，苏联动用了三分之一的黄金储备购买粮食方得缓解。1979年苏联进攻阿富汗，美国宣布取消1700万吨的对苏联粮食出口合同，同时联合加拿大、澳大利亚及欧洲等国同步实施对苏联长达15个月的粮食禁运。1985年，里根政府实施“逆向石油冲击”战略，国际油价在不到五个月的时间内从每桶30美元跌至每桶12美元，苏联外汇收入锐减，政府不得不紧急向西方国家寻求粮食援助以及贷款。美苏粮食战争也为苏联解体埋下了伏笔。

  美国对中国的粮食禁运。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美国等西方国家随即对中国实行包括粮食在内的全面封锁和商品禁运，试图通过破坏粮食供给引发社会动荡，进而颠覆新中国政权。美国对中国的禁运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刘宇等，2010）。1959—1961年，中国经历了历史上极为罕见的大饥荒，美国决定利用这一契机迫使中国在台湾等问题上让步。1962年，美方提出中方用黄金储备向美国购买300万~500万吨小麦，或者中国放弃对台湾岛的主权要求，那么美方将同意以长期和低息赊销的方式每年出售上千万吨小麦给中国。虽然中国没有屈服于美国的压力，但国内大量人口承受了饥饿的痛苦。

  三、中美大豆战仍在持续

  自美国发动中美贸易摩擦以来，一些专家提出通过调控大豆进口量反制美国对我国的遏制。其实美国早就发动了针对我国的大豆战，只是我们麻痹大意，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第一，长期收集我国大豆品种资源，其大豆单产、品质都已超过我国。我国是大豆起源国，在大豆单产、品质方面长期具有优势，但美国通过各种手段大量收集我国大豆品种资源，并用现代技术特别是转基因技术培育新的大豆品种，形成产量高、高蛋白型、高油型等不同的品种。

  第二，逼迫我国由大豆出口国转为进口国。1994年以前，中国大豆基本自足，并少量出口。此后，由于美国大豆产量高、成本低，美国大豆到岸价格比我国大豆每千克便宜0.1~0.5元，使我国大豆丧失市场竞争力，我国不得不大量进口。2019年，我国大豆进口量达到8859万吨，占全年大豆消费量的86.69%。

  第三，控制我国大豆榨油工业市场。大豆直接影响食用油和饲料供给，大豆压榨工业与供应链成为中美大豆产业争夺的关键。2001—2004年，因炒作中国需求，美国大豆从415美分/蒲式耳炒到1064美分/蒲式耳，3年上涨156%。同期，中国大豆价格也跟涨，导致东北豆农大量扩种，国内压榨能力也大幅增加。从2004年4月起，国外大豆价格暴跌，短短7个月时间，美国大豆从1064美分/蒲式耳跌到500美分/蒲式耳，下降53%。国内大豆价格随之暴跌，豆农巨亏，众多国内压榨企业巨额亏损，外资乘机低价收购布局，基本上控制了中国的压榨工业。

  外国资本在控制了中国的压榨市场后，开始追求最大利润。从2006年开始，一波更大的上涨潮开始，美国大豆从500美分/蒲式耳一直涨到2008年7月的1654美分/蒲式耳。中国市场的豆油从5000元/吨最高涨到15000元/吨，上涨了200%，豆粕从2000元/吨涨到4000多元/吨，导致国内的食用油和猪肉价格在2008年达到一个高峰。大豆战争虽未对我国国计民生产生根本影响，但对中国大豆产业链的自主水平及自给能力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四、我国遭遇粮食战风险增加

  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开局之时，迎来世界百年巨变，遭遇美国疯狂遏制。我国是世界粮食进口大国，大量粮食、肉类都从美国进口，随着中美关系的剧烈变化，我国面临粮食战的风险明显加大，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第一，部分品种对外依存度大，容易受制于人。虽然我国实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目标，但部分农产品对外依存度很高。《中国农业展望报告（2020—2029）》显示了2019年我国主要农产品对外依存度：大豆为86.69%，牛奶及制品为33.54%，植物油为28.70%，食糖为21.32%，牛肉为19.93%，羊肉为7.40%，猪肉为4.74%。我国也是全球最大的饲用豆粕和牧草进口国，2017年豆粕进口占饲用总量的30.9%，牧草进口占国内牧草商品流通量的23.83%。由于我国农产品对外依存度高，所以在危急关头，农产品出口国可以通过给农民补贴的方式来限制对我国出口，我国则可能面临粮食或饲料短缺的风险，极易受制于人。

  第二，进口粮食来源集中度高，风险大。2018年，前三大进口来源国的粮食进口量占进口总量的比例：大豆为95.64%，玉米为96.07%，大米为87.37%，小麦为77.91%。进口来源国集中，极易因气候、经济、外交等变化导致供应链断裂。在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的今天，我国粮食安全风险明显加大。

  第三，粮食运输通道较为单一，容易受限乃至中断。粮食进口来源集中，导致粮食运输线路较为单一，大部分粮食进口通道依赖海运。从美国、加拿大、阿根廷、巴西、澳大利亚及欧盟等国家和地区进口的粮食，海上运输航线较长、路线单一，面临各种风险和不确定性。印度洋—马六甲海峡—南海是我国粮食进口的重要通道，也是安全系数较低的通道。该通道沿线存在着政治不稳定的地区和海域，海盗活动频繁，沿线遍布他国军事基地。国际航运咽喉马六甲海峡是我国进口粮食运输的必经通道，他国对马六甲海峡具有极强的管控能力，突发性的政治、军事及社会事件等，都可能导致粮食运输中断。

  第四，国际粮食市场是卖方市场，我国缺乏市场话语权，粮食禁运风险仍然存在。粮食禁运主要是指出口国的禁运，目的多在于对某一进口国给以惩治或报复，或者是为了优先保障本国供给和物价稳定。由于国际粮食市场是卖方市场，美国和法国的四大国际粮商仍然控制着国际粮食交易80%的份额，我国在国际粮食市场缺乏话语权，而我国又是最大的粮食进口国，面临的粮食禁运风险较大，目前应对禁运的手段有限。

  五、打赢粮食战的战略与战术

  粮食稳则国家定。为了打赢粮食战，我们“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既要在战略上做好顶层设计，又要在战术上制订各种预案。

  （一）做好打赢粮食战的顶层设计

  第一，把“保粮食安全”作为国家稳定与发展的重大战略。我们要始终牢记“饭碗要始终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把农业、粮食生产摆到重中之重的位置。要确保做到粮食产能不出现下滑，粮食不出现大幅减产，特别是要保证粮食主产区的生产能力不下滑。

  第二，实施“大豆进口替代工程”，降低大豆对外依存度30个百分点左右。我们要以降低大豆对外依存度为目标，做好顶层设计，以改良大豆品种、增加大豆播种面积、培育内资大豆压榨企业等多种途径，使大豆对外依存度由85%下降到50%左右；同时，我们也要提升大豆、牛奶、植物油等对外依存度高的品种的产能和自给率，以防国际粮食市场长期动荡乃至粮食禁运，确保国内食物供给，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

  第三，建立多元、长期、稳定的进口源，保证有粮可买。目前，我国进口的主要粮食品种局限于少数农业发达国家。要掌握粮食贸易中的主动权和话语权，我们就要实行多元化的粮食进口战略，分散进口来源风险，同时也要利用中国农业科技优势，鼓励农业企业走出去，开展粮食生产、贸易等方面的国际合作，进行全球化布局。在与国际大粮商的同台竞争中不断提升竞争能力，争取更多的国际市场话语权。

  第四，开辟新的国际粮食运输通道，确保粮食安全运输。战争时期，粮食运输线就是生命补给线。粮食国际进口运输通道的安全，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整个国家的粮食安全，国家粮食进口通道的安全和可靠性必须得到慎重考虑。

  第五，提高海上粮食运输线的保卫能力。在运粮方面，我国应充分利用军事外交实力，为粮食运输通道畅通和运输安全做保障。只有努力提升综合国力，壮大国家经济、外交、军事实力，我国才能为可能发生的粮食战备足武器弹药，面对禁运和封锁才有反制能力。

  第六，建立“人类粮食命运共同体”。针对人类共同面临的粮食安全问题，我国要联合有关国际机构与国家，建立粮食安全命运共同体，互相学习、互相支持、互相保护，确保国际粮食安全。

  第七，探索“国际粮食援助”的新途径。我们应倡导“粮食就是用来吃的”，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减少非粮化消耗，优先保障人类生存；通过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国际机构，优化、强化对缺粮国家或地区的稳定、长远支持方案，提高其粮食生产能力；鼓励粮食过剩地区和人群对粮食短缺地区和人群进行无条件的食物援助。

  第八，优化粮食产业链生态，减少政治、资本等势力对粮食的控制。粮食战争、粮食禁运、粮食价格波动等影响粮食供应的事件，很少是由粮食生产能力和消费水平变化引起的，更多的是政治、资本等势力对粮食市场的操控。要提升全球粮食生产能力和贫困人口的粮食获取能力，我们就必须减少各种势力对粮食市场的恶意操控，降低粮食价格大幅波动对粮食生产体系的破坏，优化粮食供应链生态，建立粮食生产者、贸易商、消费者协调互利的粮食供应链体系。

  （二）夯实打赢粮食战的对策措施

  第一，加强粮食战略储备，确保一年左右的战略储备。在确保6.7亿吨国家粮食库存能力的基础上，政府应采取措施鼓励农民、居民以不同形式储存粮食，同时要切实保障战略粮、肉类、油料、饲料粮等重要粮食和食物品种的战略储备，进一步提高粮食与食物储备体系的能力与效率，确保一年左右的粮食储备，保障在重大灾荒和人为制造粮食危机时粮食市场的稳定。

  第二，强化加工与供给能力，确保哄抢危机时不缺粮、不涨价。政府要建立粮食市场监测预警和调度系统，保证危机突发情况下粮食的稳定、足额供应，让恐慌的老百姓随时都能买到足够的粮食；同时要建立粮食调度和管控的战时指挥系统，统一指挥调度；要防止哄抬物价导致社会动荡，也要防止对手以价格战等手段损毁国内的粮食供应链。

  第三，充分发挥企业的作用，建好主要农产品产加储销产业链。通过粮食生产与经营体制的改革，我们要把主要粮食品种作为战略产品，建立若干以企业为主体的食物产业链，并将其作为政府粮食储备体系的重要战略补充，充分发挥企业在保障粮食安全中的作用。

  第四，开展危机教育，沉着应战。政府应开展全民的危机教育，鼓励居民家庭适当保有一定的粮食和食物库存，做到有备无患；同时也要制订各种突发情况的应急预案，并按照预案对各种突发情况下的粮食和食物供应开展演练，让广大居民在面临危机时不慌张、心中有底，能够沉着应对。

  ※以上内容均摘选自《中国粮食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