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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月枝（西门菲莎大学加拿大国家特聘教授） 01当代国外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偏颇
1.西方中心主义
第一，仅仅对欧美普世主义进行揭露和批判，或者从东西方互构性和东西方二元论本身如何掩盖两者内部的复杂性角度来解构“西方”是不够的，问题在于这种解构脱离其他文明对“西方文明”的直接与间接贡献，是非整体性的世界历史观。
正是在西方中心主义的框架下，改革开放时代的传播与中国工人阶级的问题不仅被归结到现有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的劳资关系范畴，而且被置于道义制高点。这里的一个隐含前提是，中国直到改革开放前还是一个“前资本主义”社会，由于改革开放使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接轨”，学者们也终于可以漠视国家政权性质和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区别，把传播领域的劳资矛盾和劳工的表达问题当作“普遍”问题，来讨论全世界“信息劳工”联合的可能性了。然而，没有比这样的理论前提更能体现西方中心主义了。
一方面，中国最晚至鸦片战争，就不是一个“前资本主义”国家了；另一方面，自从1949年在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基础上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社会就具备“后资本主义”性质了。如果必须套用“历史阶段论”，那么，甚至可以说，1949年之后，在政权性质和全球史“阶段”上，中国已经比资本主义核心国家更“先进”了，而中国工人阶级历史性斗争的阶段性成果，也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宣称的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中了。
中国在与全球信息资本主义整合过程中的劳工与传播问题十分重要。然而，对这个问题，是套用核心资本主义国家语境下的劳资关系框架或后殖民语境下的“底层抗争”框架来分析，还是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过程的复杂的、动态的国家与阶级／阶层权力关系逻辑来理解，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学术立场问题，也是一个需要警惕的西方资本主义知识霸权问题。
第二，由于传播政治经济研究把历史时间零点定为现代欧洲工业资本主义的崛起，并相应地把认同政治的对象锁定为作为资本主义“掘墓人”的工人阶级——这是在批判和对立意义上的现代认同政治的奠基时刻，现有研究往往在强调阶级不平等的同时，忽视人们在国族、种族、族群、性别、宗教、地域归属等方面的认同和情感，更看不到阶级认同与其他认同的复杂交互关系。
这一方面暴露了欧美白种男性都市知识精英自身的社会与文化认同局限，另一方面也暴露了他们的理性主义和认知主义偏颇。尽管欧美传播政治经济研究批判资本和市场理性，也谈基于阶级认同的“团结”，但是，这些研究不但不能充分处理国族、种族和族群问题，而且对欧洲世俗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自主的主体”概念也没有进行充分的反思和批判。而白人种族主义、男权中心主义和阶级偏见又往往导致女性和少数族群被推向“非理性”和“感情”的领域。
第三，与西方中心主义共生的，是这一领域的城市中心主义偏颇。在空间上，农村是资本主义圈地运动的牺牲者，在资本主义都市的边缘；在线性发展逻辑上，农村是“前资本主义”和“前工业社会”，必然被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工业社会所代替。这是国外传播政治经济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共享的理论前提。此外，农村人口不仅被排除在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和文化生产过程的分析之外，而且被排斥在对媒体消费者角色的研究之外。
相形之下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原住民大陆国家”，新中国之所以能“去依附”，“靠的是亿万农民”；而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思想与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在解决落后国家现代化问题上的成败比较，也恰恰是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野理解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关键。如果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之一是西方语境下的工人阶级抗争意识是如何被消解的，那么，中国革命因为有了“共产党领导”这个“制度变量”，就把处于原子状态的中国农民锻造成革命的主体，变成推翻“三座大山”的“先进”力量，而这一历史性过程也就成为传播政治经济学中“中国的挑战”议题的历史性内涵。
2.资本主义中心主义
在“后冷战”时代，本学科学者在批判资本主义的信息化、数字化、人工智能化与监控化转型的同时，不但清除了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遗产，而且否定了诞生于20世纪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后殖民主权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作为社会正义捍卫者的角色。这在客观上强化了“历史终结论”的学术氛围，使这个早已破产的命题死而不僵，甚至深刻影响了国外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界。
总之，一方面，欧美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批判资本主义，在原则上认可社会主义作为替代性制度；另一方面，西方中心主义、白人种族主义和教条主义等因素的结合，以及社会主义运动在实践中的挫败和问题，导致他们对现实存在社会主义运动的漠视、否认，甚至基于白人种族主义和“文明等级论”形成了“你不配革命式”的不屑。其结果是，在欧美政治经济学者的理论视野中，社会主义永远成为了一个“将来时”，而不是一个至少从十月革命开始就产生了改变世界格局的持续影响的“现在进行时”。要克服西方中心主义和资本主义中心主义叠加的学术政治影响，就需要把后冷战时代的“东方国家”向“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政治转型”的问题意识，反转回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型”的问题意识，从而真正体现政治经济研究学者在讨论本学科的“历史性”特征时所强调的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与矛盾性内涵。
在去冷战化和破除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及接续“解放、社会主义”叙事这一方面，中国学者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和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这一领域“中国的挑战”当下的内涵之一——即如何从传播学的视角，阐释一个人口总量相当于所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人口总和的后革命东方大国的“崛起”。这不是把“先进的欧洲”和“落后的东方”的西方中心主义和资本主义中心主义叙述颠倒过来，构建一个列宁意义上的“先进的东方”和“落后的欧洲”的新二元论，而是对西方中心主义和教条化马克思主义的双重超越。
3.人类中心主义与“人类纪”的偏颇
当东西方批判学者通过知识去殖民化的努力，开始重新想象“更高层次的世界图景”时，地球上承载生命的生态系统都已经岌岌可危了。这要求我们在人与自然关系层面反思西方中心主义和资本主义中心主义的偏颇。当然，这种反思也一直内在于批判传播研究的学术实践。
如果正在崛起的环境传播研究挑战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人和自然关系盲点，那么，在更广阔的气候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2000年开始流行的“人类纪”概念，则把人和自然关系问题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它认为人类已经成为影响地球进化的地质力量。然而，我们不得不警惕，“人类纪”概念是否带有资本主义中心主义的知识霸权烙印？我们有必要追问，当下的生态危机，是人类本身的问题，还是人类社会中的资本主义全球霸权和消费资本主义这样一个特殊世界历史时代的问题？
更深层的问题还在于，农业、生物技术与健康医药等领域的跨国垄断资本集团通过对基因信息的操纵以及对地球上生物资源的攫取和控制，威胁到了生物多样性和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气候变化也可能带来新的自然灾害和新型病毒的产生及灾难性全球传播。更可怕的还有生物武器的威胁及美国是唯一拒绝在《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议定书上签字的国家这一事实。所有这些都表明，“人类纪”概念的命名一方面把人类本身对自然界的影响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另一方面也有在学术话语层面转移矛盾焦点的效果，而这也是西方中心主义和以美国为核心的资本主义中心主义的表征。
我们发展有中国社会主义视野的21世纪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需要重新打开东西方历史性对话，从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和推进生态文明转型的高度，反思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发展主义偏颇和重构“发展传播学”，进而克服现有传播政治经济学在发展问题上只有负面批判而没有建设性问题。
02跨文化转型、中国社会主义与第二次“文艺复兴”
1.跨文化转型与“作为方法的中国”的挑战
中华民族是一个以文化认同而不是血缘来定义自己的多民族共同体，文化的濡化作用在国家与社会层面历来得到高度重视。与此一脉相承，文化领域在现代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现代国家建设中有特别重要的地位。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现代中国史的真正开端性事件，新文化实践展示了现代中国对“前现代”中国的全面否定和决裂，毛泽东时代对“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自我意识强度和实践的多样性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其他国家不可企及的。
中国革命一开始，中共领袖们就善于有意识地调用精英和大众层面的文化资源，通过“文化动员”让普通民众加入革命，让他们从中国传统价值观和实践层面理解革命的目标，从而使共产主义“中国化”。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者，早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就开始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锻造和文化领导权建设实践。
今天，作为文化领域“不忘初心”的体现，“重返‘人民文艺’”已然成为时代新声。要深化马克思主义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的文化内涵，就需要在思想和价值观层面理解“文化”在“信息、传播和文化”相互构建的“三元一体”结构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作为“身份认同、意义、尊严和社会创新源泉”的关键角色。同时，针对“逆全球化”语境中的本土主义、民族主义、文明主义、极端主义的崛起，需要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下，在承认民族国家与“民族文化”的边界性和独特性的互构关系过程中，超越各种形式的文化本质主义和原教旨主义，强调“文化”作为一个动名词的混杂性、交互性、过程性和开放性内涵。
总之，如果“启蒙”是欧洲的，也是世界历史性的，它受到包括中华文化在内的优秀人类思想的影响又反过来影响了近现代中国；那么，中国革命是中国的，也是世界历史性的，它深受法国大革命和巴黎公社特别是十月革命的影响，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拥有中国内部的社会发展逻辑和思想文化土壤。从这个意义上看，20世纪的中国革命是一场真正的“跨文化”革命，在此过程中形成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与实践以及整个中国信息、传播与文化体系，也早就具备“跨文化”特性了。
与传播学科中带有殖民主义和美国文化霸权主义胎记的、主要聚焦于不同族群之间的人际传播的“跨文化”概念不同，我们致力于构建的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中的“跨文化”概念，特指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扩展中的不同文化体系在不平等权力关系中的碰撞所导致的文化转型过程。这一概念不仅突出不平等权力关系和殖民地原有文化的失却，而且强调这一过程中的主体能动性和文化“互构”的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将传播、政治经济结构和社会发展等问题放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内不同文化间的碰撞过程中来分析，聚焦社会体系的动态转型与历史性演变过程以及传播与文化的社会历史嵌入性和社会主体的能动性。
因此，“作为方法的中国”的挑战，与其说是作为实体的东亚大国的“崛起”对现有不平等世界体系的改变，毋宁说是一个明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的东方社会主义国家所提供的另一种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启示。
2.“世界社会”中的中国社会主义道路
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性质、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是经过革命、建设、改革长期实践形成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相统一的成果，凝结着党和人民的智慧，具有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
在总结了从“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到“以和为贵，好战必亡”的和平理念等一系列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这一表达，不仅体现了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概念，而且也是对本文所讨论的“跨文化”过程的精辟概括。
社会主义不仅是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阶段的一个社会形态，而且也是一个现实世界历史中的运动。从它出现的那一天起，社会主义作为一项“世界历史性”的事业，就是在与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曲折推进的，而每一个时代和每一个具体地域又有不同的主题和斗争内容，为推进这一整体性的世界历史事业做出不同的贡献。
在核威慑下的网络时代，信息、传播与文化领域的斗争已经成为世界社会主义振兴最为关键的场域之一。
在国际层面，这意味着中国要在一个多种社会制度共存的全球“世界社会”里的信息安全和互联网治理等领域，“以务实姿态采取‘博弈式融合’参与全球体系，又辩证地在物质、体制、观念层面保留关键性的自决能力”。同时，中国需要在深化对帝国主义和“亲美恐美”与“亲美反共”意识形态的批判基础上，强化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并在尊重文化多样性、“差异的普遍性”，以及实质性地解决发展的不平衡性过程中，超越新自由主义资本全球化的局限，从人类解放和人类社会共同福祉的高度，推进世界一体化进程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在国内层面，这也必然是一个充满矛盾和曲折斗争的过程。在这一斗争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主导地位十分重要，而这一话语被各种社会力量内化和重新言说，以及不断展开的使国家和市场从属于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日常斗争，更是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要义所在。
总之，社会主义在当下中国的发展及其世界性影响的扩大，必然是一个充满挑战的内外因素互构和上下力量互动的世界历史性过程的一部分。
3.“共产主义道义经济”与“第二次文艺复兴”
在《中国与全球资本主义》一书中，林春指出社会主义的“中国模式”应该包含以下四个基本原则：强有力的社会主义国家，强大的公共部门，民生优先导向的发展，以及社会的组织、参与和力量。
以此为基础，她所勾画的“共产主义道义经济”有如下内涵：至今还拥有近一半人口并坚持集体土地所有制的中国乡村是社会主义创新的“新根据地”；重新组织起来的、作为社会主人的“直接生产者”是主体；以包括信息在内的公共资源的公正、合理和有效使用的知识共同体生态系统为基础的“社会化市场”是载体；工作不等同于雇佣劳动、能维持基本平等的生活需要和抵御风险的普遍基本收入是保障；“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是基本原则。
针对生产力越是发展，经济对媒体和信息的依赖性越强，工作变得更自主、更灵活、更广泛，更难于被局限在私人产权和雇佣劳动容器内的这些状况，林春指出，只有她所想象的社会主义实践，才有可能总揽公地、社区、共产主义、传播、共同体文化这一系列有内在联系的概念。她更进一步指出，也只有这样的社会主义实践，才能让“全社会参与”代替那个不可能实现的所有人都能找到有工资收入的雇佣劳动的“全部就业”这一“乌托邦目标”，从而真正超越没有工作或缺少保障所带来的苦恼和羞辱。
总之，这是一个真正超越了资本主义工业化、城市化、商品化和同质化的城乡协调发展的政治经济模式；而中国革命的成功、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发展，以及短缺经济的结束和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已经为这一道义经济模式奠定了基础。站在2020年全球抗击新冠病毒大流行、各种形式的“普遍基本收入”或“国民基本收入”理论和实践成为政策和实践热点的历史节点上，我们更有理由相信，这一模式不仅为未来全球经济的后工业和后资本主义导向发展提供了想象空间，而且在城市化道路走入死胡同和生态危机、粮食安全危机不断加深的时代，为克服贫富分化、城乡分裂和超越人与自然新陈代谢关系断裂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
新冠病毒大流行已然把“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生活”这个问题摆在人类面前。大规模失业使现代意义上的“工作”与赚钱谋生的关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虽然普遍基本收入目标在现有生产力水平上是“完全可能实现的”，但是，“它能否真正实现，将取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伦理在多大程度上允许被改变，因而也必然取决于阶级斗争和政治权力格局的变化”。现代雇佣劳动这一历史建构的转型和“普遍基本收入”的建立注定不仅仅是经济和政治层面的事情，而且需要一场触及灵魂的“文化革命”。
如果西欧“文艺复兴”把人从“神”那里解放出来，那么新时代的文艺复兴则需要把在资本主义现代性中“过度膨胀”或异化的人——无论是人与人的关系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层面——还原为一个“和谐”的人。与马克思的“异化”概念密切相关，这一意义上的“文艺复兴”必然要求克服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异化劳动”，并在让劳动不再是基本收入的必要条件的前提下，使劳动成为“第一需要”。
对于社会主义传播政治经济研究来说，这意味着，与其按照“资本主义中心主义”的思路去讨论如何计算“受众商品”在看电视、看手机或电脑上玩游戏时是否产生了“剩余价值”，或者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框架内讨论“交易生成的信息”的价值化挑战，不如按照“共产主义道义经济”中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原则，重新定义劳动，让媒体消费和信息交易成为整个社会化的文化和信息生产的有机组成部分。
融通中西的“共产主义道义经济”和“第二次文艺复兴”的讨论，是我们突破冷战传播学和资本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术想象力局限，构建21世纪社会主义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思想资源。
03社会主义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问题意识初探
1.国际斗争
一国建不成资本主义，一国也建不成社会主义。因此，国际领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就变得非常关键。中国如何接续20世纪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和建设，20世纪70年代的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斗争，以及本世纪以来围绕文化多样性与互联网治理民主化的议题，在推进更为平等公正的全球传播秩序过程中，开拓世界社会中的“解放、社会主义”话语的表达空间？
从中国社会主义视野回答这个问题的第一步，是回归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所构建的全球传播秩序的帝国主义本质和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国主义“初心”的认识。从在帝国主义控制下的上海租界中开启其秘密诞生的时刻开始，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个反帝反资的社会主义存在；同样，天安门城楼上那句“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的口号，也彰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追求超越族群主义身份认同政治的更高层次人类团结的国际主义立国许诺。韬光养晦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不输出革命和意识形态的现实，也无法阻止美帝国中的新麦卡锡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的反共和反华信息传播战以及更大范围的“新冷战”攻势。
从反帝国际政治高度和跨文化视角出发，中国传播政治经济学者需要反思那些去政治化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框架内的“国家形象”和“软实力”研究，以及以美国帝国主义文化与传播制度为模版的、一厢情愿的中国“对外传播策略”研究。这意味着，要冲破当代国外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西方中心主义以及各种二元对立偏颇，把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运动的那句未来指向的“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口号，与中国革命历史相连接——以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为标志，中国人民就在列宁的国际主义原则指导下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启了建设这样的一个“新世界”的斗争。
正是在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新闻传播理论和实践得到了丰富与发展。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传播历史研究和对苏联的传播成就，以及苏联如何“建立了一个媒体帝国但输掉了文化冷战”的教训的分析，到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文化治理经验与教训总结以及改革开放过程中信息、传播与文化领域“与狼共舞”的态势分析，再到当下最为前沿的中国政府与社会如何在后美国时代的“全球互联变局”中发挥主体性，“为建设智慧社会提供面向未来、面向全球、立体多维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有社会主义视野的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必须立足于传播与一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兴衰历史过程的互构关系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围绕利益之争和价值之辨发展出既有前瞻性又有反思性、既有国际性又有民族性的学术思想。也只有这样，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的“四大特质”才能更加充分地得到表达。
2.技术政治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但技术从来也不是自主的力量。在20世纪，中国共产党以“小米加步枪”的技术劣势，以从“农民诉苦”到农村有线广播的最广大民众的传播赋权和人主体性锻造，获得了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然而，也正是在20世纪的热战和冷战中，人类的信息传播技术经历了从无线电通信到卫星通信和互联网技术的飞跃。从生产力的“最后”决定性作用角度，社会主义要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就必须“师夷长技以制夷”——这里的“夷”与其是原意中的“西方”，毋宁是资本主义——即在与资本主义的技术竞合中取得工业化和信息化的主动权。这是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也是一个充满国内外斗争的过程。
当下，虽然中美之间的技术战已经全面升级，在这一过程中，如何更好地定义、维护和发挥国家主权及国家在科研投入、产业政策和市场培育等方面的关键作用，在巩固和捍卫中国在5G等领域的技术发展成果的同时，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量子通信等新一轮网络和传播技术与产业发展中争取全面领先，从而为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先进的技术和产业基础？
更重要的是，在积极参与后美国全球网络秩序的构建和国家、市场、技术、资本权力在国际和国内两个场域的各种结合方式中，如何实现国际主义原则、中华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的最大化？
最后，从技术的社会性构建角度，在中国从技术追赶者到领跑者转型的关键历史机遇期，传播学者如何超越对现有信息技术在使用层面的“后卫”研究，促进传播技术创新的核心价值取向和体制机制安排更好地服务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和公共服务的需要？
3.意识形态、所有权与控制
如果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关注点之一就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统治在维系资本主义制度中的重要作用，那么，逆流而上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立和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巩固，必然是社会主义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议题。虽然意识形态被认为是“上层建筑”，它不但有相对独立性，而且在特定条件下能转化为物质的力量，并在历史发展中起着方向性的作用。
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领导权重建方面成果卓著，全民族的文化自信不断增强。与此同时，美国各种“脱钩”言行和新冠肺炎疫情语境下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矛盾激化所产生的“反面教材”效果也日益明显，使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局限性和白人种族主义剥削和压迫本质更加昭然若揭。然而，总体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中的“西强中弱”态势尚未完全扭转，不断加剧的帝国主义文化巅覆和代理人新“文化冷战”更通过无孔不入的海外与港台网络水军，在中国舆论空间兴风作浪。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日益尖锐的斗争中更加深入人心？更重要的是，面对新自由主义跨国话语联盟在后疫情时代的空前危机和各种“甩锅”企图，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信息、传播和文化领域如何从被动应对外部批判转为主动引领，进而在把中国话语推向世界的同时，赋予民主、人权、自由、平等、博爱新的内涵，把这些“西方创造的价值提升到人类的高度”？
与意识形态问题互为表里，信息、传播和文化产业的所有权、控制、广告资助等问题一直是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的中心问题。所有权是控制权的必要基础，让传播领域从私人资本控制和牟利的动机中解放出来是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理论和实践的重要内涵。在中国当下的数字传播政治经济结构中，国有资本在传统媒体领域的主导地位已经无法与私人资本在网络媒体领域的主导地位形成匹敌之势。以“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为目标的媒体融合战略在落实过程中，也面临严峻挑战。
在这样的所有制格局中，中国共产党如何贯彻新闻传播的党性原则？如何实现“正确舆论导向”不分信息传播的平台和内容类型的“全覆盖”要求？如何在“人民民主专政”和保障人民群众的信息传播与文化权利基础上，有理有力有度有效管控和引导私人资本主导的网络公共舆论，节制网络传播领域的资本话语权力，保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如果一个去消费主义化的信息、传播与文化环境是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的题中应有之义，那么，21世纪的社会主义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应该如何引导广告业和更广阔的信息传播业向更符合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转型，并在此基础上重新想象全媒体与“流量经济”和“直播带货”时代的信息传播产业链结构和经济模式？
4.从“受众商品2.0”到跨文化社会主义传播主体
归根结底，任何结构层面的问题都要落脚于群体和个体创造力的发挥和社会福祉的最大化，而这涉及特定社会关系中的劳动者、消费者和公民等各种交互复杂的主体身份的濡化与型塑。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外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数字劳工和“受众商品2.0”研究的引入，以及“新闻民工”“码农”“996”这些本土化批判传播学概念的产生，基于劳资关系的批判性视角已经成为传播研究中的一个分析框架。
然而，如前所论，劳工问题不是孤立于一个国家工业化发展阶段和一个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中地位的存在。虽然私营经济是中国最大的就业领域，但劳动不能仅仅在资本主义中心主义框架下的劳资关系层面被概念化。
在中国的信息、传播与文化领域，发挥主导和引领作用的群体包括各部门和各级党政干部，信息、文化和传播产业管理者，以及一线的技术创新者和内容生产者。这些群体的“三观”、主体意识以及在不同所有制和劳动条件下所产生的对劳动的认识与体验，是社会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应该关注的问题；而一旦超越了资本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负面批判学术取向，我们就可以在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过程中，全面地、实事求是地研究信息、文化与传播领域不同劳动群体的客观劳动状况与主体意识。
在日益激烈的国际与国内舆论斗争中，各种舆论场中那些有高度话语政治和文化认同意识的参与主体，也不是“间接数据生产者”“受众劳动”和“产销合一者”这些概念所能涵盖的。以此类推，虽然国外学者对“监控资本主义”的批判十分深刻，但是，基于“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和自由主义框架中的“个人隐私”概念的反监控话语，能在多大程度上抗击国家的信息控制和资本寡头的信息霸权？
实际上，在传播技术的近用和文化赋权问题上，中国的信息传播网络与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在普惠性发展方面比许多后殖民发展中国家、甚至美国做得更好，这方面成就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最好诠释。基于此，有中国社会主义视野的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在重构“传播与发展”或“发展传播学”方面有广阔的理论前景，而信息、传播与文化在坚持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又是问题的关键。
04结语：重访“新地球村”的想象
中国这个由古老的东方文明嬗变而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奏出了一个世纪的政治革命、文化革命与经济革命命运交响曲后，2012年中共十八大又制定了统筹推进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与生态“五位一体”的战略。五年后的中共十九大上，“乡村振兴”也被上升为国家战略。这标志着华夏文明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有可能最终扭转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城市消灭乡村的命运。与此相关，中国所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中不但包含传播基础设施方面的互联互通，还包括“民心相通”这一颇有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愿景。这一切都在改变全球信息、传播与文化流动的格局，而对外延伸的“一带一路”和对内深化的“振兴乡村”，更是“构成涅槃中的中华民族这只凤凰的双翅，也是我们得以展开‘新地球村’想象的一对理想之翼。”
尽管在一个民族主义和孤立主义高涨的“逆全球化”时刻展开“新地球村”的想象显得不合时宜，新冠病毒的全球大流行更加强化了孤立主义意识，但是，循环往复是事物运动的规律，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结构性危机中，包含着一个推进更包容更平等全球化进程的新转机；在被现代化、城市化与生态危机所侵蚀现有“地球村”中，孕育着一个弥合中心与边缘鸿沟、跨越城市与乡村分野，以及不同族群的人与人之间为了他者的生命安全而相互守望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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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2-30 09:4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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