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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湛（招商基金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证券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委员会委员，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中国社科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邀研究员） “我国人口变动趋势与预期比较一致，说明前期放宽的生育政策对人口结构改善起到了促进作用，但劳动力人口下降和老龄人口增加呈现此消彼长的态势将会持续。”
“逐步提高法定退休年龄是一个世界性趋势，这是西方发达国家充分利用劳动力的基本经验，也是我国的现实需求。”
“现在的年轻人大多是独生子女，家庭网络关系相对简单，社交更加偏好网络虚拟社交，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可能是长期的，未来，宅经济、虚拟经济的发展空间较大。”
5月11日，国家统计局正式公布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数据显示，全国人口共141178万人，与上一次普查数据相比，增长5.38%，年平均增长率为0.53%。保持人口的合理增长以及人口结构的合理演化，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以及社会发展意义重大，尤其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那么，此次人口普查与之前相比，显示出哪些新变化、新特征？对我国未来经济发展有何影响？数据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发展新趋势？为此，本刊专访了招商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李湛。
人口结构新变化，带来经济社会发展新挑战
记者：2021年5月11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七普”）数据。在您看来，与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相比，“七普”数据出现哪些新的变化、新的特征？“七普”数据的结构性变化，折射出中国经济的哪些亮点与挑战？
李湛：与第六次人口普查相比，“七普”数据出现了以下新特征：
第一，人口增速下滑。我国“七普”年均增速为0.53%，相比“六普”下降了0.04个百分点，之前“六普”相比“五普”下降了0.58个百分点，人口增速下降趋势虽然得到了明显改善，但人口增速呈现出低速增长态势。
第二，人口老龄化初现，但少儿人口有所增加。在人口年龄结构方面，0-14岁人口占比逆转了“五普”和“六普”的占比下降趋势，相比“六普”上升了1.35个百分点，但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持续上升，“七普”上升了5.44个百分点，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劳动力人口占比明显下降，人口红利进一步收缩。
第三，人口受教育程度明显提升。每十万人中的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达到了1.5万人，相比“六普”的增幅达到73%，每十万人中的初中和高中人口占比维持在50%左右，人口受教育程度明显提升。
第四，城镇化率上升。城镇化率达到63.89%，“七普”相比“六普”增加了14.2个百分点，而“六普”相比“五普”增加了13.5个百分点，近十年来我国城镇化建设加速推进，这为我国落实内循环政策提供了较好的支撑。
第五，人口集聚效应明显。人口持续向沿江、沿海和内地发达地区集聚。这与发达地区城市配套较好、就业机会较多有密切关系。而且，人口呈现居住地与户籍地不一致的现象，这与当前的户籍制度有关。
第六，女性生育意愿偏低。2020年，女性总和生育率为1.3。联合国人口基金发布的《2018年世界人口状况》显示，全球女性平均生育率为2.5。中国女性生育意愿明显处于较低水平。这可能与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女性生育对职业生涯影响较大，以及男女性别比例失调有关。
总体来看，我国人口变动趋势与预期比较一致，0-14岁人口占比有所提升，说明前期放宽的生育政策对人口结构改善起到了促进作用，但劳动力人口下降和老龄人口增加呈现此消彼长的态势将会持续。我国人口素质的提升能够在边际上改善全要素生产率，对劳动力人口的减少起到一定程度的对冲作用，但我们还需采取积极的政策来应对未来年龄结构的加速变化。
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以及其引发的影响，将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一系列挑战。
一是低附加值制造业利润承压。中国经济正处于由低附加值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转型过程中，高附加值产业还未完全形成，中低端产业仍然是吸纳就业人群的重要方式。适龄劳动力人口的减少，意味着劳动力成本将会上升，对于中低端制造业企业而言，利润承压。
二是现行的土地财政模式的可持续存疑。地方政府主要靠卖地增加收入，扩大基建投资，提高周边地块的房价，房企卖房增加营收、偿还负债，房企购置土地再建房销售。如果人口减少，那么买房需求不足，房企库存积压、资金流紧张，房企将减少购买土地，地方政府卖地收入来源也会减少，城市基建投入不足，从而影响住宅的配套，进而房价可能会下降。所以，人口下降会导致现行土地财政模式难以运转下去，地方政府税收模式将会改革，房产税、遗产税等财产税的推出将会加快。
三是社会可能会陷入低欲望模式。房价高昂、养老压力较大、社保不完善、部分地区彩礼过高、城市新增就业机会较少，都抑制年轻人结婚生子的意愿，年轻人消费意愿下降，社会可能步入低欲望模式。从东亚地区来看，日本和韩国也面临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它们对新生儿的补贴政策更多，但是其人口数量依然没有明显增加，或许我们应该思考，如果放开三孩仍然不能提升孕龄人口的生育意愿的话，引进移民和以机器替代部分就业可能会是另一种选择。
面对问题与挑战，需构建人口政策组合拳
记者：面对这些问题与挑战，从政策角度而言，您认为需出台哪些政策以应对这些挑战？
李湛：我国当前不仅需要进一步放宽过去的生育干扰政策，还应当采取一系列鼓励生育政策来扭转过去生育限制政策的滞后影响，当前的政策方向主要包括降低全社会的家庭生育成本，如提升福利保障、稳定居住成本、降低教育成本、对年轻人生育行为进行补偿等，通过构建一套人口政策组合拳，才能让我国人口结构逐渐回归到自然生育的轨道上来。
针对低生育意愿，建议可以考虑进一步全面放开生育，把鼓励生育纳入各类制度和政策设计目标中来，包括鼓励生育、教育改革、土地供应和女性友好等四个方面。比如，给予生育现金补贴；在个税方案设计时，根据家庭中孩子的数量进行一定的税收抵免；设计灵活的带薪产假和陪产假制度，在避免过度影响企业生产经营的前提下增加假期；对小孩数量较多的家庭，在购房时提高公积金贷款额度和降低贷款利率等。
针对人口老龄化逐步加速，建议要稳妥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以及完善社保体系。延迟退休年龄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更充分地开发我国的人力资源，缓解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带来的负面效应。完善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探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框架。一方面支持普惠型养老服务发展，加大社区养老服务供给，加快基础设施、公共场所、互联网应用的适老化改造。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鼓励发展具备全托、日托、上门服务等综合功能的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另一方面，发展包括健康教育、预防保健、疾病诊治、康复护理、长期照护等服务内容在内的覆盖城乡、综合连续的老年健康公共服务项目。
针对劳动力结构性矛盾，着重于提高劳动力生产效率，促进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要从劳动力数量大国向技能大国转变，壮大高级蓝领队伍，优化劳动力结构，提高劳动力生产效率。虽然劳动年龄人口逐步减少，随着转型升级的推进，劳动者的技能水平和岗位需求不匹配的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提高劳动者的技能水平，解决岗位需求不匹配的结构性矛盾，将成为就业面临的主要问题。
针对人口南移以及都市圈化的趋势，建议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以及进一步推动城镇化。一方面，要结合流动人口流向，构建完善的流动人口空间承载体系；另一方面，要加快制度改革，持续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同时，要继续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消除城乡、区域之间发展不均衡的现象，淡化户籍制度背后绑缚的各种利益，恢复户籍制度的户籍登记功能，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健全与居住年限等条件相挂钩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进一步推动实现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
发挥人口质量红利
记者：“七普”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出生人口数量约为1200万人，是自1962年以来的最低值。然而，人口受教育水平在明显提高，2020年每十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8930人上升为15467人。因此，在人口数量红利消退较难扭转的情况下，未来我国将主要通过发挥人口质量红利遏制经济潜在增速下行。在这一背景下，您认为发挥人口质量红利，应该如何去做？
李湛：为充分发挥人口质量红利，建议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展开。
第一，持续构建高质量的教育体系和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体系。进一步完善终身学习体系、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平均受教育年限及高等教育学历人才比重，优化劳动力结构。在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支持力度外，还应加大对学前教育、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投入，加快技改中学和高等教育课程改革，通过学校、企业联合培训，企业定制战略等需求导向教育，更好地适应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
第二，不断积累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人力资本市场供求匹配能力。人力资本的积累是实现人口质量红利的必要条件，因此要加大对健康、教育等方面的人力资本投资。而人口质量的改善一方面要重视人口健康问题，大力发展“大健康”产业，普及健康知识，培养健康生活方式，提高人口身体素质；另一方面要提升学校教育的质量，全面提高人口科学文化素质。人力资本的低利用率会导致人力资本的浪费，进而阻碍人口质量红利的释放，通过教育制度改革、优化区域间产业结构、引导劳动力资源在行业部门之间合理配置以及平等性别观念等手段，扭转人力资本在教育、地区、行业和性别层面的错配现状，提升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的适配性，进而更好地释放人口质量红利。
第三，实行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随着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口寿命不断延长，而退休年龄却已相当长时间没有改变。逐步提高法定退休年龄是一个世界性趋势，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曾适时延迟退休年龄以应对老龄化加剧的问题。我国应根据人口寿命的现实情况制定延迟退休政策，这是西方发达国家充分利用劳动力的基本经验，也是我国的现实需求。
人口变化下的新消费趋势
记者：人口变化对消费趋势的改变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数据显示，目前家庭规模每户平均2.62人，三口之家的结构瓦解、家庭规模小型化，以及“三孩”生育政策的推出，将会对未来消费产生什么变化与影响？中国未来会迎来哪些新的消费趋势？
李湛：“三孩”政策放开后，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可能会呈现一定程度的分化。高净值人群可能会选择多生，与之相伴，其婴儿用品和教育的消费增多，但由于总量受限，对婴儿用品和教育的整体影响有限。
对于多数中低收入人群来说，由于收入水平难以覆盖较高的生活成本，并且社会压力越来越大，选择少生或者不生的家庭可能会增加，这种影响将会是多方面的。
一是城市经济适用型的小户型住宅将会受到欢迎。城市的房价较高，年轻人凭借“六个荷包”勉强可以凑齐首付，他们通常会选择经济适用型的小户型先“上车”。等到家庭收入增加、经济能力好转后，再通过置换改善居住条件。加上房地产相关的税收政策影响，面积越大，税费越高，年轻人可能会更偏好首套房购买小户型房产。
二是高性价比的个性化消费将会受到追捧。由于家庭负债水平较高，年轻人又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尴尬人生阶段，消费更加讲究性价比。同时，考虑到人工智能和科技水平不断提升，能够降低定制服务的成本，未来的产品可能更具个性化。比如，目前定制家具就受到年轻人的追捧，既可以满足小户型多存储空间的设计，又可以满足客户多元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
三是宅经济有较大发展空间。年轻人工作时间较长，平时休闲娱乐时间较少，即便有时间，可能更倾向于在家休息。而且，现在的年轻人大多是独生子女，家庭网络关系相对简单，社交更加偏好网络虚拟社交。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可能是长期的，未来，宅经济、虚拟经济的发展空间较大。
未来的投资主线
记者：对投资者来说，基于人口结构及未来趋势，把握其中投资机会也是其关注的焦点。在社会经济结构、消费结构变化的过程中，投资者应如何把握其中的投资机会？您给投资者的建议是什么？
李湛：考虑到老龄化、少子化、宅经济的特点，投资者可以考虑以下投资主线。
一是投资银发产业。老年人健康和养老需求较多，加上年轻人忙于工作，没有太多时间关怀和照顾家中老人，基于此，投资者可以关注养生理疗、陪护照料、保健品、养老院等相关主题。考虑到老年人相关产品如果出现问题可能带来的严重的社会负面舆情，对于老年人的相关产品投资，需要特别注重产品质量和服务品质。
二是投资医疗生物产业。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其对自身健康和优生优育的需求迅速增加，这在发达国家也有同样的趋势。建议关注药品、医疗器械、产前筛查、疫苗等投资机会。不过，生物医药行业的研发存在较多不确定性，建议可以分散多元化投资。
三是投资宅经济相关的线上和虚拟经济。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其对居民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人机互动频率也越来越高。随着5G应用的推广和普及化，人们可以在虚拟网络之中满足自己的多种多样的需求，而且年轻人对新生事物的接受度普遍偏高。网络经济创业机会较多，只要能够解决某一类群体的需求，就有存在价值，未来的发展前景不可限量。（来源：金融博览财富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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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6-17 09: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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