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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负担重不重?
近日,记者围绕这个问题采访基层干部
其中,一位居委干部
融汇数学、物理学知识的高水平“吐槽”
令人印象深刻!
他用巧妙的比喻和计算题来回答
假设发豆子对应的是布置工作,数豆子对应的是检查工作,收豆子的对应的是总结工作,从简单的数量关系来看:
→居委的工作量从1变成了 1×3
如果发豆子、数豆子和收豆子的是同一个部门,那么工作量只是乘以3,但是如果发豆子的是一个部门,数豆子和收豆子的是其他好几个部门,是N个部门:
→那么工作量就是 1×3×N
发豆子的部门有多少个?现在几乎所有条线部门都可以往基层布置工作,因此有多少个条线部门就至少有多少个发豆子的部门:
→工作量就是 N×3×N
一个部门一年向基层布置的工作数并不只有1项,假设是N项的话:
→那么工作量就变成 N×N×3×N
3个阶段只是一般工作的最低环节数量配置,有时同一项工作可能不只布置、检查、总结3个阶段,还会增加其他环节,比如各种调研、推进、走访、接待、参观、座谈、交流、回头看:
→那么工作量又会变成 N×N×N×N
总结一下
基层工作量的粗略算法就是:
N1×N2×N3×N4
其中,N1是条线部门数量
N2是每个条线每年布置到基层的工作数量
N3是同一项工作所分设的阶段环节数量
N4就是参与事中督促检查
和事后总结考评的部门数量
看到这里是不是有点懵了?
不过细想想,还是挺有道理的……
那么,造成“N1×N2×N3×N4……”
基层干部感觉负担重的原因是什么呢?
条与块在工作分配话语权上的绝对不平衡
如果条线布置的工作量是 N×N×N×N,那么基层对应消化处理的能力就是M,现在的问题就是N可以随便加,而对基层来说M几乎保持不变,即人手还是那些。有时候上级部门还要问基层“借人”,在增加工作量N的同时减少基层处理能力M。
一些条线部门存在思维定式和懒政习惯
现在条线部门有一种思维习惯,所有工作都可以往基层派、所有指标都可以向基层下、所有数据都可以问基层要、所有材料都可以让基层写、所有人手都可以问基层借,给你派活还问你借人。
条块间存在对工作量感知度不一致的情况
有时条线部门认为我一年只往基层派了1件活,借了1个人,但是如果所有条线部门都是这个思维的话,那么所有工作量就要×N,所有借的人也要×N,条线部门只感受到本部门对基层的负担影响程度,而基层感受到的是所有上级条线部门对基层负担影响的总和,这就是负担感知度的不一致。因为派活的部门比以前多了,这个在条线感觉不到,只有作为全部负担总和的基层才能感受到。
中间环节层层加码与层层加急
本来最高一级布置的1件事情或1份材料,30天上报,在往下转一级的过程中,转送部门为体现自身的特点就对原有的工作内容进行增加,同时为确保报送的及时性,又将报送的时限提前。每转送一级或一个部门,工作内容都比原来增加而时间都比原来减少,中间转送的部门和级数越多,工作内容的增加和工作时限的减少就越多,最后导致最高一级本来给基层合理的工作任务和足够的完成时间,由于中间转送层级的层层加码和层层加急,最后到了基层就变成了工作任务大大增加,而完成时间大大减少。
负担形式变了,但负担本质没有变
以前负担的形式主要是文和会,我们常说“文山会海”,现在“会”是少了,但是微信工作群多了,“文”是少了,但是各种工作类的公众号、APP多了,原来的开会布置变成了微信布置,贯彻落实文件变成了安装注册软件。当然,基层工作需要依靠先进的技术手段与时俱进,但运用不当也会给基层增加不必要的负担。
“围着基层转≠在帮基层干”
有的是围着基层看,只考评调研分析总结宣传,不动手。有的是围着基层喊,只提要求派指标下任务抓进度,不动手。有的是围着基层要,要各种数据材料台账,不动手。看似很多人围着基层转,但是所有增加的人员、部门、资源都没有有效转化为基层工作效能的增加,从物理学上讲就是力不做功。(来源:解放日报·上观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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