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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gecccn 于 2021-9-7 09:41 编辑
任保平 师博（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西北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院研究员；西安财经大学副校长，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西北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 强化对实体经济的科技支撑
当前实体经济发展中突出的问题是科技与实体经济脱节。科技创新对实体经济的引领带动作用尚未有效发挥，无法推动实体经济提供高质量有效供给，难以完全适应消费升级的趋势。
协调各方资源强化科技创新对实体经济的支撑
不确定性和外部性会使科技创新领域出现市场失灵，因此需要借助政府和市场两手互济，协调各方资源强化科技创新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一是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投入，围绕实体经济提升创新链整体效能。中国2019年政府研发经费支出达4537.3亿元，占研发总支出的20.5%，相较于2012年政府研发支出增长了104%。在持续提升研发经费支出的同时，政府还需要强化科技创新的顶层设计。针对实体经济的“卡脖子”和“捅破天”难题，优化科技资源配置，加强基础研究、注重原始创新，贯彻落实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政府牵头推进科研机构、高校和企业分散化的科研资源共享与聚合，建设科技创新的协同攻关机制，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此外，政府还需要在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营商环境激发创新主体活力的同时，强化面向实体经济的普惠性创新激励政策设计，优化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和创新链效能。
二是完善市场机制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交易制度，保障创新权益、降低交易成本，激励企业加大长期、实质性研发投入。保护私有产权、尊重企业家精神，建立有效的长期激励机制使企业家报酬与贡献相匹配、与其承担的责任和风险相对称，释放企业家的创新主导性和积极性。围绕实体经济加强共性技术平台建设，借助市场的力量发挥创新的正外部性，促进创新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推动实体经济产业链上中下游、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吸引各类人才进入实体经济
人力资本是创新的载体，强化实体经济的科技支撑也要吸引各类人才进入实体经济，实现人口红利向人力资源红利和人才红利的转变，积极推动创新创业。一是面向实体经济打造国际一流的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以培育本土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人才为主，围绕实体经济产业链“痛点”引进国外顶尖学者，以打造综合性的产业平台、基础研究平台、应用研究平台、共性技术供给平台体系为抓手，优化人才发展环境、提升创新效率。“育引融合、协同发力”打造国际一流的人才团队，实现以人才团队引领持续性的原始性创新和颠覆性创新，以创新驱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是健全服务实体经济的科技人才评价、激励和保障机制。基于实体经济特征推进人才分类管理、分类评价机制，完善与绩效考核相衔接的薪酬体系以解决人才短期激励问题；优化住房、教育和医疗等公共资源配置，为人才队伍营造长期稳定发展的环境。
三是实施知识更新工程、技能提升行动，壮大服务实体经济的高水平工程师和高技能人才队伍。专业素养高、技术过硬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是支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重要力量。在吸引人才方面，实体经济不能仅局限于高精尖科技人才，也要重视高级技工和应用性人才的培养和供给。在制度层面强化技能培养和技能激励，培育更多工匠，弘扬工匠精神，厚植产业发展底蕴和品质。
促进传统实体经济产业的转型升级
中国实体经济发展在人口红利和资源环境的双重约束下，面临由全球价值链低端向中高端跃升的挑战。基于此，实体经济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为主攻方向，为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增长点。
推动实体经济高端化转型，提升国际分工地位、有效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
改革开放后我国实施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实体经济出口的国外附加值率呈显著攀升态势，2001年加入WTO后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程度不断深化。但加工贸易快速发展导致实体经济在全球价值链（GVC）的位置下探，处于外贸微笑曲线的低点、加工利润率较低。并且我国低技术制造业在GVC的国际分工地位高于高技术制造业，实体经济面临低端锁定的困境。
新发展阶段实体经济高端化转型要立足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虹吸全球创新要素、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培育新动能与新增长点。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和内需主导型GVC，着力供给高品质、高附加值和高端化的产品和服务，充分对接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在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同时打破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此外，实体经济高端化转型还需要政府着力推进完善要素市场化改革，矫正要素市场扭曲和要素价格失真，以优化要素配置效率来降低实体经济运营和交易成本；同时要稳步推进自然垄断行业改革，加快实现竞争性环节的市场化，强化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机制，以竞争机制倒逼实体经济的高端化转型升级。
推动实体经济智能化转型，适应数字经济发展新趋势、化解劳动力供给结构性短缺矛盾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显示，2010—2020年人口年均增长率为0.53%，较2000—2010年下降0.04个百分点，我国人口10年来继续保持低速增长态势、产业发展的人口红利逐渐衰退，实体经济需要加快推进智能化转型。
一方面深化人工智能技术和大数据技术与实体经济的充分融合，加速生产环节的自动化和智能化，在缓解劳动力供需失衡的同时，有效降低实体经济的生产运营成本。另一方面深化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和区块链技术与实体经济的充分融合，加速建设产业互联网，在打通产业链“堵点”的同时，优化实体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水平。
推动实体经济绿色化转型，助力碳达峰、碳中和战略
2020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为49.8亿吨标准煤，碳排放量达98.99亿吨，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力争2030年前达到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实体经济推进绿色发展刻不容缓。
首先从高能耗产业淘汰、全生命周期环境管理、绿色技术创新与推广以及节能减排的激励、约束和监督等层面，驱动企业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其次健全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和全国统一的交易市场，优化科学合理的碳排放份额测算体系与分发方式，不断完善碳排放登记、交易、结算相关管理体系，借助市场力量推动各类企业以最低的交易成本自发节能减排，以碳排放市场创新提升社会福利水平。最后，构建生态产品价值变现制度，探索政府、企业和行业协会等多方参与、市场化运营、监督有效的生态产品价值变现机制，推进实体经济领域的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建设。
夯实实体经济发展的制造业基础
制造业则是实体经济的基础，是构筑未来发展战略优势的重要支撑。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是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题中之义。
发展服务型制造，创新产业形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成为“制造大国”，但迈向“制造强国”仍面临严峻挑战。这需要制造业将价值链由以加工制造为中心向服务为中心转变，推动基于生产的产品经济和基于消费的服务经济的融合，发展服务型制造来创新产业形态。
一是在政策层面，健全服务型制造的公共服务体系，强化产业政策与财税、金融和土地政策的协同，引导制造业企业以创新推动核心业务高端化升级，积极探索业务流程再造，融入社会化、专业化服务，推动高端制造与高端服务的融合发展。二是在技术层面，完善数字技术设施建设、丰富数字技术的应用场景，完善基于产业互联网的平台经济和共享经济，推动智能制造与智能服务的融合发展。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典型的服务型制造行业。装备制造业服务化应以重点工程为依托，完善市场化的外包分工和社会化协作，为其由提供设备向提供系统集成总承包服务转变创造条件。
实施制造业基础再造工程，夯实产业链现代化的根基
强化制造业的关键基础材料、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先进基础工艺、产业技术基础以及基础软件方面的研发投入和人才培养力度；以科技创新的举国体制和企业自主创新的激励机制为核心培育产业链隐形冠军，构建产业基础再造与产业安全的评估、监测和预警机制，夯实产业基础高级化与产业链现代化的根基。
一是立足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产业链，以产业链链长制为抓手，完善区域-产业关联机制，协调“市场+行政”的力量补齐产业链供应链短板、巩固并拉长长板，统筹解决制造业的发展与安全问题。二是加大5G、人工智能、新能源、工业互联网等重点领域的重要产品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发展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加快相关产品和技术的工程化、产业化突破。三是发展先进适用共性技术，围绕国家前瞻性战略项目成立国家或区域工程中心，建立前沿技术应用示范与推广基地，制定与完善行业标准和质量监督体系，推动创新性成果的孵化与产业化。
以产业链提升工程重组传统的产业链
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和企业自主研发能力，以新技术、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重组传统的产业链，使制造行业的产业链具备高端链接能力、自主可控能力和全球领先的综合竞争力。
一是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大力发展“互联网+制造业”，鼓励要素的自由流动、激发市场竞争和创新的正外部性，从而创造超级明星效应和蒲公英效应，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多元化。二是加强国际产业安全合作，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形成具有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三是积极探索数字贸易以降低贸易成本、缩短制度成本的同时，拓展产业链供应链的数字化模式，依托“一带一路”倡议积极参与数字贸易国际规制体系的制定，在制度层面保障数字化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性。
强化现代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当前实体经济出现两方面的结构失衡问题：一方面是实体经济供需结构失衡。由于创新能力建设有待持续改进，我国实体经济没能提供满足各层次需求的立体供给结构，导致供给与市场需求间存在结构性失衡。另一方面是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结构失衡。资金进入实体经济比较困难，资本在金融体系中空转，对实体经济融资产生“挤出效应”。解决实体经济虚拟经济结构性失衡，除了加大创新投入外，还需要强化现代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协调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关系，营造实体经济良好发展环境。
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
提升金融科技水平，增强金融普惠性。健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体系，增强现代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要贯彻新发展理念，树立质量优先、效率至上的理念，更加注重供给侧的存量重组、增量优化、动能转换。
把发展直接融资放在重要位置
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为实体经济企业上市、完善现代化治理结构提供基础。进一步改善间接融资结构，推动国有大银行战略转型，发展中小银行和民营金融机构，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多层次融资渠道，提升融资配置效率。促进保险业发挥长期稳健风险管理和保障的功能，为实体经济稳健发展、防控各类风险提供制度保障。夯实金融支持和“房住不炒”引导各类要素脱虚向实，促进资金、人才、技术等创新要素向实体经济企业集聚，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而通过研发创新来实现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组织结构优化以及产品高品质化，从根本上解决实体经济发展的供需结构失衡。
提高实体经济的融资效率
一方面积极推进数字人民币改革，优化双层运营体系和银行账户松耦合设计，破除金融市场垄断，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提高实体经济的融资效率。另一方面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加大绿色信贷投放、推进绿色信贷业务产品创新，有针对性地解决实体经济绿色投融资中的期限错配、信息非对称和产品工具不足的问题，驱动实体经济强化技术创新为主的环保投入，深入贯彻绿色发展和创新发展理念、着力服务“双碳”目标。（来源：《国家治理》周刊2021年8月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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