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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国强（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院长）
难点及其突破
01 综合研判当前国民经济发展的内外环境
当前，世界经济总体行进在低增长轨道，增速不断降低，通货紧缩、全球债务规模巨大，科技创新、金融创新对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和中产阶级收入水平效应不大，对需求端的提升不显著。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财富越来越向富人集中，相当部分财富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使大多数家庭收入和购买力下降，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富人储蓄很高而一般家庭储蓄不断下降，造成国际、国内总需求下降。
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最近的量化分析显示，中国劳动力市场受疫情冲击大，虽逐渐回暖但仍承受压力，劳动力市场技能错配降低劳动生产率，并加剧了收入不平等；老龄化势头明显，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未富先老的人口结构压力凸显并将持续变大。杠杆率水平大升，家庭部门杠杆率激增，资产负债表衰退迹象初现；企业部门杠杆率水平再次上升，尤其是国有企业债务风险达到近年峰值；地方政府债务呈现规模增加和期限延长的新特点，增加了地方政府部门独立的债务偿还风险，并外溢蔓延为房价上涨和银行风险；银行资本缓冲持有水平下降，系统脆弱性加剧，中小银行风险溢出率持续上升，稳定金融形势和风险防范依然严峻复杂。
同时，这次疫情对世界经济造成巨大冲击，也使国际政治出现史无前例的断裂带。加之中美两国关系恶化，给世界带来了种种不确定性，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意识形态交锋又进一步削弱了国家间的互信，恶化了世界经济发展及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国际关系，影响了世界格局和秩序，全球化的格局正在发生实质变化。
面对去全球化、分流化甚至去中国化和中美科技脱钩的风险，疫后经济分工、专业分工面临重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将发生很大调整，大概率会出现“三化”——经济区域化，高端产业、民生安全产业回归化以及合并同类项化。
02 畅通国民经济循环面临的难点
第一，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主要体现在供给侧结构性失衡和供给质量水平不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劳动力、资本、土地、自然资源等要素驱动，成就显而易见，但问题也愈益突出，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和发展质量面临很大挑战。
高质量发展仅靠要素驱动难以完成。当今是信息、人工智能、数字化的时代，企业要想获得新的发展机会，经济要想获得新的增长动力，需要进行结构性体制机制改革和依靠技术创新，从而向效率驱动乃至创新驱动转变，才能提高效率和勃发创新力，但这方面中国还存在很多不足。从产业经济结构看，中国在国际产业链和价值链分工的位置还处于中低端，高端产业供给短板明显，关键核心技术面临的“卡脖子”问题非常突出，创新能力难以适应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产业链安全问题凸显。
企业效率和所有制同等对待方面仍然存在较大问题，特别是竞争中性、所有制中立问题长期没有得到实质解决。民营企业相对于国有企业来说，在贷款审批时间、贷款综合成本、贷款授信额度等方面，民营企业都受到不同程度的不公平待遇，融资难且贵。此外，农业发展不充分、农村资源利用不充分、农民增收不充分的现状仍待进一步改善；城镇化水平还不足，仍需进一步加快进程。
从区域经济结构来看，发展不平衡严重。城镇与乡村、东部和西部，特别是南部和北部差距明显拉大，南方省市的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水平远超北方，尤其是超过东北地区。东北地区人均GDP由改革开放前居首位到现在排名倒数。
从经济金融结构看，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不足，金融机构资金过度流入基础设施、房地产等领域，制造业贷款占比呈逐年下降趋势，同时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依然十分突出。相反，很多国有企业却享受了信贷的政策倾斜，杠杆率居高。与此同时，一些大企业的技术创新、金融创新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作用并不大，却在资本市场上股价连涨，呈现价值背离的现象。
第二，中国经济内需的提振面临诸多难题，包括资本报酬边际收益递减带来的投资下滑，收入差距拉大和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过低及家庭部门杠杆率激增带来的消费不足。
投资需求对GDP的贡献逐步下滑。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缺乏资本，当时即使是很多低端、粗放的投资项目回报都在100%以上。随着市场化改革的启动，投资开始爆发式增长，资本形成总额对GDP增长的贡献率长期维持在50%左右。在投资和资本给中国带来高速增长和巨大财富的同时，得益于不断推行的体制改革和产业结构变化，中国资本回报率在较长一段时期内维持在高位。这一状况在2008年之后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到2015年已从2008年的近10%下降到3%左右。
消费需求的进一步提升面临掣肘。尽管中国经济总量已位居全球第二，人均GDP也刚突破1万美元，与发达国家5万美元以上的人均GDP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人均GDP代表了购买力，所以当前仅靠提升国内需求远远不够。从中值来看，中国的收入分配格局依然存在不同阶层收入差距悬殊的问题。数据显示，目前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在收入或消费中所占份额只有4.7%，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则高达50%，家庭部门杠杆率（家庭债务余额与GDP之比）已经升高至64.1%，再加上前述一半以上的家庭没有或几乎没有什么储蓄，如不解决，会进一步对提升需求端造成困难。
第三，中国经济国际大循环面临外需市场的萎缩和一些地缘政治因素的干扰。
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经济普遍进入低增长轨道，增长速度的中枢区间不断下移，而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又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趋势。同时，发达国家纷纷实行规模空前的量化宽松和财政赤字，这不可避免会带来后遗症——压缩未来的政策空间，并将在中长期拖累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这对于中国而言意味着过去的庞大外需市场出现萎缩，因此，适当的向内收缩，实现国内大循环有一定的现实必要性。
2018年以来中美两国关系不断恶化，差不多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差的双边关系。如果中美双方找不到一个妥协的平衡点，有可能会形成以美国为首和中国为首的两极，其他国家（如东亚国家）将不得不在经济充满活力且市场巨大的中国和主导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与体系的美国之间作出两难选择，合并同类项，导致一个世界，两个阵营，两种体系，两个市场，且短时间内不会结束。
03 国民经济循环不畅的原因
一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市场化改革不够彻底，要素市场化改革严重滞后，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没有真正确立，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有待强化。
凡是市场化改革取得较大突破的地方，其经济发展绩效往往更大。区域经济结构的失衡背后，是市场化改革进度的失衡。城乡区域发展严重差异也是市场化改革不足所致，特别是城乡二元结构制约了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建设，造成了城乡收入差距。
产业经济结构的失衡则跟技术的落后有关。技术进步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开放竞争是推动技术创新的重要机制。正是得益于改革开放之后的技术引进和开发，中国目前的技术发展水平实现了巨大飞跃，但是作为科研机构和智库机构，我们不能对中国与发达国家在科学技术上客观存在的巨大差距视而不见，盲目乐观，以为一切技术创新都可以自力更生。
当前，中国在科技攻关方面存在一种强化政府作用的趋势，这在一些重大工程科技领域也许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但其作用有限，在基础科学领域作用更为有限，甚至可能是负作用。所以，技术创新的主体，应该是竞争环境下的企业，靠的是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应按照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发挥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作用，支持领军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带动中小企业创新活动。
二是国民财富分配不合理，税收未能有效起到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作用，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导致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不足。
中国经济要形成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还必须大幅度提高人均国民收入和缩小贫富差距。如果收入差距过大这个问题不解决，没有一个发达的中等收入阶层，老百姓的“生老病居教”等后顾之忧不解决，需求不可能大幅度提振。然而，中国的税收体系在调节高收入、扩大中等收入、提升低收入方面的作用发挥不明显。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调查课题组2019年10月所做的调查，城镇居民家庭负债参与率高达56.5%，并且负债最高的20%家庭占总样本家庭债务的61.4%；房贷是城镇居民家庭负债的主要构成，占家庭总负债的75.9%。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也不健全，看病贵、看病难、上学贵、上学难、就业难、安居难等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短板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不高，居民扩大消费支出面临后顾之忧。
三是国际大循环层级不够，对外开放的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在处理与世界其他大国的经济关系时，不宜过度强调特色而忽视兼容。
目前，中国仍在“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简称CPTPP）等高水平自由贸易区体系之外。毫无疑问，加入CPTPP等更高水平的协议意味着中国要在关税减让、市场准入、环境保护、劳工标准、国有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政策框架上，按照更高的标准做出必要的调整，这正是开放倒逼改革的良好机会，有利于更好地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
如果过度强调中国特色、强调政府作用、强调国有企业，而忽视与其他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兼容，就容易因此受到某些国家的限制和打压。发展市场经济，必然要求要素和商品的跨境自由流动，必然要求对于公有和私有产权的同等保护，必然要求对国企、民企、外企的公平对待，尤其是要更好地发挥外企在倒逼市场化改革和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方面的“鲇鱼效应”。
04 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着力点
一是加强供给侧结构性的市场化改革，特别是要素市场化的改革，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以所有制中立原则为国企、民企、外企提供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和营商环境，完善劳动力市场供求结构，促进发展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型。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根本的是有效市场制度供给，而不是硬性的产业政策，应该继续以深层次市场化改革为内涵推进，让各种所有制经济公平竞争，以此提高经济发展的效率，勃发创新力。政府是中立的主体，建立维护型和服务型的有限政府，才会带来良好的市场经济和良好的社会规范，同时提振民间信心和促进民营经济大发展，这才是中国处理好发展的逻辑和治理的逻辑、应对当前经济困境的标本兼治的必由之路。
制度才是最关键、最根本、最长效的。市场制度不可替代，必须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而政府在维护和服务中发挥良好作用。营商环境，是检测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一个重要指标。整体而言，中国的营商环境与成熟市场国家相比，改善空间较大。
中国经济要实现向创新驱动发展的转型，需要进一步强化民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解决民营企业融资成本高的难题。一要充分发挥资本市场股权融资作用，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优质、成熟民营高科技企业在境内外资本市场上市融资；二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更好服务实体经济，通过多种方式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民营高科技企业通过企业债、金融票据等工具，在债券市场上进行融资；三要鼓励社会资本发起设立股权和创业投资基金，设立一批为民营高科技企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的投资基金和融资担保基金。
二是深化需求端改革，推行有利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形成橄榄型社会的收入分配政策，健全覆盖“生老病居教”的一揽子社会保障体系，夯实国内大循环的内需基础。
国内大循环必然要求中国有一个更加强大、更有韧性的内需市场，来促进形成供给和需求的更高水平内生动态均衡。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消费需求取决于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壮大中等收入群体而不是仅仅靠政府消费刺激政策，才能真正可持续地提振国内消费需求。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过程中，要做到两个“尽量确保”：一是要尽量确保中低收入群体有向上流动的机会，二是要尽量确保现有中等收入群体不因种种原因重新跌回中低收入群体。
为此，在初次分配中，要逐步提高劳动报酬的比重，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同时，要健全各类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多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要素收入。在二次分配中，要围绕壮大中等收入群体，加大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调节精准度，提高公共服务支出效率，切实减轻中等收入群体的税收负担和后顾之忧。中国需要反思以扭曲国内资源配置为代价的出口退税政策，以降低出口退税率及与民生相关的进口关税为突破口，汇聚国内外资源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尤其是“生老病居教”等民生需要，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做到生计有所靠、终老有所养、病疾有所医、住者有所居、求学有所教。
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方面，民营经济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首要的就是提供就业岗位和收入来源。政府应通过进一步减税降费来促进民营经济的大发展，促进就业，这将带来中等收入群体的大扩容。其次一个重要作用就是通过社会捐赠的三次分配手段对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进行补充。这样，通过市场、政府及社会的三次收入分配综合治理的共同手段就可大大改善收入分配格局。
三是融入高水平国际大循环，在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的贸易与投资谈判中推进制度性开放，按照参与制定的国际规则来保障自身国家利益，并倒逼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2020年11月，中国参与其中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简称RCEP）正式签署，标志着全球最大规模的自由贸易协定正式达成。这一协定的达成，也为推进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简称FTA）、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简称CAI）等更高水平贸易和投资协定的谈判创造了有利条件。尤其是，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谈判近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中国对加入CPTPP持积极开放态度，并表达了争取早日启动中欧自贸协定谈判进程的意愿，这些都是中国对冲美国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以及在与美国进一步进行双边经济谈判时的有利砝码，可对外贸争端起到减震作用。
当前的中美关系和国际形势是危中有机，但需要正确把握和准确战略定位。中国要抓住这次机会，通过“零关税、零补贴、零壁垒”为导向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对内倒逼更深层次综合治理改革，以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对外存异求同、取长补短、找到共识，化干戈为玉帛，进一步发展壮大自己。
这里所谓的倒逼，是指通过推动制度型开放，实现开放和改革的相互促进。中国应对照、对标国际先进规则与做法，加快形成与国际投资、国际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基本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鼓励各个地方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中国应主动研究和试行更高、更深、更广的投资贸易自由化制度安排，从内部推动现行规则、制度逐步向更高标准的国际新规则趋近，并增强运用国际通行规则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来源：《学术前沿》杂志2021年3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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