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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策略] 李昕蕾: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中国新能源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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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9-15 10:04:5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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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昕蕾(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研究员)

  01、碳中和背景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三重内涵
  目前,全球碳中和态势意味着碳约束和能源转型已经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中无法忽视的首位要务。2021年3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强调,“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要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基于此,碳中和背景下的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如下三重内涵。
  第一,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首要目标是基于可持续发展、环境正义、生态安全等理念来不断推进全球环境治理体系的优化,从而塑造一种基于更加绿色、公平、合理、包容、安全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全球生态环境安全共同体。基于此,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进程必然需要我们不断推进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现代化战略与生态环境保护战略进一步密切结合,在谋求发展的过程中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与此同时,我们需要通过强调环境正义来克服目前全球环境治理中的“南北差距”;这意味着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绿色治理的同时,塑造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具有包容性和公平性的全球环境治理新格局。
  第二,碳中和背景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推进的动力源于中国“两山”生态治理理念和低碳治理最优实践的国际化外溢。面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的环境问题,中国生态文明理念不仅要融入国内的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同时,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更要以实际行动来引领国际环境与发展新格局。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要注重“理念”和“行动”双重维度:一方面,中国要在凝练和升华本土生态文明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生态文明的制度体系,注重自身治理理念和政策路径的科学化和逻辑性,为全球环境善治提供源源不断的新的知识供给。另一方面,中国生态文明实践中所形成的可复制可推广的有效经验,可以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的借鉴参考,特别是全球生态文明理念所承载的制度规范扩散必然伴随着相应的绿色最优实践、绿色准则和绿色标准的推广。这需要我们从国际视野出发,在国际生态指标体系建构、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的标准对接、新能源产业链重塑、“南南合作”创新等领域作出更多的治理性示范。
  第三,碳中和背景下全球生态文明建构需要把握目前国际绿色对话空间不断扩展的契机,推进气候能源外交模式的不断创新。当下碳中和议题成为中美欧之间的重要大国共识,且各方都将新能源发展视为应对气候危机和推进后疫情时代绿色复苏的重要抓手。中国应该把握国际社会在气候变化应对和新能源发展等方面对话空间拓展的历史性契机,在包容性共识中不断推进全球生态文明跨国合作开展。在国际碳约束日益迫紧的态势下,人类生态核心利益逐渐交融不可分割,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无法独善其身。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基于对全球生态命运共同体的塑造,推进了世界各国生态共识的建构、绿色话语的交流和全球环境合作多元实践的开展,真正契合了低碳转型下全球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诉求。在此背景下,我们需要更为灵活务实的气候能源外交来调动国内外多元支持性资源,推进有效的绿色公共产品和绿色规范供给,从而提升中国在全球气候能源治理中的制度性绿色话语权。
  02、全球气候能源战略转型下的新能源外交
  目前,全球气候能源格局变迁面临日益紧迫的碳约束,而在碳中和背景下,一国应对或突破碳约束的能力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在国际体系中的相对地位。可以说,低碳转型越成功的国家在未来的国际秩序转型中拥有越大的主导性和发言权,其背后关键性支撑力量之一是该国所拥有的新能源竞争力和创新力。新能源发展成为国际气候和能源战略格局变迁过程中的关键影响要素,使这一转型显示出如下三个态势。
  一是国际气候战略治理格局和能源格局中均出现了不可忽视的低碳实践转向。《巴黎协定》所承载“自下而上”的国家自主贡献模式以及低碳实践竞合逐步取代了《京都议定书》时代“自上而下”的温室气体强制减排谈判格局。同时,能源治理领域对于新能源发展、能效提升、绿色技术开发等的关注度不断提升,包括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智能电网、电动汽车、储能技术、碳捕获与封存(CCS)和碳捕集与利用(CCU)技术在内的新能源技术研发、产业化发展和商业化应用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战略性发展产业前沿。
  二是国际能源格局与气候治理格局之间的纽带联动性不断提升。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根本性解决路径的实现取决于各国能源产业结构的低碳转型、新能源大规模开发和全面脱碳技术研发。新能源被视为后疫情时代应对气候危机、经济危机、能源危机、社会危机等安全纽带问题的核心性解决方案。
  三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随着国际权力格局的“东升西降”,发展中国家的新能源发展与绿色投资呈现出整体性崛起之态势。发展中国家日益积极地参与到全球新能源合作中,并对全球新能源中的代表性赤字和有效性赤字提出更多的变革诉求。如在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IRENA)目前的164个成员国中,有超过三分之二的成员来自发展中国家,而正在申请加入的20个准成员国中,几乎全部都是来自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东欧的发展中国家,体现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能源转型中的巨大治理潜力。
  03、以新能源外交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优化
  本质上而言,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为全球环境善治提供了一条创新性路径,但如果是要作为一种新的价值理念、制度规范和实践路径内嵌到西方主导的环境治理话语体系中,仍面临不可小觑的挑战。面对“西强我弱”的话语权力格局,中国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中引领者角色的发挥,更需要我们在气候能源治理中提供令人信服和广泛接受的“中国方案”和“中国理念”来突破西方国家对我国负面话语的框定,尽快将最优实践转化为具有权威性和规范性的绿色知识供给,提升生态文明理念在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性和制度性引领力。
  中国虽是新能源发展领域的后发国家,但仅用十年时间就于2010年超过德国和美国等先驱性国家成为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装机容量、绿色能源投资、清洁电力汽车等方面的世界领先国家。凭借巨大市场、制造能力、技术研发等优势,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有望在清洁能源产业链的某些环节、某项产品等领域,获得与发达国家相媲美甚至能一争高下的竞争优势。相比于西方国家60年实现的碳中和道路,中国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过渡期仅有30年,期间面临更大的挑战并需要良好的国际发展环境。因此,在碳中和背景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灵活多元的新能源外交展开。
  第一,通过新能源外交推进全球生态文明的多边制度性建设,特别是把较为抽象的生态文明价值理念转化为全球气候能源治理中的制度规范和最优建设实践。
  中国开展新能源国际合作还缺乏更为专业的主导性机制平台和融资机制保障,各种合作协调机制亟待完善。注重新能源的区域或全球性多边制度建设不仅能提升中国在全球清洁能源合作中的能动性,同时还能拓展国际合作空间并提升议程管理能力和规则制定权,从而把握机会构建和引领全球新能源治理新秩序。制度性能力的提升可以通过如下两个途径:一是同全球性清洁能源治理机构联手拓展新的合作平台。二是在既有的多边合作平台中构建新的能源合作机构,在充分利用和对接现有的各种多边合作平台基础上,通过自身优势来推进新能源治理的议题引领和制度设定。除此之外,中国还应重视在二十国集团(G20)、上海合作组织(SCO)等多边合作机制中的新能源外交开展,特别是针对某一新能源领域推出具有从区域可以辐射全球层面的长效性新能源合作机制,努力推进全球生态文明理念制度性嵌入国际会议核心议程管理之中。
  第二,新能源外交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凝聚更多的大国共识并拓展合作协商的空间。
  新能源外交协调的首要核心就是基于利益共享的原则,以“绿色共赢”的理念来推动灵活多样的“新型关系”的构建,以切实的外交行动来诠释基于生态命运共同体之上的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内涵。中国应把握碳中和背景下中美欧等大国在气候危机、绿色复苏、碳交易、低碳能源转型等方面的共识,利用自身在新能源发展中的优势,建立可持续性的新型大国合作关系。一是建立大国制度化协调与沟通机制,不断拓展合作空间,特别是借助气候与能源合作的协调性发展,就某个新能源合作议题建立常态化、长效性的沟通和协调机制。二是注重发展中大国之间的“南南”新能源合作、集体行动协调与共同议题倡议能力建设。在建构更为公平合理的气候能源治理新秩序过程中,中国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拥有更多“南南共识”,更容易形成某些议题上的倡议联盟。
  第三,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新能源外交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绿色实践平台。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大多正处于经济转型期或属于新兴经济体,这些国家与地区存在着基础设施落后、生态环境脆弱等问题。他们在减贫、能源安全、环境保护、气候变化、灾害管理等领域依然缺乏资金和技术,可持续发展能力薄弱,日益严峻的环境生态问题也严重制约了社会整体性发展和进步。鉴于此,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以及新能源外交的开展是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构建全球生态文明共同体的重要实践路径。在绿色“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中国推进新能源国际合作以及最优实践外溢,可以使承载着生态文明理念的制度规范和话语实践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快速扩散。这不仅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的绿色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还为应对区域可持续发展困境、推进碳中和目标实现,以及改革和完善区域治理秩序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路径,也从根本上提升了国际社会对于全球生态文明理念的认可度。具体而言,在新能源外交推进过程中,我们需要将全球生态文明理念全面嵌入项目投资、对外贸易、资金保障、能力建设、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各个合作领域。
  04、结语
  随着气候变化、跨界水污染、海洋酸化等全球环境问题的凸显,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单独应对弥散性、跨界性和复杂性的环境挑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外交理念也必然首先集中体现为共保绿色家园和共创美丽世界等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治理诉求。鉴于目前全球环境治理体系的结构性僵化、治理碎片化以及“南北方”国家治理诉求差异不断拉大,全球生态文明理念的国际扩散为全球环境善治提供了一套系统性解决方案。在目前碳中和背景下,全球气候能源战略转型态势不断加速,新能源发展不仅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疫情后经济复苏、能源安全等多重危机的重要一环,而新能源外交更成为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抓手和践行路径。“十四五”时期是中国碳达峰的关键期和窗口期,一方面,我们需要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完善绿色低碳政策并提升绿色低碳技术和绿色发展实力;另一方面,我们需要通过新能源外交推动绿色能源大国向绿色能源强国转变,为中国绿色“一带一路”建设提供良好的国际环境,并系统性提升中国在全球气候能源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有力回击西方某些媒体和政客对中国的歪曲言论。
  目前不可忽视的是,在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中,欧美发达国家在既有治理秩序中的话语理念仍然处于主导性优势地位。国际社会对于全球生态文明理念的广泛接纳不仅有赖于生态文明内在逻辑的系统性建构以及促进其多元多维的国际传播,更需要通过灵活务实的外交合作来将全球生态文明理念全面嵌入国际环境合作制度体系中。在迈向碳中和的进程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低碳治理能力和绿色创新技术之间的差距可能会不断扩大而非缩小,全球新能源革命所带来的收益并非是均质化分布的,而是“马太效应”下的南北差距拉大。鉴于此,新能源外交的开展基于全球生态文明理念来重塑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从而建构一个更加绿色、公正、包容、安全的气候能源治理新格局。在这一过程中,新能源外交切实推进了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多边制度性合作拓展、大国协商共识、绿色规范内嵌和长效性实践平台建设。唯有此,才能分阶段有步骤地打破全球环境治理中日益固化的西方知识权力结构与治理路径偏好,通过卓有成效的外交合作实践来推进国际社会对于全球生态文明理念的接纳,采纳中国智慧和中国路径来应对全球低碳转型和碳中和目标实现过程中的多维困境与现实挑战。(来源:《学术前沿》杂志2021年7月下(微信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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