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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二元结构中，目前存在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不彻底的城镇化降低社会流动性等问题，十三届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科院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认为，解决城乡二元结构，关键在于改革目前的户籍制度，使更多的农业劳动力到城市中就业，以此降低农业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提高单位劳动的增加值。
蔡昉1月8日在清华大学农村研究院主办的清华三农论坛（2022）上表示，城乡收入差距是经典的二元结构指标。很多研究表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构成目前整体收入差距的40%-60%。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持续缩小，但是差距缩小的速度在放慢，总体差距仍然较大。“这说明初次分配不能完全解决收入差距问题，在任何国家都是如此。”他称。
其次，蔡昉认为，在城乡二元结构中，除城乡收入差距外，城乡居民之间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务尚存在不均等，其差距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比城乡??收入差距还大。
他以基本养老为例，中国目前大概有10亿人??已经被社会养老保险覆盖，??其中约有2.9亿人是实际领取社会养老保险，??但是??领取的人数中有56.6%，也就是说约1.61亿的人领取的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我算了一下，这个群体占全部领取社会养老保险人口的56.6%，领取的金额仅占全部发放养老金的5.9%。”蔡昉指出。其余的养老金领取群体是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参加者，这里又分为??行政事业和企业职工两类。总的来说，城乡的??养老保险差距比较大。
第三，城乡二元结构另一个表现形式是，约1.7亿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没有城市的户口，因此不能享受同户籍人口相同的基本公共服务。中国目前还存在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之间的差异，两者之间大约有18.5个百分点的差距，这个群体约2.6亿人，这其中绝大部分是农民工。
“由户籍制度产生的这些问题，导致我们常说的城镇化不??彻底性，不完全性。”蔡昉说，??这降低了社会流动性。以就业为例，农民工群体进到城市主要是为了就业，??但横向流动之后，他们没有得到户籍，这导致??就业不稳定，工资报酬不能够按照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改善，??他们的社会保险也不充分，因此他们对下一代的??预期也不好，对自己退休的预期也不好，降低了社会流动性。
党的十九大报告第一次提出要提高社会性流动，也就是说要把横向流动进一步提升为纵向流动。农民工??群体到城镇就业，这叫横向流动，??是社会性流动的一部分，但是更重要的是要让他们沿着社会阶梯向上流动。??现在户籍制度没有完成改革，城镇就业中的很大部分仍然呈现非正规化，使得他们向上的流动机会较少。??所以，我们把社会流动性下降主要归结为就业的非正规性。
如果我们把个体就业和无单位就业相加作为城镇非正规就业，目前占到城镇全部就业的30%左右，这种现象是劳动报酬偏低以及低报酬人群占比偏高的重要原因，同时还降低了社会流动性。
蔡昉认为，从目前来看，人口变化趋势是经济增长的最大挑战，分别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方面形成制约。在供给侧，未来中国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会继续减少，对经济增长造成供给侧的冲击，一个突出表现是劳动力进一步短缺，导致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这对中国出口影响很大，因为从长期来看，我们出口的比较优势是在下降的。”蔡昉说。
在需求侧，根据目前的人口增长速度，中国将在不迟于2025年迎来总人口的峰值，之后总人口进入负增长时期，并将通过人口总量效应、年龄结构效应、收入分配效应，对居民消费需求造成冲击。“这些都会从需求侧抑制中国经济增长，应对不好可能使我们已经确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不能实现，这个可能是最大的??危险。”蔡昉表示。
如何应对上述挑战，他认为关键是农业需要提高劳动生产率。“没有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业农村现代化不可能实现。??”蔡昉说。
“?总的来说，农业劳动力对应的生产资料土地??不够多。”他称，我们现在的农业劳动力，??一个人??对应的土地，80%的情况在一亩到七八亩之间，与美国一个农场主对应的??上万公顷相比，??我们目前的劳动生产率是被经营规模严重地抑制了。?按照美元计价计算，中国一个农业劳动力??每年的生产率是3830美元，??高收入国家是31541美元，即便?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4926美元相比，??中国也是较低的。
“这说明一是中国的农业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比重过高；二是中国的城镇化率仍有提升空间。”蔡昉建议，一是靠科技提高单位劳动的增加值；二是改革户籍制度，转移减少单位产出的劳动力。在此基础上扩大经营规模，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从供求两侧对经济增长做贡献。
蔡昉表示，在供给侧，中国农业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比重，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是23.5%，与其他高收入国家相比，中国仍有20%的农业劳动力可转移。如果在‘十四五’期间农业劳动力比重可以降低10个百分点，便意味着每年非农产业劳动力以2.7%的速度增长。
从需求侧来看，“仅仅是把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合一，即城市常住农民工获得城市户口，也意味着我们可以增加2.6亿城镇户籍人口。”蔡昉表示，推进这项改革对供给侧也有帮助，因为劳动力供给更加稳定，有利于保障经济增长速度。更重要的是，新增2.6亿的新市民，有助于显著扩大居民消费。
蔡昉提到，根据社科院同事和国际专家分别做的研究，农民工因为没有城市户口，没有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消费就有后顾之忧，他们的消费模式就是一个非常规的消费模式，而不是城镇居民的消费模式。如果这部分人群有了城市户籍，仅仅因为这一点，不考虑增加收入或者其他因素，他们消费增加的幅度可高达27%到30%。
“一方面，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大幅度地??扩大中国的消费??需求。??另外，在这个前提下，我们也可以扩大经营规模。”蔡昉称，最近全国人大常委会??听取了农业部关于小农户和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报告，??全国人大农委也做了一些调研，并提供了报告，蔡昉解释：“现在的小农户，由于有了??各种生产环节的社会化服务，我们把它叫做生产??托管，??以此方式，它们能够提高自身的实际经营规模，??看上去每家还是六七亩地，但实际上它们的经营规模扩大了，规模经济得到更好利用。”
现在托管面积（亩次）??已经达到了农作物播种面积的2/3。过去我们把托管和转包做比较，其实两者不一样，??土地在农户甲的手里，可以??请人托管进行社会化服务，转包给农户乙了，后者仍然可以请人提供社会化服务，因此扩大经营规模??转包是重要的，更重要的可能还是如何做好社会化服务。“这是一条中国特色的小农户同现代农业相衔接的道路，也是我们稳定以农户为主的基本经营形式，同时融进社会化生产的独特道路。”蔡昉说。
“科技可以解决创新问题，??关键在于激励够不够。”蔡昉说，难度不在创新能力，而在效益低、技术存在免费搭车，压抑创新激励。因此当我们讲到三个分配领域时，第三次分配??不仅仅是慈善事业，更主要的是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具有了社会责任就产生科技向善的效果。??（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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