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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晓鸣（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我国是人口大国、粮食消费大国，粮食安全是维系社会稳定的“压舱石”，是实现国家发展的定海神针，事关重大，不容轻视。2021年，在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市场环境异常波动、生产成本大幅上升的复杂艰难的背景下，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13657亿斤，比上年增长2%，成功实现粮食生产“十八连丰”，这一付出巨大努力取得的成绩来之不易，不仅表明我们基本端稳了自己的饭碗，而且在关键时期为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实现了托底式支撑，成为我国应对疫情之下极为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的坚实基础。
我国粮食产量已经连续多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粮食安全是完全有保障的，但对我国粮食安全形势必须谨慎乐观。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粮食产业发展的冲击必然有一个滞后的发酵期，后续性影响将逐步显现；另一方面中国粮食安全面临的诸多长期和短期性挑战依然存在，近期疫情影响和长期深层矛盾相互叠加，将可能对我国粮食安全的战略目标构成不能低估的较大压力。
制约粮食安全的长期性矛盾依然严峻
一方面，人口增加和消费水平提升将使我国粮食需求保持刚性增长。未来一段时期，我国人口增速虽会有所下降但仍将保持总量持续增长态势，这必然导致口粮需求继续刚性增长。与此同时，城市化的持续加快将使我国城市人口以更快速度增长，大批农民工进城后由粮食生产者转变为粮食消费者，也将增大粮食消费数量。还应重视的是，经济增长带来的粮食消费结构变化将更为剧烈，饲料用粮和工业用粮的消费需求将保持快速增长，进而显著增大粮食消费比重。此外，2020年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提供的数据显示，我国粮食在产后环节损耗严重，尤其是在储藏、运输和加工环节，每年损失量约700亿斤，同时我国粮食消费中也存在浪费现象，这两个方面的原因不合理地扩大了粮食的消费规模，加大了粮食供给压力。
另一方面，耕地资源减少和水资源短缺趋势的不可逆转将对我国粮食供给构成长期性巨大压力。在我国可开垦耕地后备资源十分有限的条件下，城镇化和工业化快速推进带来耕地面积大规模减少的趋势仍在发展。良田沃土的持续减少对粮食生产形成显著的“挤出效应”，通过增加耕地面积从而增加粮食播种面积的空间极其狭小。同样的，由于水能资源开发的低门槛以及工业、城市用水的低成本和低效率，工业和城市用水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呈现无序扩张的趋势。而在农村，由于资源性缺水和工程性缺水并存，水源工程建设滞后，用水过程浪费严重，水资源供求失衡矛盾更趋尖锐。目前我国农村水资源紧缺已成为常态，应对旱灾频发已经成为国内多数地区保障粮食供给能力的极为艰巨的任务。
影响粮食安全的短期性因素需要警惕
现实表明，除了需求刚性增长与资源约束趋紧的长期制约因素之外，我国粮食安全还面临如下四个方面严峻的现实挑战：
耕地“非粮化”矛盾突出。推进土地集中和产业结构调整是我国农业转型发展的基本方向，但由于比较效益明显偏低，土地流转与集中对粮食生产形成负向影响，土地流转不断提速的过程同时就是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土地流转规模越大，耕地“非粮化”发展相应越快，与粮争地的矛盾也愈益尖锐。
耕地粗放经营依然严重。我国绝大多数地区粮食生产中小农户分散生产的基本格局仍然没有改变，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之后，农业生产中劳动力老龄化矛盾日益突出，不仅农地从精耕细作向粗放经营倒退的现象十分普遍，而且以自给自足为主的“老龄农业”还必然导致耕地常年性抛荒和季节性抛荒矛盾大量存在。加之农田基本建设相对滞后，农业机械化覆盖面较为有限，结果是我国仍然面临耕地数量有限与利用效率较低的矛盾性困境。
规模经营主体发展能力不足。近年来各级政府为推进粮食适度规模经营发展付出了巨大努力，粮食规模经营主体正在逐步成长为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重要主体。但是由于土地成本、农资成本、人工成本持续上涨，粮食生产成本的“地板效应”不断抬升，粮食生产的盈利空间有限。大量调查表明，绝大多数粮食规模生产主体主要都是依靠政府补贴来实现盈利甚至生存的，因为激励粮食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的市场化机制尚未真正形成，当前众多粮食规模经营主体总体上还处于艰难的发展过程中，仍然面临发展能力不足、带动性不强的突出问题，由此构成我国粮食供需平衡依然脆弱的重要影响因素。特别是在遭受疫情冲击和整体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粮食规模经营主体面临更大困难和挑战，如何对其精准支持、强化能力、提振信心，是我国确保持续性粮食安全必须破解的瓶颈性难题。
政策绩效仍需提升。我国粮食生产形势的持续好转与高强度的政策补贴是直接相关的，粮食直补政策虽然深受农民欢迎，但并不足以弥补种粮的比较效益之差。更重要的是，现有基本按承包地面积平均发放粮食补贴的普惠制方式，主要补贴的只是土地承包者而非实际生产者，实施的政策成本较高，从而产生不利于激励增大粮食供给的结果。在严格意义上，现行粮食补贴政策更多地表现为惠农民的收入政策，而非强粮食的产业政策。在粮食安全压力继续加大背景下，补贴政策不能对粮食生产者产生更直接和更强烈的扩大生产规模的政策信号，这显然是亟待进行合理的政策调整的重要方面。
从五个主要方面应对中长期粮食安全问题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任何时候都不能有所松懈，虽然我国粮食生产实现了历史罕见的十八年连续增产，产不足需的矛盾从根本上缓解，供求平衡目标基本实现。但就总体而论，我国的粮食供求平衡是在多种约束之下实现的低水平平衡，从发展的视角审视，我国粮食生产的未来发展既有远虑又有近忧，粮食供需紧平衡成为常态将是我们必须长期面对的基本现实。从根本上看，实现中国粮食安全的战略目标将是一项长期性的艰巨任务，不仅自然条件和国际市场的不确定性潜藏着许多难以逆料的巨大风险，而且现有体制和政策因素的进一步调整也面临着极其复杂的利益制约。对中国的粮食安全而言，由于存在诸多解决难度很大的不安全因素，任何盲目乐观都是极其危险的，任何麻木懈怠都是不可容忍的。必须始终保持清醒头脑，时刻保持应有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做到警钟长鸣、全力以赴、持久努力。
面对现实，我们应当重点从五个主要方面应对我国中长期粮食安全问题：一是继续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在加强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科技支撑，以及有控制地利用国际市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我国粮食的供给和保障能力；二是优化粮食补贴政策，通过合理平衡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粮农和非粮农的利益关系，构建以提高效益为主线的粮食生产长效机制；三是加大农村生态建设和环境治理力度，强化绿色发展导向，提高粮食质量安全水平，建立从粮田到餐桌的全过程绿色产业链条；四是加强粮食安全的监测和预警能力建设，进一步完善粮食储备物流体系，强化其平衡粮食供求的“稳定器”功能；五是大力倡导文明消费，有效扼制粮食消费中的非理性浪费现象。 （来源：《四川日报》2022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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