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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海波 前段时间，笔者在中部A省D镇调研，镇委书记反馈，乡村干部现在都被逼成了种田大户，最多的种了100多亩，少的种了30-40亩。
A省种早稻是承担了国家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今年国家给A省下达了早稻种植面积1800万亩的硬指标。截至四月底，A省全省累计安排早稻扶持资金15.6亿元，早稻种植已达1833万亩。
任务已经圆满完成了，但就基层调查来看，让农民种植早稻存在诸多困境。与一般干部访谈，他们就多次提到动员村民种早稻很难。
讲政治只能动员基层干部，无法动员作为直接生产者的农民。而农民不动，只依靠乡村干部种地，也很难持续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
一个乡镇早稻种植的现状
A省D镇属于早稻种植推广的重要地区，去年和今年全镇都将早稻种植作为三四月份的中心工作，乡村两级干部全力以赴推广早稻种植。
下面是三个村庄的不同情况。
水村，共计1430亩耕地，其中种油菜700多亩、征地200多亩、污染80多亩，还剩300余亩地需要种早稻。
经过大力动员，今年全村村民种了100多亩。主要有三类村民种了早稻：一类是与村干部沾亲带故、关系还不错的村民；一类是为人憨厚的村民，村干部上门做工作，不好意思推迟；最后一类是随大流的村民，看见别的村民种了，自己也跟着种。剩余的130亩左右，实在动员不了村民耕种，由村干部中的“三大头”（书记、主任和会计）联合耕种。
溪村，去年经过走村入户做工作后，仍有80多亩地的种植任务无法完成。这些地大多是冷水田、冬闲田和长期抛荒田，最后由驻村干部、村干部以及村民小组长联合耕种。
驻村领导带头，每人拿出5000元，共计7万余元作为耕种成本。由一名村支委委员专门负责，全程市场化运作，请人育秧、插秧、抽水、翻耕、收割、打药等，最终拿回成本后，每人分了300斤谷子。
贤村，约2800余人，30%的人口到县外务工，有200-300人在附近打工，大多数是老人，在家种地。全村共计1800亩土地，被征200多亩，实际耕种1500多亩，最后有100多亩由村干部代耕种植早稻，主要是请人种植，人工费先欠着，等收获后兑现。驻村干部表示，在去年早稻种植期间，村里“三大头”天天从早到晚忙抽水。
由此可见D镇动员村民种植早稻的工作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动员比较困难。主要靠关系动员，无法使用行政命令，在外务工的村民基本不会返乡种植早稻。
二是大多数村干部会代耕。在最大限度动员之后，村庄内部仍然存在大量无人耕种的劣等田，乡村干部因此不得不代耕那些无人耕种的土地。
三是村干部种地大多数实施市场化操作。几乎在各个生产环节均雇工完成，至于市场无法解决的抽水环节，则由村干部兜底。
四是村干部处境尴尬。乡村两级干部处于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的衔接处，在上压下顶的环境中，既要讲政治，向上不能讨价还价，又要维护农民权利，向下不能采取强制措施来改变基层社会“半工半耕”的稳定结构，因此动员空间有限，不得不向自身寻求解决办法。
动员村民种植早稻的多重困境
大部分农民在日常生活中不会讲政治，他们在乎的更多是自己的总体收益。而农村基层社会很难动员，主要原因正是在于一些结构性困境会降低农民的总体收益。
首先，水利困境。
D镇位于A省西部，年降雨量充沛，每年降水集中在5-8月份，正是中稻种植和生长时期，“种中稻靠天收”，已经成为当地农业生产的密码。也正因此，当地水利体系早已破败。
现在要求种植早晚稻，早稻前期和晚稻后期均处于枯水期，需要抽水浇灌，而年久失修的水渠体系无法承担灌溉重任，要想恢复并非易事，短期内无实现的可能，必须依靠种植者自己解决用水问题，比如可能要拉几里长的水管才能够得上水源，但这需要投入当前农业生产无法承受的巨大劳动力成本。
其次，家庭劳动力配置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40余年的发展，我国已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劳动力可以在全国市场上自由流动。农村劳动力不断流向城市，当前已形成“半工半耕”这一比较稳定的家庭劳动力最优配置。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获得相对丰厚的务工收入，老弱劳动力在乡务农，获得相对基础性的务农收入，两者相互补充，共同支撑起农民相对充裕的生活，也为城镇化提供了资源。
种植早稻晚稻，尤其是在七月份双抢时节，仅靠在村的老弱劳动力无法完成任务，需要投入大量青壮劳动力。若让青壮劳动力返乡参加双抢，从经济来看，一亩地收益两三百元，仅相当于在外务工一两天的收益；从就业来看，城里工厂生产和商业运转不能停，青壮劳动力回乡双抢再返城，极可能会失去原来的岗位，需要重新找工作。
换言之，让农民种植早晚稻，会打破农民家庭劳动力最优配置结构，给农民造成巨大损失。
最后，不同种植结构的比较收益困境。
就种植结构来看，农民也不愿意改变原有种植结构。农民本来种植中稻和油菜，中稻每亩可收谷子1000斤，1.3元/斤，毛收入在1300元/亩；油菜每亩可收65斤左右，17元/斤，毛收入为1105元/亩。两者收入相加，毛收入为2405元/亩。
如果种早晚稻，一季每亩可收700斤谷子，1.2元/斤，毛收入为840元，双季的毛收入为1680元。比较来看，一亩地毛收入就少了700~800元；如果考虑到种双季稻劳动力投入更大，比较收益差距还会进一步拉大。
简而言之，种早晚稻，没有种中稻油菜收益高，且存在灌溉困境，还要打破家庭劳动力最优化配置，降低家庭的生活质量。
坦白说来，虽然种植早晚稻，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确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但这年头比起讲政治，大多数农民还是更看重现实比较收益，更愿意先算算经济账。
乡村干部被逼成种田大户，但并不可持续
处于科层体制压力下的乡村干部必须得完成上级下达的种植任务，但是农村基层社会在比较收益没有吸引力和不可能使用强制手段的情况下，并不容易动员。当动员能力发挥到极限后，乡村干部为了完成政治任务，不得不自己种地。
乡村干部本来有自己的生产生活，没有多余的时间种地，为此不得不走市场化路径，雇工种植，但众所周知，农业收益基本上就是村民投入的劳动力收益。
现在村干部将耕种环节——育秧、插秧、抽水、翻耕、收割、打药等——全部市场化后，每亩收益仅为50元左右，基本上是组织生产的劳动投入的收益。这还是风调雨顺、没有出现任何自然灾害情况下的正常收益，如稍有差池，就可能亏本。
除了市场化耕种外，收益有限还与土地质量及细碎化有关。
乡村干部种的地，都是村民不愿耕种的劣等地。这些地是所谓的冷清田、低洼地等，有的甚至是长年抛荒、刚刚投入大价钱用挖掘机改造过来的生田。种这些田，投入大产出少。另外，这些田都是村庄土地的边角余料，位置偏僻，严重细碎化，耕种起来极不方便，需要投入更多机械、人工等，效率极低。
因此，乡村干部被逼成种田大户，是当前经济社会条件下为了完成国家政治任务的权宜之计，并不可持续。若长久如此，无疑会使乡村治理体制和主体不堪重负，从而削弱基层治理力量。
可能的解决办法
第七次人口普查发现，我国人口已超过14亿，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 9亿余人，占63.89%；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 5亿多人，占36.11%。城乡人口变化表明，我国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主体和农村的人地关系均发生了变化。农业生产，尤其是大田作物生产，已处于维持型生产状态。
动员进城农民返乡种地，改变当前的城乡关系，很难也还没有必要；单靠村庄内部老弱劳动力，也很难完成种粮的政治任务；而将乡村干部逼成种田大户，只能是权宜之计。
无论是从眼前计，还是长远来看，要解决动员困境，达成种粮指标，都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解决土地细碎化问题。
随着城镇化和现代化的深入发展，我国农村生产力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劳动者来看，原来以青壮劳动力为主，现在以老弱劳动力为主；从生产资料来看，原来是靠人畜使用犁锄镰等传统劳动工具为重，现在以旋耕机、插秧机和收割机等机械化工具为主。
在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两个要素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劳动对象——土地却仍然是四十年前按远近肥瘦高低等搭配的插花地，甚至将大田拆分为小块。现在即使机械化耕种这种土地，仍然需要消耗大量劳动力，从而降低了机械化规模生产应有的生产效率，增加了机械化生产的成本。
因此，当务之急是在稳定家庭承包权的基础上，通过放活经营权调整土地，实现“小田并大田”。在插花地上耕种，只能使用小型机械，“小田并大田后”，就可以使用中型甚至大型农机等。
此外还可以提高打药、灌溉等日常管理的时效，从而解决土地细碎化带来的耕种不便利和低效率问题，让老人也可以耕种一定数量的农田。
第二，进一步完善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建设。
自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在很多地方基层政府和村集体组织逐渐放弃了维修水利设施和生产道路，当前这情况已成为农村生产的巨大障碍。
笔者在全国各地调查时发现，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建设近几年通过项目化运作有很大推进，但是远没有建立起完善成体系的农业生产设施。
比如一些地方的水渠硬化，主要是为了应对乡村振兴的检查，在大路两边就修建得比较好，而偏远农田仍然是土渠；在一些山区，生产道路还没有修到田头，机械无法下地，而造成田地抛荒。
国家需要投入资金完善农业生产基础设施，至少达到水通路通，为小农户生产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这样才可以改变当前的人地关系，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效率。
第三，发挥市场调控的杠杆作用。
农业生产并不是一个孤岛，而是镶嵌于全国整体市场之中，当前农民种粮没有积极性，主要是在当前种地比较收益远低于务工收益。在粮食出现安全问题时，通过适当提高粮食价格，增加实际耕种者的补贴等方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农民种地积极性。
总而言之，通过讲政治迫使乡村干部成了种田大户，这是对乡村治理体制的过度消耗，透支了未来的治理资源。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不能长期靠增加基层的压力，更多要从促进农业生产的角度出发。而时至今日，讲政治固然依旧重要，但不能也不宜完全忽视市场经济的影响。（来源：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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