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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洪君（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 数百年前，当资本主义在西方国家尚处于萌芽状态时，某些欧洲思想家便发现了此种制度的问题和弊端，开始构想人类社会的美好未来。从此，五光十色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和流派，承前启后，不断发展，到十九世纪中期达到高潮，开始对欧美国家的政治思潮和社会进程产生重要影响。
1848年，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共产党宣言》问世，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由理论转向实践，变得波澜壮阔而又曲折万端。近年来，围绕着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俄国十月革命100周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暨改革开放40周年，苏联东欧剧变30周年等重大事件，国内外有关社会主义问题的讨论异乎寻常。
在这场涉及社会主义现状与前景、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理论争鸣与思想博弈中，人们的立场和视角相去甚远，看法和结论截然有别。但总体说来，社会主义必将在迂回曲折中开辟新的路径，在艰辛探索中走向美好前程，这是进步人类的基本判断和普遍共识，也是社会主义力量努力奋斗的共同方向和目标。
01、十月革命不仅使俄国面貌焕然一新，同时也为人类进步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和选择
列宁领导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取得十月革命胜利并建起工农民主专政的新政权，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由理论形态变为社会制度，由思想原则变为活生生的社会现实。这场革命是在当年二月俄国发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临时政府继续参加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既没有解决国内迫在眉睫的土地和面包问题，也没有解决各族人民共同企盼的和平问题，反而造成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统治、被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生存的危机形势下发生的。
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利用无产阶级革命条件在帝国主义薄弱链条中提前成熟的特殊机遇，将要求和平的一般民主运动、争取土地的农民运动、谋求平等的民族解放运动和为社会主义理想而奋斗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统合起来，以武装夺权方式强行实现了政权更迭，创立了历史上未曾有过的苏维埃式的国家政权，打造出了完全不同于旧时代的新型生产关系、新型社会关系、新型民族关系和新的生活方式，并且还提出了以和平共处为核心内容的新型国际关系准则。
在为保卫十月革命成果和苏维埃政权、组织新生活和建设新社会而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布尔什维克党人将革命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有机地结合，在极端困难并且没有先例可循的情况下，努力调动和团结一切进步力量，战胜了外来军事干涉和国内黑暗势力，消除了社会的无政府状态，表现出了高超的政治、军事和外交斗争技巧，最终将支离破碎的旧俄国境内出现的各苏维埃共和国，联合为统一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即苏联。疮痍满目的俄罗斯大地从此出现巨大生机，苦难深重的俄罗斯各族人民焕发新的活力，这是不可否定的历史事实。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同时还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旧世界打开了一个缺口。这场革命促进了西欧、北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新高涨，使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标志着亚洲人民新觉醒的中国“五四运动”和朝鲜“三一运动”，都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正是在那个时候，在俄共领导的共产国际直接帮助下建立起来的。
所以，毛泽东同志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更广义上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也开辟了人类社会向新质状态发展过渡的新时代。国际社会都认为，世界进入由近代过渡现代发展阶段，是以俄国十月革命和一战结束为标志的。这也充分说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意义和影响不容否定和低估。
02、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博大精深，至今仍具有重大理论指导意义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发生之前，由于没有相应的社会实践作依据，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憧憬仍然相对简单。列宁在1903年撰写的《告贫苦农民书》中曾经这样说过，“我们要争取新的、更好的社会制度：在这个新的、更好的社会里不应该有穷有富，大家都应该做工，共同的劳动成果不应该归一小撮富人享受，应该归全体劳动者享受。机器和其他技术改进应该用来减轻大家的劳动，不应该用来使少数人发财，让千百万人民受穷。这个新的、更好的社会就叫社会主义社会。关于这个社会的学说就叫社会主义”。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形势的发展完全出乎想象。布尔什维克党为保卫苏维埃政权，曾被迫实施战时共产主义。当时几乎所有领导人都以为，可以通过这种体制“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善于用正确理论指导实践，并且善于在实践中修正和发展理论的列宁，在保卫苏维埃政权的任务基本完成后，立即引导党及时终止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把管理国家、提高劳动生产率提到了执政党工作的首位，强调党管理国家的任务首先是“纯粹经济的任务”。与此同时，列宁还系统地阐明了通过新经济政策、通过国家资本主义、通过大量使用旧社会遗留的专家和人才、利用人类文明创造的一切优秀成果来组织新生活、建设新社会的政策主张。
在执政党自身建设方面，列宁领导取缔了党内派别活动，大力加强党的团结和统一，并多次组织清党以保证党的质量。他在晚年所阐明的国家政权建设和执政党自身建设思想，诸如完善党内外监督机制，反对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精简国家机构，培养高素质管理人才，同党内“三大敌人”即狂妄自大、文盲现象和贪污受贿作斗争等，都是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宝库中光辉永存的珍贵遗产。
在对外关系方面，列宁提出了在异常复杂的国际斗争中要学会通融妥协、不同社会制度国家要和平共处、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和不同民族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式将各有不同等一系列新思想，苏维埃俄国的国际环境因而得到逐步改善。
列宁非常重视思想理论创新。他根据不断发展和变化的实践，明确表示：“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这位世界社会主义领袖独一无二的政治胆识，他所阐述的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改变的重要思想，对当今时代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仍然具有非常现实的指导意义。
03、苏联社会主义既有巨大成就也有许多失误，其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需要认真研究和评估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作为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领导苏联各族人民在巩固、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中努力奋斗，以苦难行军的方式，取得了世界上任何国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都无法取得的辉煌成就，彰显出社会主义制度无法比拟的巨大优越性。
当西方各大国因经济大萧条而深陷危机时，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已由落后的农业国成长为强大的工业国。到20世纪30年代末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苏联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科技创新能力与日俱增，令世界刮目相看。西方国家对苏联的孤立和封锁，宣告失败。
二战期间，苏联为国际反法西斯事业，为摧毁欧亚地区两大战争策源地，作出了重大贡献和牺牲，同时也为东欧国家摆脱法西斯奴役、实现民主改革和经济重建，提供了宝贵支持和援助。战后初年，苏联参与创建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新国际关系体系和新世界政治格局，在反对新的战争威胁、维护世界和平方面，支持被压迫民族反帝反殖的斗争发挥了积极作用，其国际地位和作用急速上升。
但是，在处理党内矛盾和民族问题、应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困难与挑战时，斯大林未能完整准确地继承列宁的社会主义思想。他的社会主义建设主张看似合理，执行中偏误甚多，政策理念与行为方式严重背离，结果不但铸成了行政命令式的经济体制和社会治理方式，同时还导致大量冤假错案，破坏了民主和法制，因而，极大地损害了党同社会的关系、同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以及地方政权与联盟中央的关系。对待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和新建立的人民民主国家，则时常表现出“老子党”和“大国主义”作风，损害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道德形象，进而也损害了世界社会主义事业。
斯大林逝世后，几经重组的苏联领导层未能处理好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未能根据内外形势发展变化有效调整原有的机制与体制。赫鲁晓夫执政十年，对内提出“全民国家”“全民党”理论，对外倡导“没有军队没有武器没有战争”的“三无世界”，导致苏联内外政策全面混乱，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也日趋复杂。
勃列日涅夫为政十八年，将苏联发展阶段定位成“发达社会主义”，不思进取的“全面稳定”，最终堕变并异化为思想凝固和体制僵化。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变成了“老人治国”“病夫治国”的代名词。在对外关系领域，苏联凭借不断膨胀的军事实力，一方面，无情镇压东欧国家发生的改革运动；另一方面，与美国展开全球争夺，公然走上霸权主义的扩张之路。
04、东欧国家以简单化的理想主义和庸俗化的极左思想替代科学社会主义，最终失败而教训惨痛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欧地区出现八个共产党工人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政权，时称新民主国家或人民民主国家。东欧地区“社会主义化”，一度被视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成功扩张的重要体现，同时也被视为社会主义制度凯歌行进的主要标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因此曾十分恐慌。
然而，东欧地区的社会主义政权，大多是在战争结束后苏联军事占领的背景下，直接借助苏联确立和发展起来的，因此，深受苏联影响。在建立本国的政权结构和管理体制、确定和实施内外政策时，这些国家大都照搬苏联经验，因而，严重脱离本国国情。执政党的合法地位与执政能力，始终饱受诟病和怀疑。在政治理论界充斥着苏式教条主义、形而上学和学阀作风的情况下，某些力量试图探索有别于苏联的本国道路，结果遭到苏联和本国亲苏派双重打压，最终均以失败告终。
苏联为控制东欧国家提出“有限主权论”和“国际专政论”，甚至动用原本用于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威胁的华约部队镇压东欧国家改革，不仅使其自身堕落为“社会帝国主义”，同时也从根本上窒息了东欧社会主义的生机与活力，使东欧国家的发展水平与西欧国家越拉越大。
东欧地区也有国家试图摆脱苏联模式，坚持走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发展之路，这就是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然而，后来的实践证明，该两国的社会主义尽管各具特点，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与苏共截然有别，但也没有摆脱背离基本国情，超越发展阶段的流弊，一开始就蕴含深刻矛盾，最终也都陷入灭顶之灾。
譬如，南斯拉夫实行“自治社会主义”。所谓自治，就是要用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逐步代替国家机构。与此相适应，南斯拉夫共产党被改组为共产主义者联盟，其结果是多民族国家陷入危机，最终导致国家解体并爆发残酷的民族战争。
阿尔巴尼亚打着反对“修正主义”的旗帜，把斯大林的理论和苏联的早期经验推向极端，最终形成了“唯我独社”“唯我独革”“唯我独左”的社会主义模式。这种模式对其本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的损失，对世界社会主义整体事业的危害，丝毫不亚于苏联模式。
0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世界社会主义展示了新的发展前景，同时也为人类和平发展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共产党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建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生力军。这是因为：“中国先进分子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中看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1949年新中国成立并与苏联结成友好同盟，标志着横跨欧亚大陆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正式形成。此时，欧亚地区“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诞生，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极大地壮大了世界社会主义力量”。
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开始就是世界社会主义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选择，也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先进社会制度”。对于刚刚获得解放的中国人民来说，社会主义就是这样一种不可替代的先进制度。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中华民族才完成了“有史以来最为广泛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中华民族由不断衰落到根本改变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在外交上实行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政策，在国内经济建设和社会管理等诸多方面，各行业各部门一度形成“以苏为师”局面。所谓“以苏为师”，实质是中国人想“建成像苏联一样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过上像苏联人民一样富足的生活”。
当时，苏联基于其世界革命战略和地缘政治考虑，的确也为中国提供了多方面支持和援助。双方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协调配合，相互支持，共同支持世界和平民主运动和各国人民的反帝反殖斗争，推动国际格局呈现东风压倒西风的良性格局。无论斯大林本人还是后来的苏联领导人，抑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都认为新中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进程中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注意到苏联经验及其内外政策的局限性，反复强调并告诫全党全国人民，绝不能照搬苏联经验和做法。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后，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加剧，中方反对苏联“老子党”和“大国主义”的斗争不断向纵深发展，双方在国际舞台上也开始分道扬镳，中国共产党开始完全独立自主地建设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
1978年底，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破除阻碍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一切思想的体制障碍，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当时，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但是，包括中苏两国在内，社会主义各国内外关系，总体上都很复杂，集体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迹象愈加明显。
在中国内部，“由于‘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导致我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人民温饱都成问题，国家建设百业待兴”。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审时度势，作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顺应了“使党和国家从危难中重新奋起”的时代诉求。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加速现代化建设步伐，同时也为陷入徘徊状态的世界社会主义进程，指出了新的发展方向和路径。
06、苏东剧变给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造成重大损害，同时也改变了国际力量对比和世界战略格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成功，特别是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极大地影响了世界社会主义进程。中国改革开放不久，早就跃跃欲试的一些东欧国家，逐渐拉开了改革的序幕。1985年，苏联也开启了改革进程。但是，这些国家的改革，从指导思想到实现路径一开始就存在严重问题，改革开启不久即迷失方向，陷入困境。经济困难、社会失和、政治危机接踵而至，深度交织。苏联还爆发了日甚一日的民族关系危机，各加盟共和国与联盟中央政权打起了主权争夺战。误入歧途的改革，将苏联推向了全面崩溃的边缘。
1989年夏季，匈牙利和波兰相继放弃社会主义制度，执政多年的共产党失去政权。早已深陷危机、涣散无力的苏联共产党，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事变而遭受致命一击。身为党的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竟屈服于内外反共势力的压力，下令解散了苏共。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从此退出历史舞台。而后，苏东地区发生多米诺效应，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放弃了社会主义选择。在这一过程中，有的国家出现内战，有的国家发生战争。
1991年12月，苏联宣告解散。这个横跨欧亚大陆、拥有3亿多人口、历经70余年社会主义实践、综合实力与美国旗鼓相当的第二超级大国，就这样因改革失误而土崩瓦解了。原苏联境内出现了15个主权独立国家。列宁亲手开创的现实社会主义事业，就这样被苏共领导人发动的“改革”葬送了。
“覆巢之下无完卵”，苏联帮助建立并且长期依赖苏联支持的第二个社会主义国家蒙古，也在苏东剧变的大潮中改弦易辙，实行政治多元化、经济私有化和意识形态多样化。长期执政的蒙古人民革命党，失去执政地位后几经改组，只能在西方式的议会民主体制中寻找生机和出路。
准确地说，苏联东欧改革失败，并不是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失败，而是由生机勃勃变为死气沉沉、由锐意进取转为固步自封的苏联模式的失败，是盲目照搬归抄他国经验、严重脱离本国国情与时代潮流的东欧模式的失败。但是，所谓的苏东集团，毕竟构成了统一的地缘政治板块，毕竟是世界社会主义进程的主干力量。这些国家的执政党以如此可悲的方式迅速退出历史舞台，对世界社会主义的灾难性影响，还是客观存在的，并且是相当深刻和久远的。
苏东剧变后，这一地区的共产党组织一时间所剩无几，某些依然坚持社会主义选择的政党和组织，实际奉行的是与科学社会主义差异很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或者是民主社会主义。在俄罗斯联邦、乌克兰、摩尔多瓦、塔吉克斯坦等国，共产党人重新组织起来，但地位和作用与过去相比，无法同日而语。
受此影响，欧盟国家最有影响的一些共产党分化改组。意共宣布解散，法共严重萎缩，只有希共、葡共和西共在困境中坚持活动。在亚非拉地区，发展中国家以社会主义为取向一度成为时尚。苏东剧变后，政治风向急转直下，主张社会主义的政党和组织大都偃旗息鼓了。
在这种情势下，西方某些政治家以冷战赢家自居，迫不急待地启动了北约东扩、欧盟东扩的“双东扩”进程，中东欧地区绝大部分国家，包括原苏联在波罗的海沿岸的三个共和国，陆续加入了北约或欧盟。欧洲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整个世界也由于苏东剧变、华约解散、美苏争霸的两极格局宣告终结，呈出美国“一超独大”的新格局。
07、世界社会主义将在艰难求索中大胆创新，在全面创新中锐意发展，在创新发展中迎接未来
无须讳言，当年苏东剧变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也造成了显而易见的负面影响。1989年春夏之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乘苏东地区局势生变之机，对中国进行所谓制裁，将改革开放事业如日中天的中国，推向了“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险恶处境之中。当时，“国际风云突变，西方各国政府纷纷宣布制裁中国，各种政治势力出于各种目的，也在世界上掀起了阵阵反华浪潮”。
在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中方为打破西方制裁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外交工作，很快遏制了国际反华浪潮，美国也不得不考虑松动对华政策。但是，当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发现东欧各国都已经“出事”之后，竟异想天开，企望东欧事态在中国重演。
因此，“东欧一变，国际格局也随之而变，美国开始重新评估世界的整个形势，突然变得又不急于与中国改善关系了”。美方不但放弃了与中方相向而行、缓和关系的意愿，反而推动西方七国集团继续追加对华制裁措施。
然而，社会主义在迂回曲折中走向未来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苏东剧变时，中国共产党坚持改革开放基本路线不动摇，领导全国人民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开创政治安宁、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科技进步、社会和睦、民族团结的新局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
正是在不断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制定了到二十一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证明，中国的长城，坚不可摧。”
苏东剧变之前，越南、朝鲜、老挝和古巴与苏东各国的关系更为密切，经济来往与技术合作的程度更高。苏东剧变后，这几个国家受到的冲击和影响更为严重。但越南、朝鲜、老挝和古巴始终在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坚守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越南、老挝高举革新开放的旗帜，在社会主义理论、实践和制度建设方面，各有重要举措。
如越南共产党，一方面，公开宣布“决不会接受社会主义道路以外的任何道路”；另一方面，明确将胡志明思想和马列主义共同列为党的指导思想，确认本国正处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初级阶段，把“民富国强、社会公平、民主文明”作为立国目标，把建设“属于人民、来自人民、为了人民”的法治国家和“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作为长期任务。
老挝人民革命党1989年召开的四届八中全会，确立了“六个坚持”，即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马列主义、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1991年召开的党的五大，提出了“有原则的革新路线”，宣布实行对外开放。此后，该党一直将早期领导人凯山·丰威汉的思想与马列主义并列为自己的指导思想，确认老挝正处于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准备条件的阶段，将加速经济发展，解决人民温饱，尽快摆脱不发达状态作为党和国家的首要任务。
在建设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方面，朝鲜和古巴同样各有建树。朝鲜劳动党早在苏东剧变之前，就已经将该党已故领导人金日成的“主体思想”，作为指导本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理论。1993年12月召开的朝鲜劳动党六届二十一次全会，决定将1994～1996年确定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缓冲期，缓冲期间推进“三个第一主义“的经济结构调整方针，即“农业第一主义、轻工业第一主义和贸易第一主义”。后来，朝鲜又根据地缘政治环境变化和自身安全需要，把“先军政治”作为治国兴国的最高理念。
古巴共产党的理论基础既包括马列主义，也包括何塞·马蒂思想。苏东剧变后，古巴面临的经济困难和外部压力进一步增大，以卡斯特罗为首的古共领导人认为，古巴已进入“和平发展的特殊阶段”，党的主要任务是同帝国主义进行“思想战”。2002年6月，古巴以全民公决方式修改宪法，确认古巴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可更改。
08、新世纪呈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水平发展成为最大的良性变量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特点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世界格局没有因为苏东剧变、冷战结束后变得更加稳定；安全形势没有真正呈现缓和代替紧张、对话代替对抗的良性状态；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没有因为世界多极化而明显弱化；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也没有因为经济全球化持续发展而得到根本缓解。
相反，世界新旧格局转换引发的冲突持续不已，力量对比失衡加剧了美国的霸权主义，人类面临的共同性问题激增，使已经提上国际社会日程的全球治理变得难上加难。迷茫中的国际社会，越来越聚集于中国共产党人，聚集于中华民族，聚集于在改革开放中取得巨大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实现伟大民族复兴、加速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中国，与国际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将不断巩固和加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审视国际国内形势，通过总结实践，展望未来，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对党和国家各方面工作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新的历史性成就。
目前，中国的经济总量和货物贸易总量已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二位，外汇储备长期处于世界第一位。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远远超出了美欧日所有发达经济体的总和。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凝聚力、协调力和组织动员力，参与地区和国际事务、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都已今非昔比。国际上许多权威人士惊叹：中国在经济、科技乃至综合国力方面超越美国，已经指日可待！
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对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越来越重要的独特贡献，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中国需要世界，世界需要中国，如今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基本共识，同时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进中国，已经成为密不可分的统一进程。
今后，中国仍将不断深化改革，持续扩大开放。中国将通过倡导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持之以恒地为国际社会提供新发展观、新利益观、新安全观、新合作观、新秩序观、新责任观、新文明观等公共产品。中国不但引领周边地区和整个世界实现联动发展与共同进步，而且要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提升人类文明互通互学互鉴的质量与水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成就的示范效应，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独特影响力效能叠加，将使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逐步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选择。
中国在深刻地改变自己的同时，也将深刻地影响世界，这是人类文明未来发展进程中不可改变的历史大势。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中国的成功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成功，同时也是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更是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共同事业的成功。
09、世界社会主义未来发展前景广阔，从形式到内容必将更加丰富多彩
遥想冷战结束之初，西方世界曾经一片欢腾。有人断言资本主义已经在两种社会制度的较量中“不战而胜”；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已经遭到“大失败”；还有人声称人类“历史已经终结”为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现在看来，这些预言家们真的是高兴太早了。
如前所述，苏联东欧集团瓦解，只不过是教条主义的、严重僵化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破产，充其量是一种长期脱离实际因而落后于时代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冷战结束28年来，世界社会主义进程并没有因为苏东剧变而停下前进的步伐。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越南、老挝、朝鲜、古巴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都有不同程度的新发展。
如越南，2011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大，全面总结了过去25年的革新历程，确立了通过年均7%～7.5%的增长速度，到2020年建成工业化国家的愿景目标。老挝人民革命党2016年召开十大，一方面，确认本国仍处于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初级阶段；另一方面，明确发展思路，强调可持续发展，并把加强党的领导力、战斗力和先进性，建设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坚强的党，抵制“和平演变”和“自我演变”作为党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初级阶段的重要任务。
然而，社会主义在迂回曲折中走向未来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苏东剧变时，中国共产党坚持改革开放基本路线不动摇，领导全国人民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开创政治安宁、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科技进步、社会和睦、民族团结的新局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
由于内外环境不同，主客观因素有别，朝鲜和古巴的社会主义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一度更多，但近年来也有很大起色。2011年古巴共产党通过了党和革命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纲领，开始尝试对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进行“更新”。2016年召开的古共七大，就完善社会主义模式进行了理论探讨，同时也解决了党的最高领导层新老交替的问题。
针对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幻想，2019年4月通过的古巴新宪法规定：古巴社会主义制度不可更改，古巴共产党是在古巴社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力量。朝鲜前些年由于实行先军政治，实行经济建设与发展核武同时并举的方针，国际处境极为困难，经济和社会发展受到严重制约。
2018年初，朝鲜主动调整政策，与韩国、美国以及整个国际社会的关系有了明显改善。2018年4月朝鲜劳动党召开的七届三中全会，宣布全面停核，集中力量发展经济的新方针。朝鲜的外部环境已经大大改善。
上述情况极为有力地说明：作为人类美好追求的社会主义理想，永远不会从人们的精神世界中消失；作为完整体系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将在历史运行的漫漫长河中放射出永恒的思想光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社会实践，无论是改造旧世界旧制度旧观念的革命运动，还是构建新世界管理新国家组织新生活的建设事业，终将在人类文明生生不息的伟大过程中展示更大作为。
如今，世界正处于新旧格局转换的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都在向纵深发展。国际社会开始重新评估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意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奠基人马克思，不仅被西方社会敬誉为“千年伟人”，他所创立的理论学说，也得到重新认识和评估。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现存的共产主义组织、各国共产党人与社会党人以及其他形式的各种左派力量，相互间的交流对话与协调合作也日趋活跃。这些都说明，世界社会主义进程正在艰难求索中寻找未来，正在迂回曲折中走向未来。
纵观当今世界发展大势，可以说，世界社会主义的复兴与发展，既面临新的历史性机遇，同时也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在国际力量对比依然很不平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比总体上还相对较弱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共存、合作共处的局面也将成为某种历史必然。
未来的世界社会主义到底会是什么样子，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早在十九世纪90年代初，作为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奠基人之一的恩格斯就已经明确地告诫过我们：“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
世界社会主义的未来是光明的，但它的细枝末节只能由实践来描绘。今天让我们困惑不清的那些重大理论问题，最终也只能由历史作出回答。我们所能想象到的无非是：世界社会主义进程的形式和内容将更加丰富多彩，人们的社会主义观可能会有更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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