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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旭东（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引言 如果去关注中国当下的社会与文化的变革，我们所不能否认的是，基于世界性发展潮流的大背景，这种新的变革最为实质性地体现在了从曾经的农业占主导的社会向着高度工商业化的社会的转变，而居于这两端之间的便是作为一种过渡性存在的所谓农工相辅发展阶段的持久延续。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特别是自2001年底加入世贸组织之后的与世界体系的接轨，则使这转变历程遭遇到了超级提速的发展。在这中间，更多的农民有日益多的机会离开自己家园的土地而流向陌生的城市空间，为了谋生而参与到了工业化或城市化的生产消费中，由此而获得他们日常生活所必需的农产品以外的补充。而他们所拥有的土地使用权以及最为传统且根深蒂固的家园意识，又使得他们会在城乡之间做着一种远去与归来的周期性的摆动。而他们自身所能积淀下来的文化传统，也在此一急速的变迁之中发生着一种在自我选择性上的以及不断外加上来的迫不得已的自我转化。显然，乡村曾经的时空坐落日益出现了令人担忧的有似真空一般的地带，人们喜欢用“空心村”对此一乡村的存在状态给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描述。然而，对于这个真空的存在而言，它在显露其发展的危险之中，同时也隐含着新的生机和可能。我们显然日益多地看到城市中的文化在伴随着先期觉醒的城市艺术家们进入到空旷的乡村中，由此，新的文化下乡的故事在不断上演。而与此同时，结合上一种勾连城乡的乡村旅游的蓬勃开展，乡村自身也真正面临新的文化转型下的再调整、再适应与再创造。显然，我们需要对这个发生的过程进行实际的记录和理解。一、乡村的“三级两跳” 显然，我们要在一种变化的语境中去理解中国乡村的存在。而在社会改变的问题上，我们又必然首先要从社会结构的转变去看待那些正在发生着的可归诸文化下乡的实践，否则其本质性的属性便不易被觉察。显然，社会结构在影响着文化存在的表达形态，社会结构转变了，其外在文化形态自然也会随之改变。很明确的一点在于，我们注定不能够让每个已是在焦急地对着手机刷屏的农民重新沉浸于那些乡村文化研究者们所臆想出来的抽象的农业社会形态中，那显然是对既有的纯粹文化记忆或者作为“非物质遗产”的那种静态的传统学者意义上的自我想象和自我建构。如果技术是社会构成的一个重要的甚至是不可避开的影响性的因素，那么很显然地，随着技术对人们生活空间的不断介入，人们的整体行为模式也会随之发生相应的改变，由此而来的必然会是人们基于价值观念的文化向度的改变。费孝通先生曾专门讨论过这一社会结构转型的发生，他极为形象地将其比喻为乡村发展的“三级两跳”。即在他看来，从农业化到工业化是这两级跳中的第一跳，而从工业化到当下的信息化或者后工业化，则属于第二级到第三级的又一跳了。尽管这第一跳的农业化向工业化的转型还没有真正完全实现，曾经的乡镇企业的发展体现出了一种半工半农的乡村工业发展的在地化的形态，那时的乡村工业化的脚跟还没有完全站稳，但恰在此时，作为第二跳的由工业化向信息化的转变则紧随其后地发生了，并叠加在了原有的乡村工业化的基础之上，并日益突出地体现在了当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以极为迅捷的发展步伐在逐步替代着人们原有的生活模态。人们显然是别无选择地在面临着一种朝向城市的工业化以及来自于全球的信息化社会的双重叠拼的语境，在此语境中，人们迫不得已地做出一种应对性的转化。从过去的乡土中国到工业化中国的这一种重大的转变，即第一跳，根本上还属于物质层面的工业下乡，是实际生活的物质改变；而到了这第二跳，便更多是观念性或精神性的文化下乡了，即从曾经的物质性的“实”的层面转换到了精神性、文化性的“虚”的层面上来，更多的人在更多的时间里是在跟一个虚拟世界打交道，并必须随时随地地作出应对，这对人自身的存在而言显然就意味着一种根本性的转变。换言之，从过去的工业下乡到现在的文化下乡，这中间明显经历了一个极为巨大的质的转变，而对于这一转变本身而言，它恰恰可以说是构成了理解中国当下文化转型的一个新的维度，也意味着在乡村生活中要有更多价值和观念层面的新变化。更多的信息、知识以及随之所附带的新产品进入到了千家万户的实际生活之中，人们因此需要有一种最具反思性意义的思考，需要在日常操作的层面上去应对这些扑面而来的知识信息的“围剿”，也真正需要有一种对于自己生活究竟是什么以及未来生活将走向哪里的清晰自觉，由此而真正去弄清楚自己在文化上所曾拥有的归属感以及如何能够有新出现的那些意义感的创造。最为值得强调的是，工业下乡，或者机器、技术以及产业的下乡，更多还是属于经济或生计意义上的，是借助于外来工业的发展所实现的对于农业自身的补充，或者是由农民自愿做出的对于农业生活以外的工业化生活的选择性吸纳和利用。在此时，可以说，乡村生活的基调或其基本结构仍旧还是以农业为主，辅之以工业的。这也可以说是一种类似于传统“牛郎织女”模式的农工相辅，而这种模式便是费孝通所说的乡土中国传统生活方式的核心，只是先前的那种“工”的存在会更多地体现在农业以外的手工劳作上，而现在的“工”则更多是机器大生产的模式。但很显然，这前后之间还是有着一种乡村生活的连续性的，换言之，人们是在用一种传统观念里“牛郎织女”的模式的想象去理解和吸纳新出现的工业下乡的现象，因此对于那时的社会转型而言，它是把各种新现象的发生搭接在了旧有的社会结构之上，因此转型的发生是相对顺畅的。在此意义上，乡村中的家庭结构依旧是相对稳固的，而乡村的工业化生产则是离土不离乡的模式，人们在农业的基底上借助乡村工业化去实现物质生活根本面貌的改观。而在这改观之中，一种基于家庭观念的文化价值，仍旧能够稳固地予以保守和坚持，使之不会那么轻易地就发生彻底的扭转。而一旦转换到了文化下乡这一新的发展阶段，那便无可避免地进入到了一个更高层次，即触及到人们的观念、价值、精神和意义诸层次。这个阶段的乡村会有其特殊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更重人精神上的满足和陶冶。那些从城市落入乡村的事物不会是僵化刻板的机器性存在，也不会是纯粹生计意义，而更多会属于人的精神观念或思想意识上的，因此它显然更多触及到了人们对于新出现的那些生活方式的认同与选择，它们明显地牵涉到了一种文化的新表达，或者说文化意义的追求在自觉性地进入到了人们的生活表达之中。由此，一方面是留存在村里的人会因为这样更多精神性意义的触动而尝试生活样式的改变，另一方面则会有一种外部世界的种种观念或思考而对于乡村自身构造出来的新发展模式的驱动和影响，它也在使得乡村从精神意义上被重新塑造成为有似于陶渊明所描述的“桃花源”意义上的理想生活之地，甚至是要理想性地让能够在乡村的环境中生活成为人们在精神意义上去追求的对象，这种不同于农工相辅的“牛郎织女”模式的新式乡村发展的模式，我们不妨称之为“桃花源模式”。这种模式更注重于精神性意义的追求，这显然也是在我们的文化观念中所旧有的，从来都不缺乏的另一种对于乡村生活的想象，只是在被当下的现实唤醒并予重新启用后进入到了人们面对于新的社会发生语境而有的新的思考观念之中来。它不仅是属于文化意义上的，更为重要的还是富有艺术以及审美情趣的，同时也无形地跟更多人所选择的闲暇生活的乡村旅游密切地联系在了一起，甚至更成为是在今天的这个新时代里才会不断涌现出来的一种艺术以及艺术家的乡村介入的意义引领。而所有这些从根本上而言，也是当下的人们在一种文化自觉意识的牵引之下的新乡村发展道路的选择。由此使得文化进入到了乡村，附带着城市人的休闲旅游进入到了乡村，同时那些艺术家们也因此而介入到乡村的生活和建设之中来。二、文化下乡的内在维度 在这里必须注意到，有两个方面的变化显然是不可忽视的，并且这两方面的变化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首先一个是乡村自身所发生的变化，即变化来自于内部维度的影响；另外一个则是乡村以外的变化，或者说乡村自身在受到了某种外部影响而发生的转变。很显然，作为乡村内部的维度变化，它们是有其内在意义属性的，或者说其动力的基础来自于乡村自身的促动。这也特别会体现在乡村里的内在性的个人、社会与文化的这些核心向度上，一些变化会明显地在这些方面更为聚集性地显露出来。首先，最为明显的是乡村里个人维度的变化。这里我们会更为在意于人的生活中那些移动性特征的转变，也就是人们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和可能离开乡村而跑去城里生活，以此来谋求生计、生活上的改变。而正是因为乡村人长时间地在城市中生活和工作，结果村中的房子日渐空置，土地也随之大片大片地空余出来。对很多人而言，乡村整体性的意象显然更多地在跟一个“空”字联系在了一起，这跟大城市里的那种拥挤和狭窄的空间意象之间明显地形成了一种反差。显然，乡村给当下人留下的最为直观的印象就是衰败和凋敝，那些“空心村”的存在，其意味恰恰是建立在这种印象上。而很多的乡村研究者，在这方面明显地是带着一种负面的情调并以“乡村存有严重问题”的眼光焦虑地去看待这些现象。但事物总有两面性，若能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待，则能发现问题丛生中却隐含着新的发展机遇，或者说这种乡村的空旷或者“空心”，可能恰恰透露出其潜在优势，这就像当年改革开放之后所搞的乡村工业化，那时的乡村所具有的一种独特性的潜力或优势一样，在消极负面的乡村发展的印象背后同样有一种涌动性的新的发展力量。而对于乡村的这种在未来发展上的支撑性力量而言，最为实际的还是体现在了那些人离开乡村后所留存下来的房子，以及在那些闲置土地背后所隐含的一个“空”字上，即所谓“空心村”的潜力或优势恰在于其“空”的存在。因为乡村里的所谓“空”，才有可能去让其他的人、事、物补充或参与进来。而且，这一村落的“空”，其积极的方面，或者其可以有所作为的方面就更为直接地显露出来，这恐怕也是未来所能够真正去实现的一种以乡村振兴为目标的乡村生活的根底所在。换言之，乡村的“空心”现状恰在无形之中可能会成为其未来有新发展的资本或根基之所在，因为最为简单的道理告诉我们，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是正反两方面发挥其作用的，并且相互影响和转化，而乡村的的“空心”功能重新发挥其创造性的作用，恰可能就是这种朴素的辩证思维最为直接的体现。而从另外一点看，很显然的便是乡村社会的这一向度的转变。当然，在这方面，原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显然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改变，但要知道，真正能够参与其中的人员结构变了，也就是村落社会中的年龄及性别结构改变了。村子里的老人、妇女、儿童留了下来，而青壮年人力的提供极为不足，最为具体的体现便是大片的土地无人耕种，土地的吸引力对于农民而言降到了最低值。而且，国家在2006年开春取消了农业税之后，也就不再需要有那么多的人力去经营土里“刨食”的生活，因此也便会有更多农民的土地被转让或者转包出去，而土地在名义上的使用人则更多的时间跑去城里打工挣钱，有的人一个月的收入甚至要比在土地上辛苦劳作一年的收入还要高，这样一种城乡收入的巨大反差，导致了原来人们过多依赖于土地而生活的乡土社会结构在发生着各种改变。而与此差不多同一步调在发生的便是，乡村里的“计划生育”工作在实行多年后得到了解禁，人们可以选择用更多的生育去补充劳动力的不足。但现在对一个乡村之人而言，可能最为重要的，也是最为急迫的并不是生与不生的问题，而是下一代的成年男子因“高价彩礼”而娶不到媳妇，时间久了成为村里老大难的“光棍儿汉”的问题了。同时，在一种社会结构的意义上，乡村社会里的男女关系也发生了改变。正像城市里男女分工关系在变得日益趋同一样，乡村社会中的男女关系也在亦步亦趋地发生着转变。显然，不论在城市还是乡村，男人能上网去刷微信朋友圈，去翻看快手、抖音之类的短视频，女人也同样能做到这一点。在乡村中，凭借网络平台，男性可以去做直播带货，女性也可以做到这一点，甚至可能还会比男性做得更为有声有色，风生水起，吸引到更多的关注和流量。而乡村里生产出来的农产品，可以因此在女性占主导的直播空间里被更多地售卖出去。还有，晚上在家里，男人可以闲坐沙发看电视，而现在的乡村女性也一样能有更多的时间去看电视以及参与各种休闲活动了，家庭中的休闲方式显然已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差异了。因此可以说，不论是城市还是乡村，男女之间在生活及休闲样态上日益趋同，这显然是由各种新媒体进入乡村的日常生活所引发的。而这一变化也在无形之中带来了一种社会的动力机制，这种动力机制不再是由土地自身的出产以换取粮食这样的满足温饱的行动力所驱动，而是来自于自己生活以外世界的更为丰富多彩的吸引力，并且人们对于外部世界有想要参与其中并有所直接表达的极度渴望。比如由于电视，特别是移动互联网新媒体的日益普及所带来的外部世界多样化以及应接不暇的信息冲击，造就了对于媒体或信息消费者一种真实存在的吸引力。显然，在一个更为强调注意力经济的时代里，“网红”不仅出现在了城市中，也一样同质性地出现在了乡村中。这也无形之中带动了乡村之人有更多可能走出乡村，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试一试，换一种新的“活法”。还有，人们梦想着如何能够从外面的世界获得更多发家致富的信息，而这又是一种深藏着的有着内在属性的乡村社会自身形貌的改变，这也可以说是在从一种工业化时代的生活向后工业化时代的生活的转变，即从一种以生产为主的生活转向了以消费为主的所谓现代消费社会，这种转变在既有的乡村生活世界中投射下一道有着深度裂痕的分割线，由此而使得传统意义上的乡村社会结构在变得晦暗不明，不再是那么突显和牢不可破了，也不再是发挥那种必不可少的决定性作用了，人们在这个过程中实现着新的生活方式的选择，并因此而去积极地适应这种选择。而第三方面的改变就属于文化的这一向度了，这根本而言也是一种乡村生活中习俗规则的传承模式的改变问题。显然，不能否认的一点是，原来乡村里的人有更多的时间留存于土地之上，或者他们的生活之中，更多时间和空间会依赖于家乡的土地而生活并聚拢在一起。因此，基于这种对土地的依恋，才可以说乡土的文化是有其深深的根脉的，无论遇到外界怎样的影响，也都不会轻易将其割舍，这也就成为他们所保有下来的传统。人们在这方面的一举一动，比如婚丧嫁娶的那些仪式，必然都会受到祖辈所传递下来的文化礼俗的约束，或者说都有其深厚传统的风俗习惯可以去凭依的，因此也无论如何，都不会使得乡村自有的文化传统真正地中断。因为由一个人或一个人群所持久生活在那里的时间和空间，那里的一草一木，那里的人情世故，都是在真实地影响着他或他们日常性的生活和感受的，这同时也约束着他们的思维、习惯和行为选择，因此，也潜移默化地会对这些传统的存在有着一种天然的情感上的寄托。但毋庸置疑的是，伴随着乡村里有更多的人们长时间地离开土地，并且更多地不再依赖于土地为生，或者不再去从事农耕方面的劳作，曾经顽固地附着于土地上的那些由祖辈所流传下来的种种文化习俗的影响或者规则的约束力，都会随之而发生一种松解式的转变。人们清晰地意识到自己所曾拥有的文化在被改变以及在渐渐地消失，人们也会有一下子跌落到了文化丧失的陷阱之中去的恐惧，由此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对转化出来的文化存在形态有极度不适应性的负面情绪的困扰。而那种文化自觉的概念也恰是在这样的整体性文化丧失的背景中不断积累而生发的。很显然，在平时的岁月中，人们一般并没有意识到人附着于土地上而生活时的那种文化的存在及其影响的重要，因为每天的日子就是这样按部就班、顺理成章地度过，无需再去有自我反思性地对其给予一种好与坏、新与旧、洁与脏以及存与废之类的理性的选择性判断。然而，一旦人离开了自己的土地去谋一种新的生活，人们的文化自觉意识也就会暗暗地涌现出来，并会随着文化的失去而表现得日益突出。尽管从表面上看，人们会从一种土地的牢固束缚之中挣脱出来，一切便可以自由自主了，有了一种切身感受到的自我个体性意识的存在感，但与之相应的，或者说人性中离群索居的孤独感也必然会随之突显，人们群体性的文化认同感会因此得到提醒和强化。而与之相应的则是，在乡村社会之中，习俗文化不再是按照乡村自身年度性的代际传承而一代一代传递，而是日益地脱离这个传递的既有轨道和节奏而转变成为日常表演、娱乐甚或旅游的一部分，由此去追求文化存在的形式和意义反而在日益多地进入并占据着人们的意识。而此时此刻的乡村，如果说文化的习俗还在，但真正可以成为文化传承能动者的那些人却可能不存在了；或者退一步来说，尽管人还在，却可能已无力去传承他们自己的文化了。显然，这些乡村内部的问题跟乡村里的人或“人气”有关联，“人气”若是没有了，那么很自然地，文化的传承也便“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比如曾经的那些乡村中的权威人物，他们原本是可以发挥他们在习俗文化方面的影响力的，是可以真正实效性地介入到乡村日常生活的自我管理之中去的，是由此可以提供基层社会的自治空间的，因此，乡村社会的既有秩序的维持，显然是依赖于这样的自然存在于村落之中的权威结构的，比如村中的族长、大辈乃至于村干部，而这些村落精英作用的发挥则体现在了乡村生活的诸多方面。但伴随着人们有更多机会离开土地后，乡村固有的社会秩序的维持机制也在发生着一种扭转，人们观念里的那种脱离开传统权威的束缚而遵从个人意愿的做法成为乡村社会与文化失序的根本所在。比如在传统的乡村生活中，统一格调的建筑风格在日积月累地影响着村落之人房屋搭建的类型、模式和样态，这显然是一种无形之中最为自然的文化遗产的传承。但在今天，若到各处的乡村去看，人们所看到的更多是各种样式、风格不一的建筑在乡村坐落空间中的参差交错，甚至也难说有什么真正的样式和风格，只是随意地在利用各种外来运输进来的建筑材料自作主张地“私搭乱建”，以此去占据或更新村里那些既有的传统生活空间。因此满眼看去，让人首先感受到的便是一种在乡村空间意义上的那种不和谐，而这又映射出来一种传统的乡村精英在基层治理空间上的缺位或效力丧失。三、文化下乡的外在维度 不过也要清楚的就是，任何变化一定不会是独自发生的，总会受到诸多外在因素的影响，而内外因素的合力则真正造就了乡村自身的改变。因此，对于乡村所发生的那些变化而言，除了尝试去了解来自于乡村内部性因素的影响之外，乡村以外世界的诸多改变，那才可能真正是去理解全部乡村变化的关键或不可避开的向度。而这外部的变化，也同样是体现在了笔者所谓的这样三个向度上，即外在性的个人、社会与文化。首先，就个人这一向度的改变而言，其来自于村落外部因素的影响是一种明确无误的要素性影响。因为要清楚知道的是，今天的乡村，已再不是那种可以寻求自我隔离开来的一种孤立性的存在，即不可能真正成为与其他的地方或人群隔离开的孤岛式的存在了。中国乡村已经实现了在出行道路上的“村村通”，它的根本性意义除了带来出行的方便之外，也无形之中使得村落和外部世界之间直接、方便和迅捷地联系在了一起，乡村与其以外世界之间的距离不断地被缩短了，恰如马克思所说的“力求用时间更多地去消灭空间”，而所有这些改变的前提便是乡村以外的人以及对于人的理解的总体性的改变，这种改变成为带来进一步的乡村改变的外在性因素而在影响着乡村自身种种新生活选择的一个接续一个的发生。由此，从乡村向外部去看，其最为直接的外在存在，那很自然地就是城市的存在，那是作为一种与乡村空间对照性的意象而伫立在那里的。因此，相对于生活在乡村中的人们而言，城市人所感受到的变化可能会更为明显和直接一些，或者，他们会先于乡村之人而切实地感受到生活变化的直接来临以及在身边的真实发生。因为经常性地要跟更外面世界之间有着一种基于转变的不断接触的发生，在城市生活之人在应对变化的感受性上必然是会先行一步的，也就是说，更多生活的变化先是出现在了城市，城市会第一时间接触到了这些变化的发生，并深刻感受到这些变化对于每个城市人而言的紧迫性的存在和意义。比如城市之中对于计算机以及互联网技术使用上的那种快速的接受过程，从美国的硅谷到北京的中关村，城市空间里的人们在这种高新技术的感受性上以及应用实践上往往都会相较于乡村先行一步。另外，还有外来资本所引发的城市空间之中居住格局的改变，这种改变也往往是真实、迅捷以及带有彻底性或根本性意义的。原来传统意义上的城市，不论其大小，显然是没有那么多的楼房存在和对于楼房的欲求的，自然也就没有后来那么大面积的城市老旧社区的改造和拆迁可言，大家更多地是住在传统的平房里，相互有着一种比邻而居的邻里关系的往来，彼此是在一个相互熟悉而又相互关联的关系共同体之中。但是，大范围的城市之中所谓“旧貌换新颜”的改造，那显然是因应着城市化观念所引领的大资本的流入城市空间所引发的，在那时，“拆中国”也几乎成为了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里极具城市空间变化转型意味的代名词，而这种基于拆迁的城市化进程，它实际到现在也仍在进行之中，尚未真正地完成。而城市之中的老百姓，因为遭遇到了无以抵抗的拆迁，之后便会更多地从曾经的平房或者单位集体小区迁移到了新的高层住宅以及近乎摩天大楼一般的写字楼之中，城市新空间对很多居住于其中的人们而言很显然是极度陌生化的，大家相互擦肩而过，行一种“有礼貌的不关注”(civil inattention)之礼，人们因此也就成为了彼此最为熟悉的陌生人。因为居住在一个小区的同一栋楼里，或者穿梭于同一座办公楼中，可能大家会天天见面，因此可谓熟悉，却相互无片言只语的交谈，同乘一部电梯上下楼，却也无一句真正问候打招呼之语，显然，“冷漠化”成为了现代城市的一项通病，无法真正去克服。甚至，相伴着现代城市化生活而成长起来的心理咨询师行业，日益成为了这种病态的城市冷漠症的专科医生。因此可以说，在快速的城市化历程之中，中国的城市人口可能在还没有先期自我个体化之前，实际上已先期自我冷漠化了。放眼于西方现代化的成长历程，“冷漠化”按常理却是要以一种个体化的生活为先期条件的，即先要有个体化的发生而后才会有社会冷漠化的出现。因此，在西方曾经主导过的现代世界之中，真正学会了以一己之心为中心去思考和践行的社会生活，才会有一种基于个体化和看轻人本身存在的那种科层制而有的一种冷漠化的社会再生产。但很显然，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现代城市中的那种冷漠化，却并非是经过如此的一番历程的，而是抛开了一切前提条件的先期冷漠化。但也需要知道，这些先期条件本身却还是真实存在着的，由此人们心中所想着的，或者没有那么快就忘却掉的还是自己的家人、亲戚与朋友的先入为主的存在，人们心目之中还是有他人，还是有集体的存在。但对于所有的这些社会性的关系而言，却会因为一种强力的冷漠化的先期而至而再难有一种实现社会关系表达的空间场景和时间场合，家庭生活的冲突、与他人的不合作以及集体荣誉感的丧失，都会因为这种先期而至的冷漠化而使得人们在变得日益焦灼和表达上的不可遏制了。而生活之中那些曾经不算是问题的问题，比如家庭中的亲子关系，单位中的人事关系，社会中的群体阶层分化等，在今天显然都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成为了人们不能避开的一种自我反思性的存在，成为了每一个人的社会生活之中最为棘手，当然也是最为难于去处理、应对和解决的问题。这些人际关系方面的转变，很显然地是由一种短时间之内或者说被压缩而难于有机会消化的时间段中快速的以及大范围的城市化所带来的，它影响到了城市里每一个人的生活，进而也在影响着与之相连带的乡村里的每个人的生活。可以说，城市人在去界定人的观念上更多地是在跟金钱以及效率的观念直接地联系在一起，而乡村之人显然也无法脱离开这些新的衡量标准，必然是亦步亦趋地跟上这种金钱和效率的观念上的转变。比如乡村用工制度的商品化以及在以时间成本来加以计算的新工具主义和效率至上观念的那些思维倾向，而这些观念的养成无疑与这种城市人的所谓外部影响之间是分不开的。四、由网络世界所带来的文化转型 与此同时，乡村以外的城市空间的社会转型，也是一个毋庸置疑的社会事实。这种城市社会转型的发生，它同样也带来了诸多社会结构方面的一系列的改变，在这方面已有社会分层、城市化以及制度创新等领域的研究者投入了大量的笔墨，因此也就无需赘述。不过有一点还是需要去予以明确指出的，那就是技术的发展对于社会转型的深度影响，特别是对于当代中国而言，基于网络技术而有的数字化生存的出现，其整体性地在对于人们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造成着带有根本性的影响。人们从对于网络技术的极不熟悉，到日益依赖于它而生活，甚至离开了它就无法正常生活。而这种新技术对于人们的生活所带来的核心性的改变，也只不过是近十几年的事情，像微信朋友圈这样的可以实时交互和联系的技术的普及，无疑是其中最为关键的一项技术上的大众应用，它不仅引来了人们在交流方式上的虚拟化，同时也带来了生活方式自身的虚幻化。基于此，人们更多地是在跟一个二维平面中的虚拟世界在打交道，而不是在跟一个生活各方面都可以因为人的身在其中而触及到的那个三维世界中的真实的现实存在打交道。而这样的一种新媒介技术的广泛应用，其造成的直接结果便是，它在快速实现着人们不分阶层、不分城乡、不分民族以及不分国家边界的对于各自社会生活安排以及文化价值表达上的虚拟却实际的呈现。与此同时，或许更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这种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新媒介技术的广泛应用，也在改变着人们究竟该如何去生活以及谋取生计安排的新思考。人们也因此从对这些新技术生态的不习惯到习惯，甚至不得已而为之，以致最后只能是被迫地予以选择和认同，乃至于最终还会乐此不彼地去追逐，由此而从原来的那种真实可见又可触的生活之中转换到了更多人、更多时间以及更多精力卷入其中的那种虚拟的二次元的生活中来。人们因此便要逐渐地习惯于在网络中去学习、工作和生活，更要学会在微信、抖音、快手等新媒体中进行书写、联系和交流，这中间的转变过程实际上并没有超出过90后和00后这一两代人的成长时间范围，甚至可以压缩到2011年1月21日以来的这十几年的时间，也就是在微信开始有了方便的手机聊天功能之后的这段时间里。尽管相比于历史的长河而言，由这样的新技术所引入的事件发生的时间着实还很短暂，并且对于这些新技术所影响的未来世界的图景究竟会是怎样的，谁也不可能会有一个极为准确的预期，但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即我们当下生活之中的一切真实的存在以及思想观念都因为这一新技术的强势介入而在发生着种种的改变，而且变化的速度有时还极为迅猛，这种局面恐怕是以前时代的人们所不敢想象的。而2020年以来持续性的新冠疫情，基于各地各种隔离、封控措施的出台，无形中也大大加速了生活中对于互联网使用的涵盖范围，我们的日常生活显然在越来越深地进入到了不用见面即可完成所必需的交流的可能。它们毋庸置疑地都是虚拟空间意义上的存在，但却又是一种真正在影响着我们生活本身的真实的存在，它们在逐渐地代替我们生活中曾有的那些大家所习惯了的面对面交流才会有的社会功能和文化意义的表达。而在这里，超乎人们预期能力之上的一点便是，极度方便和日益廉价的移动无线网络的普及，根基性地在颠覆着人们曾经所保有的各种形式的传统生活以及附带性的价值观念。比如“谁在工作？”这样的问题显然就不再单单是基于工人、农民乃至于工程师之类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分工，而是外加上了越来越在影响并逐渐参与到我们生活之中的那些人工智能的劳动或工作的参与，不单单是现实环境中的那种依靠精准的机器手臂的人工智能化，更为重要的还是有着一种在人的智能工作上的对于人自身能力的一种替代。因此，越来越趋向于智能化的机器或计算机网络系统，可以直接用来更多地参与到人的高级智力活动的生产之中去，比如撰写论文、编写电视剧、电影以及艺术设计之类。比如在2020年6月，由硅谷的Open AI所组织研发的GPT3便有着超强的计算能力，连神经网络之父杰弗里·辛顿(Geoffrey Hinton)都不得已而赞叹说，“了解人类生命及世界万物的答案只在于4．398万亿个数据参数而已”。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生活的人工智能替代必将会是一种未来的发展趋势，对此一点而言，人并没有真正的能力去抗拒，而只能是去适应和转化，甚至还会成为是一种生活上离不开的技术依赖。因此，这也就很自然地带来了相对于现代和传统而有的所谓转型的另外一种形态的文化改变，即我们生活中的一切构成向度似乎都在向“后”转，即从那种由现代性所主导的生活而转向到具有后现代性意义的“后”生活之中去，而这也似乎日益地成为一种社会中的大势所趋了。尽管身处当下的我们还不能够完全说明白这一总括性的“后”字对人类而言究竟会意味着什么，但明显地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越来越多地感受到了自己是如何生活在了这样一种后现代的氛围之中的，这显然是对于既有的生活、观念和价值的近乎颠覆性的扭转，并且似乎是在移动互联网的广泛使用之后的那一瞬间就完成了的。从生产到消费，从真实到虚拟，从整体到碎片，从叙事到吐槽，凡此种种的转变显然都是人们在没有明确意识的情况下就已悄然发生了的。而作为一种不得不去承认的社会性的后果，人们日益在为逼近到眼前所发生的那些碎片化生活所裹挟着，在这种情境之下，人们也便不能不有这样一种对于“后”的理解的共通感意识的自我涌现，并借此而完成了对于虚拟现实的真实实践和对生活的被迫的顺从和接受。由此也不能够否认的一点便是，基于价值观立场而有的文化意义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一种巨大的转变。很显然地，这里最为突出的便是在新一代人，甚至是前后几代人观念中次第所发生的那些价值观念上的转变。人们显然不再仅仅依赖于一种长期形成的稳定性的思维模式，而是转换到了一种更多带有变动性的思维上来。在这里最为有趣的一点便是，伴随着手机点击行为的注意力的转移和吸引，“灵机一动”似乎成为了一种新生活成功的标志和信号，每个人在每天的时间里，似乎都在做着有所创意或接受创意的那些快速一闪的“脑筋急转弯”的工作，以此去赢得可能的来自他人以及社会的认可。与此同时，社会性的安排也在通过一种手机屏幕上随时滚动发生的各种形式信息的网络新媒体的自我呈现，还有一个接续一个的“快闪”一般的短视频的娱乐形式或信息播报，在不断强化着这种变动性和不确定性的生活以成为一种人们固化的日常发生，并任其存在，无可阻挡。确实，由此所造成的文化意义上的潜在的共同性认识便是，似乎在这个世界中只有那些变动性以及不确定性的生活事实本身成为不变的和确定性的存在，人们只能从这其中寻找到安心的途径和自我的心态上的平复。而另一方面，一种曾经发生和维持的社会性的、集体性的相互依赖，也日益地转换到了对于个体性生活的关注和监控上来，如从对于富有集体意义的共同体生活的稳定和可持续的关注转换到了更具个体性意义的身体感受和健康营养的自我关注，或者说更多地是跟自身利益有关的生活安全之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生活质量和食品安全的关注和选择。而所有这些，显然都是在围绕着如何能够有一种属于自我欲求和保障的“私人订制”而去展开的一种纯粹的个体化意识的修炼，这项基于个体自觉的人心塑造工程虽未真正完成，它仍在进行之中，并基于个体应对现实的种种新生活的发生而体现在了不断生成和变化的自我实践之中。很显然，这种基于“私人订制”观念的个体化意识的成长，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在新一代人的生活实践之中日益突出地表现了出来，更多成为一种对于之前既有生活模式的替代，它的核心特征便是从无名而到有名，从集体而到个体，从没有真正直接欲望表达的生活而到了为一种直白的欲望所充盈并随时随地可以实现自我表达的那种生活方式的大转变。而且，生活于当下的人们，借助于蓬勃发展并深入到了人们生活日常中的每一分每一秒的自媒体的力量，使得新一代人日益地看重自我表达的必要，而网络新语汇中的“人设”观念或许便真实地映射出了这种的内心表达。而另外则是对于偶像意识的看重，即所谓基于虚拟网络参与而有的超级流量和关注的“网红”观念的出现。最后可以看到的一点就是，人们会在铺天盖地的虚拟世界之外又会更为看重身临其境的存在感的塑造。这里很显然的，互联网的虚拟世界并没有真正阻断人们参与现实场景的热情，人们甚至会为了要感受到虚拟现实中的真实效果而亲身前往现实的场景地点，这即是在网络中活跃着的那些人人都可能会趋之若鹜的“打卡”留念的自我表达，人们在虚拟的网络之外在重塑着现实空间的存在意义。而所有这些实际生活中的发生都是相对于既有生活而言的社会中的新现象和新表达，这也在无形之中引发了一种可以去满足人们精神上要去追求一种文化意义包裹或缠绕的新生活的渴求。五、作为文化下乡的艺术先行者与乡村旅游的新发展 而最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这一点的，或者说个体性地能够去发现这一点的，便属于那些有着某种艺术家气质和对艺术创造有所追求的人们，他们的共同特征便是对于新异性的存在有着一种出奇的偏好和敏感。而且，他们作为艺术家群体的认同存在的前提就是要求能够有一种个体化创造上的共识性需求，要求人之于外界事物的声、光、色、味、触等诸多感觉刺激上能够有一种在自我感受性上的最为独特性的判断。换言之，也就是要求能够有一种艺术家独立自主的创造力的发挥，否则所谓艺术家之名也就不会安插在这些人的头上。因此，他们这一些人必然会表现出对于周遭世界的变化最为敏感的自觉意识和追求。他们由此在后工业化来临的时代里发现了乡村的真实存在，并真正能够把自己的感受性和创造性投诸城市空间以外的那些乡村的环境之中去。无疑，是他们首先注意到了乡村的“空”的存在，他们显然不以这一“空”的存在为一种担忧，而是积极地投入到这“空”的存在之中去。他们差不多都是最为首先地将他们在艺术上的创造性活动带入到乡村社会的空缺当中，他们也同时感受到了乡村对他们而言的那种恰逢其时的虚位以待。在这方面，艺术必然需要有一种载体存在的。而此时此刻，乡村发展所富余出来的那些居住空间和艺术家的个体化创造中所渴求的一份可以寄托自己欲求的空间载体之间发生了不期而遇的触碰，若说这种触碰效应为一种千载难逢，真的一点都不为过。显然，那些恰巧路过某一乡村，甚或曾经是有过乡村生活经历的艺术家们，从这些乡村存在的“空”字之中找寻到了其艺术创造性可能发生的灵感来源。因此，艺术家也便成为了差不多是数字化生存时代第一批的文化“掮客”，或者更直接地说是城乡之间文化联系的桥梁一般的建设者。他们将艺术创造这一特殊的产品，真正带入到显得日益空旷的乡村生活空间中去，由此而寓意性地使得城市意味的文化得以下乡，并与当地的文化传统之间相互触碰而发生了一种彼此欲求的融合和再创造，使得曾经的工业下乡的模式转换到了文化下乡的模式变革历程中来，并由此而得以在一个后工业化的时代里渐渐地发展起来。同时这或许也像一些乐观的研究者所预期的那样，在传统的乡村生活之中发生一种所谓新的“非西方式文艺复兴”的种种可能，尽管这中间也不乏一些艺术家自以为是地把自己的观念强加到乡村社会中而到处碰壁，但这种转变的发生却是无可阻挡的。与此同时，那些在用更多的艺术以及地方性文化传统所共同营造出来的新的乡村生活形式，包括空间建筑上的，地方节日上的，还有民间饮食风俗的，这方面可谓种类繁多，创造力也会无限。在乡村发展的时间和空间中，总是不断会有吸引人的新的文化创意涌现出来，而且各地在这些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自我创造的样式也会大为不同，但显然都会在某种形式上以艺术去介入乡村为契机，以文化下乡为纽带，成为了一种内外之间，或者村民和艺术家之间最新一波的乡村建设或共建的共识性存在。文化在这个层面上被重新赋予了各种新的意义，文化不再潜藏于人们日常生活的背后，而是日益突出地进入到了人们的文化自觉之中，形成了他们当下生活中追求的存在方式。而在这方面，激发起人们的文化自觉意识的那些先行者们，也毋庸置疑地属于那些先期肯于进入乡村并生活在那里的艺术家们。显而易见的，在乡村生活日益变得富裕起来，同时人们的物质生活有了更多保障的今日中国，乡村自身如何真正能够高质量地发展，同时又能保证那里的“青山绿水”长久保持，凭此而源源不断地提供给人们一种有着真实美感的自然康养之所，这些都已成为当下人们的共识。不论是城市还是乡村，人们对于这种自然生态的追求成为了一种彼此共同意识中的自觉，而这样的一种自觉也会反过来逼迫着人们不能不去考虑文化的这一向度在自己未来生活的安排之中究竟该如何去发挥其引领性的作用。换言之，在人们深度考虑既有的以及新创造出来的文化在乡村发展中的意义和价值之后，或许可以使得一种基于技术的、机械式的生活改变的速度能够放慢下来，可以让人们可以有更多的心思深切地去追寻一种在精神上的自我体验或在感受性上的自我满足，而这些又必然是要通过文化的意义而获得实现的。因此，一种真正可以连带起城乡之间关系的乡村旅游，也恰在此时应运而生，使城乡之间曾经存在的断裂有了一种新的弥合与相互联系机制发生的契机。而城乡之间的触碰效应便可以在此时发生，并因此可以真正借由文化自身的魅力而吸引城里人到乡村去旅游、去体验，在这一“去”到乡村的过程之中，城乡之间也才真正有机会相互联系起来成为互惠共在的一体。在这期间，还会有更多的城里人选择在闲暇之余长时间地居住在乡村中，甚至成为其中的一员，这无形中也弥补了乡村中人气上的空缺。乡村外那些更为渴求乡村山水人文体验的“观光客”们，或者借助其他各种机缘而来到乡村的人们，能够因此而被强烈地吸引过来，那结果就是，在乡村自身经济发展上的一种可持续性也便不再会成为问题了。城乡之间相互性的联系与流动也成为常态，而不再是彼此孤立的存在。因此，很显然地，在乡村之中发展起来的“艺术+旅游”的模式已日益成为了当下文化下乡的最具有典范性的以及真正可以作为“抓手”予以落实的乡村发展的新模式。这样看来，艺术和旅游这两者，或者说作为乡村新文化展演的艺术以及作为勾连城乡关系的纽带，犹如乡村中新文化下乡运动这架马车的两个车轮，相互协调均衡地不断转动着，尽管这一道路的发展还并非那么明晰，甚至也并非只会有一条道路存在的模式选择，但一种向前牵引之力却是在不断地涌动之中的。在此意义上，乡村自身因为工业化或城市化的旧有变革而出现的一时性的凋敝，实际上并不意味其全部的负面影响的存在，“危”与“机”这两种要素也便相辅相成地存在着。在这其中，乡村里的人，不论是土生土长的还是外来居住的，借助一种互依性的联系与互动，显然都将会成为熟悉地方性存在的发展主体，真正能够生活在那里的人们也正在想出各种创造性的办法，并跟所有外来的那些带有城市文化特征的影响之间密切而又共同性地发现了一个可以发生彼此触碰和激活的点位，这也使得乡村振兴的那种触碰效应的机制在被予以启动，人们在其中寻找到各自应有的位置。而借由文化转型背景下的文化下乡的新趋势，艺术家们发自内心地愿意去到乡村里去生活，借此寻求他们根本性存在的灵感和创造，而且一种结合效应的结果日益涌现了出来，即下到乡村的艺术家和乡民们互动交往有了借由文化的媒介而生发出来的各种新的创造性转化的形式。那么，很显然，如果这种转化的趋势能够良性地发展下去，乡村基于文化的那些新发展的转机也就自然会因此而到来，而乡村自身固有的面貌，也就很自然地会随之而有一种新的提升或改观。这显然是从工业下乡过渡到文化下乡这一历史性阶段所可能激发起的文化转型的直接效应所在。六、结语 对于中国社会而言，乡村作为一处腹地的存在，它与处在中心位置的城市之间天然地有着一种彼此间的对照性关系，并且成为城市在各个方面去排解自身压力的舒缓空间或支持性空间，这在乡村发展的工业下乡的时代里表现得最为突出，乡村腹地在支撑起各种形式的工业化的发展，并突出地表现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乡镇企业的发展历程和发展模式之中。因此，中国的乡村对其外部世界而言有其天然的包容性，它可以吸纳各种外部力量而转化成为自身的发展资源和发展动力。显然，曾经有过的一切形式的“下乡”运动，它们之所以能够行之有效地开展和实施，并带来明显可见的效果，这种乡村自身所固有的包容性是不可忽视的，很多时候，乡村的这种固有的涵盖与包容性显然是具有其自身的决定性意义的。此外，乡村文化自身的韧性也是它的一个重要特点，这种根基于习俗传统的文化韧性的存在，在保证着乡村生活能够有着一种可持续性的发展能力，而这种能力保证了乡村在应对变革之时的自我吸收和转化能力的作用发挥。换言之，它有着自身内在的转化机制以实现着吐故纳新的再创造，在此意义上而言，乡村是一种自身一体性的存在。而所谓的“礼失而求诸野”(《汉书·艺文志》)就无疑是体现着此种乡村文化自身发展的韧性存在，并由此而能够保持着一种自身可持续性发展的能力证明。就此而言，从乡村自身去看，乡村必然不会是一种被动性的存在，因此，任何强硬的举措而使之发生一种被动性的存在选择或成为那种迫不得已的应急性反应的选择之时，那只能使乡村其自身的强大的文化生命力变得渐渐地衰落或者丧失掉。但很显然，乡村在应对外部世界的种种改变时有着顽强的再生能力，这一点我们会在任何一次乡村史发展的历程中清晰地觉察到。而且，乡村在各种变化面前也持续性地保存了它的发展上的活力，并在这种活力中体现了其固有的自我创造性能力的发挥。我们需要对这些创造性能力的存在有所知觉和总结。因此，不论是在工业下乡还是在文化下乡的时代里，不论是在强力的外部作用还是相对自治的空间之中，对于乡村而言，都体现出其自身所拥有的那种独特的创造性转化的能力，这种能力在激发着乡村的文化转型成为可能。因此，不论会有怎样的外来力量，也不论这种力量的强度会有多么剧烈，最终都必然要经由此种乡村自身的转化性力量而被予以一种当地化的接收，并使得这种力量的发挥变成是人们生活中真正可以接受并身体力行的平稳有序的日常。因此，真正要去寻求一种对于乡村理解的方法，那从一种文化转型的意义上而言，必然是要去走出一条从乡村自身而开始的乡村自我理解之路，而这根本也就是能够从乡村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和逻辑上去予以观察的，并从中看到一条从古至今并通向未来的恒久不变的发展理路，而这一点，恰也是研究者真正能够回到乡村本身去获得完整理解的一条恰当之路。（来源：乡村发现转自：《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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