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参事室刘奇：以大食物观统筹粮食安全

刘奇（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2020年以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催发了世界各国对粮食安全问题的高度关注。部分地区出现恐慌，部分粮食出口国甚至出台严格的粮食出口管控措施。面对波诡云谲的国际大势，我国应提高警惕，站在大食物安全观的高度，多措并举、全方位保障食物安全供给。

在强调粮食安全的同时，把粮油菜肉蛋奶、鱼虾蟹食用菌及瓜果类等一切有营养、利健康的可食之物，作为一个整体范畴纳入考量并作出全面部署，树立大农业、大食物的观念，已成为全社会面临的新课题。

大食物安全观不但要满足对能量摄入的总量需要，还要满足人们日益多元的食物消费需求，必须多向度提升食物保障能力。

不但要保障主食产品供给安全，还要保障副食产品供给安全。当前我国最大的副食缺口是食用油，植物食用油自给率仅约30%。随着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国际贸易摩擦及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进口的不确定性激增，需要在稳步提升常规食用油产业发展的同时，下大功夫深入挖掘植物油生产潜能，大力发展豆油、菜油、茶油等草本及木本油料产业。

不但要开发陆地潜力，还要大力开发水资源潜力。我国拥有18000公里海岸线和大量的淡水湖泊河流资源，水产养殖潜力巨大。2018年中国水产养殖总产量超过5000万吨，占全国水产品总产量的比重达78%以上，是世界上唯一养殖水产品总量超过捕捞总量的主要渔业国家。海产养殖也积累了丰富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应加大力度，全方位挖掘水生食物供给潜力。

不但要考虑人的口粮，还要考虑饲料用粮。近年来肉蛋奶需求节节攀升，我国城乡居民膳食结构中碳水化合物比例在下降，脂肪供能和优质蛋白质摄入量不断增加。世界范围看，粮食用于口粮、工业和饲料的消费比例大体已形成4∶2∶4的结构。目前我国口粮自给率超过100%，但饲料用粮缺口巨大，在我国进口粮食中占比达到80%左右。2020年大豆进口首次超过1亿吨，应在继续推行大豆振兴计划的同时，积极鼓励饲草及菜粕生产，寻求多元化的产品替代。

不但要开发动植物潜力，还要挖掘微生物潜力。动物、植物、微生物在自然界中相互联系，缺一不可，应重构传统农业植物、动物、微生物封闭的“三物”内循环系统，提高农业的绿色化。让动物、植物、微生物“三物”思维的理念深入人心。从逻辑上看，植物是生产者，动物包括人是消费者，微生物是分解还原者，它把动植物的残渣废料包括人畜粪便分解还原再作为植物肥料进行下一轮生产。没有微生物的参与，便没有农业的生态循环。要大力开发微生物产品，比如食用菌。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基因”。我国传统种子资源十分丰富，但开发利用极其有限。尤其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育种工作推进相对较慢：一些仍在大面积推广的粮食品种已经二十多年没有更新换代；青贮玉米、特色玉米、鲜食玉米的种质基本来源于美国；种猪、奶牛、白羽肉鸡等畜禽品种的优质种质也主要依赖进口。

要全方位加大对种业发展的支持力度，推进种业变革。

一方面，建设好种质资源库，将我国传统的种子资源基因保留下来。我国已在中国农科院建有可保存粮棉油果蔬等340种作物、50多万份保存期50年以上的种质资源库，同时在青海西宁还有一座复份库，但还远不能适应需求。资料显示，从1994年到2007年，我国本土猪种市场占有率从90%暴跌到只有2%，来自国外的猪种几乎完全占领了中国老百姓的餐桌，大量本土猪种已经灭绝或者濒临灭绝。曾经被誉为“四川回锅肉标配”的成华猪，2013年的存栏量仅仅有100头左右。

另一方面，推进种业创新，增加对农业创新的政策扶持和资金支持力度，大力发展分子标记、全基因组选择、基因编辑、分子设计等现代生物育种技术，全力推进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打好种业翻身仗。

耕地是农业生产的“命根子”。我国耕地总面积世界第三，但人均耕地面积不足世界平均水平一半，用不到世界10%的耕地，养活将近世界20%的人口，这是一个伟大的奇迹，但这个奇迹的背后是对地力的大量消耗。延续这个奇迹，耕地的数量不能减少，质量也不能降低。

因此，一定要严守耕地红线，全面落实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制度，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建立起保护补偿机制，确保耕地总量不减少、用途不改变。还要持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不断改善和提高耕地的质量。要保护好山、水、田、林、湖、草、空气等农业生产的大环境，重建全社会的“生态道德”。尤其要做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和粮食生产功能区建设工作，真正做到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构建大食物安全观，是重大的民生问题，更是重大的政治问题，除了围绕种子、耕地做文章要效益之外，要有系统思维，多措并举。

高效生态是未来农业的发展方向。高效就要借鉴现代工业文明的先进技术，生态就要借鉴传统农业文明的精华经验。一是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科技含量，探索创新无土栽培、水肥一体化、立体种养、工厂化生产、庭园立体生态农业等生产模式。二是强化对农业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尤其是要提高对秸秆和畜禽粪便的资源综合利用率。三是总结提升一些好的传统生产模式，大力推广套种轮作、立体农业、循环农业等模式，积极发展粮草兼作、农牧结合的种养方式，提高土地利用率。一本被美国农民视为“圣经”的《四千年农夫》，记载的就是中国、日本、韩国农民生态循环农业方面的做法和经验。中国农业理应继承发扬，丢弃传统、邯郸学步只会贻误自己。

食物安全不仅有“量”的需求，还有“质”的要求。当前我国食物供需的主要矛盾已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城乡居民的需求不只是要买得起、买得到，还要买得如意、买得放心。传统农业生产的不可控性、食品产业大而不强、多而不优和市场信息的不对称等问题，导致我国食物质量安全仍存在诸多隐患，解决这一问题的最有效途径就是要发展标准化和品牌化。应不断完善食品标准评价体系，规范推广生产技术，制定以产品标准、试验方法标准、投入品使用准则为主的国家标准体系，支持食品协会提升行业标准，引导有条件的食品企业完善企业标准，推动食品标准体系不断健全。在制度建设方面，更要加大力度制定出台促进农业品牌发展的奖励和保护政策，将品牌的培育和保护纳入法制化轨道，严厉打击假冒伪劣产品，保护品牌形象和利益，集中力量打造一批有竞争力的区域公用品牌和国际知名品牌以及食物产业链链主和价值链链主。

疫情的严峻考验让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食物不但要产得出，还要运得走、供得上。加强政府对农业产业运行的宏观调控力度已成当务之急，完善产、加、购、运、储、销供应链，推动农产品全产业链的深度融合发展，有序搞好搞活国内农产品购销是做好国内大循环这篇大文章的关键。要不断完善预警和农业应急管理体系，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加大对供应链风险的预测力度，健全应急预案和快速反应机制，构建多部门联合联动的全产业监测体系，持续提高农产品安全风险防范应对能力。

劳动力是唯一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农业生产要素，是农业生产创新发展的源头和动力。但在现代化进程中，我国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就业，农业劳动力数量不断减少，而且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多是学历较高的青壮年男性劳动力。2019年的农民工检测调查报告显示，21～50岁的农民工占73.4%，男性农民工占64.9%。大量劳动力的外流导致农业农村出现严重的人才荒，很多地方从事农业生产的都是五六十岁的老人，他们接受新产品新技能的主观能动性弱，很难跟上发展越来越快的农业现代化进程。未来不光要向耕地要食物，还要向江河湖海要食物，向山林草地要食物，而要广泛开发这些领域，首先需要的是人力资源。鼓励各地内培外引，全面推进人才培养，是保障大食物安全的重中之重。一方面积极培养农业本土人才。按照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以电大、技校、高职院校等为载体，构建职业教育、继续教育、终身教育、农村社区教育的四位一体教育体系，培养一批懂技术、能生产、会管理、善经营、愿服务、留得住的高素质农民。另一方面建立农业人才回流和引进机制。积极鼓励和引导社会人才和资本流入农村。

据测算，满足我国食物消费需求，需要有35亿亩农作物播种面积，但即使算上复种面积，我国的农作物播种面积也只有25亿亩，还有10亿亩缺口，因此要保障食物安全，必须充分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国内方面，应继续统筹利用耕地、林地、草原、河湖、海洋等资源，拓宽资源利用和食物来源；还要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充分利用市场化手段调控生产，防止生产与价值的脱节。

国际方面，应积极开展交流与合作，通过租赁、购买土地，合作共建等方式全方位开拓国外可利用资源，鼓励农业企业走出去，打通新的食物供给渠道。

但在引入外来品种的同时，特别应注意生物安全问题。

《2019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全国已发现660多种外来入侵物种。其中71种对自然生态系统已造成或具有潜在威胁并被列入《中国外来入侵物种名单》。67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外来入侵物种调查结果表明，215种外来入侵物种已入侵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其中48种外来入侵物种被列入《中国外来入侵物种名单》。

一定区域内的物种经历成百上千年的竞争、排斥、适应和互利互动，才形成相互依赖又相互制约的稳定平衡。一旦打破平衡，整个生态系统便发生紊乱。在引入新品种之前要充分论证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坚决杜绝可能对本地生态带来负面影响的国外物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