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明月等：易地扶贫搬迁的减贫效应与机制

易地扶贫搬迁作为脱贫攻坚的“头号工程”，旨在通过“挪穷窝”“换穷业”实现“拔穷根”，从根本上解决搬迁群众的脱贫发展问题。“十三五”时期，全国易地扶贫搬迁累计投入各类资金约6000亿元，建成集中安置区3.5万个，建成安置住房266万多套，实现了960多万建档立卡贫困群众乔迁新居，有效解决了全国近1/5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是继土地改革和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发生在中国贫困地区农村的又一次伟大而深刻的历史性变革，是人类迁徙史和世界减贫史上的伟大壮举。探究易地扶贫搬迁的减贫效应与机制，不仅对有序推进搬迁后续扶持政策实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也是讲好中国易地扶贫搬迁故事、分享中国脱贫经验的重要手段。

关于易地扶贫搬迁的减贫效应，部分学者从生计资本角度开展研究，发现搬迁改变了农户原本恶劣的自然禀赋，改善了家庭的生计资本（陈胜东等，2016），促使农户的生计策略逐步由以农业为主向以非农业为主转变（马明等，2021）。部分学者从收入和消费角度评估了易地扶贫搬迁的减贫效应，发现搬迁能提高农户的收入水平（Zou et al.，2019；Leng et al.，2021；时鹏等，2022），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搬迁户比非搬迁户的收入水平平均提高约92.13%（李聪等，2019）。此外，还有学者从脆弱性角度测度易地扶贫搬迁的减贫效应，发现搬迁提高了农户应对风险的能力，降低了家庭未来陷入贫困的可能性，这意味着易地扶贫搬迁是一种有效的扶贫手段，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自然资源禀赋匮乏所导致的贫困（宁静等，2018；刘明月等，2019）。

但是，总体来看从多维贫困角度评估搬迁其实施效果的文献相对较少。随着人们对贫困认识的不断深化，贫困的内涵从收入贫困转向多维贫困。同时与其他减贫政策相比，易地扶贫搬迁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不仅要让贫困户“搬得出”，还要让贫困户“稳得住”“能致富”“能融入”，意味着在评估易地扶贫搬迁的减贫效应时，贫困户的满意度、获得感、社会地位等主观感受不容忽视。基于此，本文从收入、教育、健康、生活水平和主观福利多个维度构建贫困户多维贫困指标体系，并利用8省（区）16县1009户的3期面板数据分析易地扶贫搬迁的减贫效应与机制，为进一步理清搬迁政策的作用路径提供新证据，也为完善搬迁后续扶持政策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易地扶贫搬迁主要是针对“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地区实施的。这些地区不仅人口居住空间分散、产业基础薄弱、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滞后，还受到生态环境恶劣或基础设施不足的制约，难以实现就地脱贫和发展（黄祖辉，2020）。只有通过外部政策干预，让贫困群众搬迁到交通相对便捷、从业机会多、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能有效覆盖的地方，才能实现“挪穷窝”“换穷业”“拔穷根”的初衷。为及时实现“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目标，搬迁不仅要缓解贫困户经济收入方面的“贫”，还要缓解他们在教育、健康、生活水平等发展能力方面的“困”，以及在获得感、满意度方面的“主观贫困”。

第一，易地扶贫搬迁能有效缓解贫困户家庭的收入贫困。一方面，搬迁能大大降低贫困户获取农业生产技术、市场等信息的交易成本，提升其对农业生产新技术、市场信息的应用和把控能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与农产品质量，从而带来家庭农业经营性收入的增加（Leng et al.，2021）；另一方面，搬迁缩短了贫困户到就业市场的距离，能降低就业信息和岗位的搜寻成本，增加劳动力非农就业机会（宁静等，2018；李聪等，2020），从而提高家庭的工资性收入。另外，搬迁后续产业扶持激活了资源要素市场，贫困户可用家庭的承包土地经营权、住房财产权以及资金、实物、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入股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从而增加家庭的财产性收入。

第二，易地扶贫搬迁能有效缓解贫困户发展能力方面的贫困。一方面，安置区规划建设幼儿园、小学和中学，完善贫困户子女的教育服务配套，改善了他们的受教育条件，能够切断贫困代际传递，促进搬迁贫困人口实现可持续发展和阶层跃升（武汉大学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研究课题组，2020）；另一方面，安置区构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合理配套建设社区医院、卫生站、医疗诊所等医疗机构，能够降低贫困户的就医成本，提升其就医质量和效率（黄祖辉，2020），改善其家庭人力资本。另外，安置区配套的水、电、路、垃圾处理点等基础设施，能为贫困户提供更便捷的生活条件，改变其在厕所使用、垃圾处理、能源消耗等方面的传统思想观念，改善家庭成员的健康水平，促进家庭资本积累，缓解家庭多维贫困程度（刘伟等，2019）。

第三，易地扶贫搬迁能明显提升贫困户的主观福利水平。搬迁之前，贫困户所处区域的地理位置偏僻，自然资源匮乏，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落后，贫困户的生产和生活条件艰苦，导致他们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较低。搬迁之后，贫困户大部分搬至乡镇中心或县城周边的集中居住区，住房为高层楼房或砖混结构房屋，有水电和室内冲水厕所、独立的厨房，生活条件显著改善；同时，贫困户均等地享有社区周边的商贸条件、生产环境以及教育资源和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时鹏等，2021），其满意度和幸福感得到极大提高。另外，贫困户自我社会地位评价也是反映其主观福利的重要方面（王璇和王卓，2021）。搬迁之后，安置区较为完善的社区管理机制可以有效保障贫困户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畅通他们的利益表达渠道，提高他们在社区建设中的主人翁地位，从而增加其获得感和安全感。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团队于2017年、2019年和2021年在甘肃、广西、贵州、湖北、湖南、陕西、四川、云南8省（区）16县开展的易地扶贫搬迁户跟踪调查。之所以选择上述8个省（区），是因为这些省（区）在“十三五”时期的计划搬迁人口规模都为50万人以上，具有代表性。调查采用随机抽样方法选择样本，最终共得到1009户农户的3期有效样本。调查内容涉及安置区和农户两个层面的内容，其中，安置区问卷内容包括安置区基本情况、安置区管理情况、安置区产业发展情况等，农户问卷内容包括农户基本情况、搬迁情况、收入和消费情况、享受后续扶持的情况等。

1.多维贫困指数的测算。根据理论分析框架，基于《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等政策文件，结合中国贫困户脱贫标准“一收入两不愁三保障”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2021年全球多维贫困指数》，本文选择收入、教育、健康和生活水平作为构建贫困户多维贫困指数的维度。另外，依据《关于进一步加大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力度的指导意见》以及相关研究文献，将主观福利也作为搬迁贫困户多维贫困指数中的一个维度。总体来看，易地扶贫搬迁户面临的贫困是多维的，包括收入、教育、健康、生活水平和主观福利5个维度。在此基础上，利用A-F法基于等权法测算贫困户的多维贫困指数。

2.易地扶贫搬迁对贫困户多维贫困影响的模型构建。本文利用固定效应模型识别易地扶贫搬迁对贫困户多维贫困的影响，其中被解释变量为多维贫困指数，核心解释变量包括是否搬迁和搬迁时间变量，控制变量包括家庭总人口、非农就业人口、耕地规模、是否遭灾、信贷约束、社会网络、产业项目、技能培训等家庭特征因素和社区非农就业、社区到卫生院的距离、社区到乡镇政府的距离等社区特征因素。

整体上看，贫困户多维贫困指数在2016－2018年间的下降速度快于2018－2020年间，这与汪三贵（2020）的研究结论一致，即越到减贫后期，减贫的难度越大，减贫的速度越慢。进一步分析贫困户多维贫困各维度的贡献率发现，2016－2018年，收入、健康和主观福利维度的贡献率均较高，三者可以解释贫困户多维贫困的67%以上。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后，收入对贫困户多维贫困的贡献得到有效缓解，而健康和主观福利成为影响贫困户多维贫困的关键。

搬迁入住安置区能显著降低贫困户的多维贫困水平，而且搬迁时间越长，减贫效果越显著。这说明，易地扶贫搬迁改变了贫困户的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显著提高了家庭的收入水平，同时搬迁安置区建设的住房、道路、医院、学校等基础设施，显著改善了贫困户的生产和生活条件，缓解了过去由地理位置偏远、基础设施落后、公共服务不足等导致的能力贫困状况。此外，搬迁后续扶持政策帮助贫困户参与到产业发展、扶贫车间、社区治理体系中，使他们能够通过自己的劳动追求幸福生活，并在社区建设中享有主人翁地位，激发了他们的内生动力，使其满意度、幸福感和获得感不断得到提升，从而缓解了其多维贫困程度。

进一步将贫困户在“贫”“困”“主观贫困”维度是否被剥夺作为被解释变量，考察易地扶贫搬迁对贫困户多维贫困的减贫机制。研究发现，易地扶贫搬迁对反映贫困户“贫”方面的收入的影响显著为负，说明易地扶贫搬迁能缓解贫困户的收入贫困。易地扶贫搬迁对反映贫困户“困”方面的教育、健康和生活条件的影响显著为负，说明与未搬迁贫困户相比，已搬迁贫困户能够享受到更好的教育、医疗和生活条件，在这3方面受困情况较少。此外，易地扶贫搬迁对反映贫困户“主观贫困”状况的主观福利的影响显著为负，说明易地扶贫搬迁能缓解贫困户的主观贫困。通过比较易地扶贫搬迁对“贫”“困”“主观贫困”维度是否被剥夺影响的回归系数发现，易地扶贫搬迁主要通过缓解贫困户的教育、健康和生活条件的受困状况，提升家庭的发展能力，进而降低其多维贫困水平。

为了检验上述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更新权重的方式进行验证。利用熵权法对多维贫困指标体系进行重新赋权，计算贫困户的多维贫困指数，进而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易地扶贫搬迁对贫困户多维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易地扶贫搬迁对贫困户的多维贫困指数有显著负向影响，与上述分析结果一致，说明本文的研究结果是稳健的。

本文从“贫”“困”“主观贫困”3个方面构建易地扶贫搬迁多维减贫的理论分析框架，进而利用8省（区）16县1009户贫困户的3期面板数据，分析了易地扶贫搬迁的减贫效应与机制。研究表明：2016－2020年贫困户的多维贫困指数逐渐下降，其中，贫困发生率的下降幅度要大于平均被剥夺份额的下降幅度；易地扶贫搬迁能显著降低贫困户的多维贫困程度，而且搬迁时间越长，减贫效果越显著；易地扶贫搬迁主要通过改善贫困户的教育、健康和生活水平，提升家庭的持续发展能力，进而缓解其多维贫困中“困”的状况。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阶段，易地扶贫搬迁仍需加强后续扶持工作，以巩固拓展搬迁成果，防止出现大规模返贫。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搬迁后续扶持工作需关注以下几点：第一，通过促进安置区产业可持续发展、完善就业帮扶政策等举措，拓宽搬迁群众的增收渠道，提升搬迁群众增收能力。第二，提升安置区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水平，增强搬迁群众的发展能力。迁入地政府要将大型城镇安置区的产业、教育、医疗等配套设施建设纳入新型城镇化的一体规划建设中，加快补齐水电路信气、绿化亮化、污水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短板，提升搬迁群众的生活品质。同时要将搬迁户纳入当地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范围，全面保障搬迁群体的教育、医疗、养老等各项权益，确保搬迁群众与当地民众享有平等的公共服务资源。第三，加快搬迁群众社会融入进程，提升其满意度、幸福感和获得感。一方面要完善安置社区治理体系，提升其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另一方面，要加强安置区搬迁群众的思想文化道德建设。（来源：中国农村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