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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人 重视学习、勤于学习、善于学习，是我党对领导干部的一贯要求。近年来，这一要求在不断升级。2010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强调党员领导干部“把学习作为提高素质、增长本领、做好领导工作的根本途径，先学一步，学深一些，作不断学习、善于学习的表率”。十八大又提出了“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新要求。
实际状况如何呢？从媒体的报道中，我们经常看到领导干部潜心读书的典型事例，但也发现,包括县委书记在内的领导干部忽视学习和读书内容不够“圣洁”的问题依然比较严重。2009年6月1日，人民网《人民论坛》发布了“万名党政干部阅读状况调查”，结果表明，大多数党政干部比国人平均阅读时间还少。在“您每周读书的时间是多少”的调查中，33.4%的受访干部每周的读书时间为0—3小时，27.6%为3—6小时。也就是说，有六成多的干部每周阅读时间是在6小时以下，而中国人每周阅读时间是8.1小时。笔者走访接触到的县委书记，多数人每周读书时间大约三、四个小时，有的除了阅读文件和参加各种教育活动翻翻规定书目，几乎很少读书。
我曾向5位县委书记索要他们的阅读书目，只有宝清县县委书记张野同志给我提供了一个20多篇目的单子，其中，精读的书目包括：曾仕强所著的《中国式管理》、《中层干部如何承上启下》、《论语》、浦东干部学院编发的《交流执政之道，共谋兴县之策》、黑龙江省县域经济学会编发的《城乡统筹与县域经济发展》等等。应该承认，张野同志读的书，据中央的要求虽有差距，但紧扣提高执政能力这一主题，实属难能可贵。
2008年末，《南方周末》刊发林培先生的一篇读者来信，则让人们看到，县级官员所读的书目，与中央的要求大相径庭。作者被几位熟识的地方官（从省、市机关下县任职）拉去宿舍聊天，发现他们书架上的“私密读物”大同小异，主要有：《官经》、《厚黑学》、《中国历代君臣权谋大观》、《曾国藩用人识人术》、《古代帝王驭人术》、《蒋介石的权术》、《孔子为官之道》、《官场文化与潜规则》、《教你如何聪明往上爬》、《易经》、《阴阳风水学》、《八字与官运》、《办公室风水学》、《八卦透解财官运》、《官运桃花》……
2009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指出：“当前领导干部读书的状况不容乐观，归结起来主要是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追求享乐、玩物丧志，不好读书；二是热衷应酬、忙于事务，不勤读书；三是浅尝辄止、不求甚解，不善读书；四是学而不思、知行不一，学用脱节。”
领导干部群体读书学习风气不浓的主要原因是什么？高层领导虽然指出“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强调“差不多”、“无所谓”、“顾不上”、“会吃亏”等不正确的思想观念影响了一些领导干部的读书学习。
从县委书记这一最具代表性的群体看，上述四种“不正确”的思想观念确实比较普遍地存在，浓化学习风气，应该注重解决领导干部思想观念、价值追求方面存在的问题。但笔者认为，大凡在多数人身上都存在的主观问题，都有客观环境上的原因，而且客观原因更具有根本性。官员读书状况不容乐观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1、主流舆论宣传调门过高，形成了逆反效应。在我们很多同志的头脑中，认识似乎决定一切，所以，各级领导，都在大讲特讲读书学习的极端重要性。从哲学上的认识论，到当今中国或县域面临的各种挑战，从古今中外思想家的精彩论断，到现实典型人物的豪言壮语，一二三四五，洋洋洒洒地论证着读书学习的全功神效。实际上，县处级以上的领导干部，很少有人不懂得读书学习能够开阔视野、陶冶情操、获取知识、提高能力。但通过读书，他们也能够了解到古今中外特别是帝国制度下“知识越多越反动”、“政治智慧靠权谋”等诸多实例；现实生活中，他们更能深切感受到德、识、能、绩、位之间，常常不统一，甚至可能相悖。那么，如果回避这些大家心知肚明的矛盾，一味进行神话般的宣传，对于这些深谙政治实态的官员，虽有些许教育引导作用，但更多的功效恐怕只能是帮助他们积累一些激情演讲和教育部下的漂亮说辞，还难免助长说大话、说假话、回避现实矛盾的不良风气。
至于读书学习上的具体要求，本来应该是号召性、提倡性的，而且应该以多数干部能达够到的程度为标准，这样，才更具有可行性和指导性。但是，我们各级组织发布的相关文件和领导人的讲话，基本不考虑实际可能性，只追求高、大、全、新、美。上网一搜，仅省级领导，就创造出诸多动人的“学习语录”。如：“学以励志、学以明责、学以立德、学以致用”；“下苦功夫、细功夫、真功夫，做到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要做到工作学习化、学习工作化和学习生活化、生活学习化”；“要知学、笃学、勤学、博学、善学”。这些充满哲理、催人奋进的号召，都非常正确英明，但除了圣贤，有几个人能做到呢？既然多数人做不到，这些要求还有什么约束力呢？
有人说，组织上的要求和号召，高一点没坏处，即使多数人做不到，也能起到一定的导向作用。其实不然。持续多年、遍布各个领域的高调宣传，已经酿成了越来越严重的“高调麻木症”：目标越高，反而压力越小，因为不必下真功夫努力达标，跟着喊更响亮的口号，提出更高的目标，然后再想各种巧妙的办法应对上级和公众就可以了；在高调盛行的大环境下，即使是比较老实的官员，说起大话空话来，也没有太多的顾虑和羞耻感。这，难道不值得深思吗？
2、在全能型领导体制下地方官常年处于超常忙碌状态，很难挤出时间读书。《人民论坛》的万人调查表明，“工作太忙，抽不出太多时间读书”成为干部阅读最大的烦恼，占被调查人数的40%。第二位的原因是“应酬太多，读书时间被挤占”，比例为22.2%。“抽不出时间”成为领导干部不读书的最重要理由。
中国社科院的一项调查表明，县（市）委书记、县（市）长周工作时长平均为55.08小时，平均每工作日为11小时。常年如此工作，不少领导干部感到身心疲惫。（7）笔者接触到的县委书记，工作和应酬的压力都非常大，常常处于“白加黑、五加二”的状态。
县委书记们常年处于忙碌状态，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制转型、现代化建设、社会稳定等各方面的任务一直很艰巨，作为执政治国骨干的县委书记理应承担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任；他们处于承上启下的位置，面向社会基层，对大量的具体事务和具体矛盾，躲不开、推不掉，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才能完成工作任务。也就是说，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身处特定位置的县级官员比其他领导干部忙一些、累一些是正常的。
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县委书记们忙到现在这个程度，还有一些体制性的不合理因素。
据社科院调查，县处领导干部总体的工作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三多三少”现象：室内时间多，室外时间少；与文件打交道多，调查研究少；和上级、同级打交道多，与下级和群众打交道少。党政“一把手”工作、生活呈“一少三多”特征：休闲少，会议多、出差多、陪同多。他们平均每周开会5.55次，花费时间约10个半小时，占工作总时间的19.1%；出差（离开任职地外出工作）频繁，每周平均高达2.5次。在每周用于陪同上级领导或本行政区域外的来访人员视察调研、参观考察等接待活动方面，党政“一把手”也耗费不少时间，平均每周为6.25小时，占工作总时间的11.3%；在陪同次数方面，党政“一把手”平均每周4次。
笔者搞不清楚社科院对县（市）党政“一把手”在接待客人上花费时间的调查是否包括陪吃陪喝陪玩。据本人感受和观察，多数县委书记的公务应酬，每周远远不止4次、6.25小时。上级领导要陪，重要部门的工作人员要陪、兄弟县市或外地的客人要陪，有可能投资的客商要陪，常常是陪了这场陪那场，一天晚上到几处宾馆“走台”陪酒是常有的事。
公众舆论常常把“县官”们应酬多的现象归咎于他们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牢，这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很多应酬是与项目资金连在一起的。我走访的一些县（市），财政收入多在三两亿左右，但财政支出至少达十二、三亿，其中，靠争取得来的专项资金至少有三、四亿，一杯酒10万元甚至百万元的故事虽然并不多见，但如果你和上边的关系搞不好，肯定日子过不下去。试问，离开“上级”的支持，两手空空怎么为百姓办实事？另外，会议多、文件多、检查多、达标竞赛多、考核测评多等如山似海的负担，也不是小小“七品知县”能够抵抗得了的。很多检查竞赛项目实行“以奖代投”的办法，如果你某项工作不达标，照样会影响你的财力。即使与资金项目无关的事情，只要是上级部署的（包括上级三令五申禁止的），你照样要认真对待，起码要采取虚与委蛇的办法应付，喝上几杯酒，说几句好话恐怕少不了。比如报刊杂志摊派，已经清理多年，但仍然远未绝迹。
本人在担任县委书记的时候，曾赶巧在前后两天接待上级纪委和农委主要负责人，他们到县里的主要任务恰巧都是检查减轻农民负担工作，其中包括禁止报刊摊派。我本来就是个不会来事的主儿，再加上和他们都非常熟悉，便分别问道这两家正在抓发行的内部杂志怎么办，两位领导尽然不约而同地回答，我们这个要照样完成任务，其他的要管住。
2007年，笔者到某县级市调查政绩考核情况，发现该市对乡镇的考核项目达40多项，有好几项是在年末临时加上的，如“关公委”、“老龄委”工作。市委书记苦笑着说，近几年几乎年年清理达标竞赛，但考评检查项目和标准却在层层加码。有些退下去的老领导，通过在位领导向我们施加压力，我们不敢不重视。
一位曾在市级宣传部门工作过的县委书记从另一角度谈到没有挤时间读书的原因：“现在很多县委书记受过高等教育，而且参加工作以后又读了一些社会科学书籍，虽然照样存在任务繁重与知识积累不足的矛盾，但在我们面临的各种矛盾中，这个矛盾根本排不到主要位置。我到县里工作这几年，整天在重大的压力下和文山会海、送往迎来中忙碌，到了晚上回到家里，赶紧把脚泡在温水里，半躺在沙发上，看那些打哈哈的电视节目，放松一下绷紧的神经。不但没心思读书，连比较严肃的电视节目都不想看了。
大量事实表明，县委书记们“应酬太多，读书时间被挤占”的问题，体制性因素是主要根源。权力过于集中、党政关系不顺、政府职能转变缓慢、法治弱于人治等弊端及其派生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不革除，这个问题不但不会从根本上解决，而且可能越来越严重。
3、“好书”传播的道理与现实反差过大，使官员们读书学习的内动力大大减弱。古今中外的圣贤和上级党组织的领导都谆谆教诲我们，读好书，能够开心明目、修身立德、增加智慧、提高本领。尽管认识程度不同，走上领导岗位的绝大多数人，都能够认同这些道理，也可以在身边找到勤奋读书获得骄人业绩的范例。但是，他们同时还看到，在从政人员特别是主政一方的官员中，知识、智慧、能力、业绩、职位这四者之间，常常是不一致的。饱学之士，往往因为不谙世道、不善变通而缺少驭人为官的智谋和协调推进的能力，或者虽然显示了卓越的领导才能，但因不善交际而失去很多资金和政策支持，难以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更大的成功；读书不多的“大老粗”，却可能因为灵活务实、敢作敢为而干得风生水起；具有先天背景或善于关系运营的“交际型”官员，更能获得各种特殊资源，在公事和私事中处处捷足先登。特别在县（市）一级，面对着大量的具体问题和复杂的社会矛盾，处理这些问题，依照“文本”规则和正规书刊上提供的理论，往往很难奏效，来自基层的实践经验却非常管用。职位的升迁或后续安排，关系、资历、机遇三大因素作用更大一些。至于自身表现，组织上和参与考核测评活动的干部，首先看你的实绩，其次看你的组织协调和推进能力，再次看你是否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很少有人看你的学习态度和学识水平，公开的说法，则是看你的“德能勤绩廉”五大方面，根本没有“学”或“识”这一条。当然，近10多年的干部公开选拔，考试成绩具有决定性作用，但毕竟只限于部分副职，而且这种“考而优则仕”干部选拔制度，弊端很多，常受诟病，不太可能向党政主官延伸。
2000年，某副省级城市选派了10名具有研究生学历的年轻干部到所辖的10个县（市）担任县（市）长助理，一年后，一律任副县（市）长，3年后，5人因不适应政府工作改任其他副处级领导，到2011年换届时，8人相继平调回城，2人继续在县（市）担任副职，而比他们提职晚三两年的“乡土”干部，则有五、六人担任了党政正职。近几年很多地方从大机关或大专院校、科研单位选派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或高级职称的干部到县（市）任职，试图以此提高“县官”队伍的文化层次。除了少数人以外，多数人不能顺利实现由“学者”向优秀“地方官”的转变，或提职镀金后回到原单位，或在副职岗位上踏步不前。
多数高学历的“县官”竞争力反不如“乡土”干部，除了他们缺乏实践经验、角色转换偏慢的主观原因以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现实政治生活中“潜规则”盛行；与之相对应，各种规范“文本”及主流意识认可的人文科学所宣传的“显规则”却一定程度地存在脱离实际、追求完美的倾向。其结果是，人文学科的相当一部分“知识”只能供演讲和写文章使用，也就是说，书上写的东西，在实践中基本不管用，而在实践中管用的东西，却写不到书上。这种状态，恐怕是读书人当官架手架脚，当官的人不愿意读书或喜欢读权术“歪书”的客观原因。
其实，知识升值与贬值两种现象并存，是不健全市场经济和人治体制的普遍现象。除了“官场”，其他领域中的“逆淘汰”现象也屡见不鲜。在经济生活中，同行业的竞争，既包括科技和管理的竞争，也包括关系的竞争，“知识型”企业家往往在“冒险型”企业家甚至半文盲的暴发户面前甘拜下风。相对而言，教育、科技和文化体育战线，“知识”的价值要高一些，但权力寻租行为也在急剧向这些本该圣洁的领域渗透，知识贬值的问题同样存在。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领导干部多读书，读“好书”的内动力从何而来呢？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工作，必须在提高实效性上下更大的功夫。第一要降低宣传调门，缩小口号、规划与实际行动上的差距。第二要鼓励干部讲真话，避免虚假的思想统一。第三要弱化检查考核，减少高压下的形式主义和弄虚作假。第四要优化政治生态和社会环境，让读书学习真正成为领导干部们的自觉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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