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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广东省社科联特聘学术顾问）
2021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当前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的五个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其中以共同富裕问题为首。针对实现共同富裕，会议指出，要先把“蛋糕”做大做好，再把“蛋糕”切好分好，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充分考虑目标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实际上，其他几个问题包括如何对待资本等也是围绕着“实现共同富裕”而展开的。针对资本的作用，会议指出，既要发挥其积极作用，也要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为资本设置“红绿灯”，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可以预测，共同富裕将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题之一。 共同富裕对中国的乡村振兴意味着什么？显然，乡村的共同富裕需要通过乡村振兴来实现，别无他法。而乡村振兴是一个复杂系统的问题，需要做全方位和立体式的考察。 大城市建设和乡村建设并行不悖 乡村振兴首先需要对乡村这一概念做深刻的哲学思考。中国的城市化尤其是大城市化始于改革开放之后，到今天仍在继续进行。如果认为乡村总有一天会消失，或者认为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乡村会变得越来越不重要，那么我们这里讨论乡村振兴就变得毫无意义。但事实并非如此。经验地看，发达国家（包括OECD国家）的城市化率一般在70%左右。如果中国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那么也会有4亿多人口生活在农村。也就是说，中国的乡村不仅不会消失，而且会得到发展。 在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时代，农村是贫困和落后的象征，那个时候大多数农村人的梦想就是脱离农民的身份，甚至从城市下乡的知识青年也都为回城而奋斗。的确，欧洲近代文明源自城市。英文文明一词civilization是和城市city关联着的。不过，我们应当看到，欧洲人并没有把乡村或者农村视为落后的。相反，近代以来很多哲学家和思想家视乡村为文明的载体，他们为乡村的衰落而悲歌，为乡村的振兴而振臂高呼。 近代化和现代化都是从欧洲开始的，如果比较一下欧洲的城市化和中国的城市化就会有很多的发现。欧洲有没有像中国那样的超大城市？欧洲有那么多的人在推动城市化或者城市群的建设吗？没有。欧洲和中国的区别在于对城市和乡村的不同思考。在欧洲，小城镇也是城市化，甚至在乡村也是可以享受城市生活的，而我们在乡村往往享受不到城市的便利生活。 大城市建设和乡村建设并不矛盾，只要方法得当。日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日本的人口密度远比我们高，城市也在扩大，尤其是东京，它差不多集聚了日本三分之一的人口，但并不影响日本的乡村往往建设取得成功。 在很大程度上，城市化往往是以牺牲乡村为代价的。由于高速的城市化，传统农耕文明很快衰退，但我们还没有创造完善的城市文明。现在城市文明的大多数因素是通过现代化甚至借鉴西方而来的，看看一些大城市的建筑就知道。有人说，中国是最大的后现代主义的试验场，显然这不是中国本身的后现代化，而是西方的后现代化。 警惕乡村出现“资源单向流出性衰败”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一个重大理论贡献就是搞清楚了中国现代化的含义，即中国的现代化并非西方化，而是中国传统本身的现代化。在理解现代化方面，近代以来我们是具有深刻教训的。五四运动之后的很多人都简单地把现代化理解成为西方化，甚至是全盘西化，因此简单地照抄照搬西方制度，但各种努力都失败了。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后，中国共产党才走上了成功的道路。马克思主义都要中国化，那就根本不用说其他西方的主义了。我们谦虚地学习世界上一切好的经验实践，但绝不是照抄照搬。鞋合不合适，只有穿鞋的人才知道。 这种认识也反映在乡村振兴上。这些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农耕文明和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有过很多的重要论述。这些也代表着在经历数十年的高速城市化之后对乡村的一种哲学思考。 正因为如此，才有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美丽乡村建设进程。党的十八大之后，农村建设被提升成为一个系统的工程，即精准扶贫和美丽乡村建设。在精准扶贫之后，共同富裕无疑是今后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一部分，甚至是核心。无论从欧洲还是日本的经验看，共同富裕是美丽乡村的经济基础。只有共同富裕才能育人、吸引人和留住人。一个贫困的乡村，即使再美丽，也吸引不了人，留不住人。 尽管美丽乡村建设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但如何实现共同富裕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共同富裕不仅仅体现在城乡之间，更体现在乡村内部。今天，一些乡村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困局，我把它称为“资源单向流出性衰败”。在这些农村，壮劳力大都已经外出进城打工，成为农民工的主体，留在农村的大多是老弱病残妇幼。再者，农民有了钱，就到城市买房；有了钱，就把孩子送到城里读书和就业。在很大程度上，进城和成为城市居民是大多数中国农民的“中国梦”。这种状况在今后也不会有很大的变化。农民的行为合理，因为较之农村，城市确实具有更多的优质资源。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我们深刻考量。如果仅仅靠国家和政府的投入，不足以实现农村的可持续发展。这些年来，在很多地方，政府投入很大，的确改变了农村的面貌，但一旦政府投入减少或者停止，那么农村有可能再次回到旧貌。政府的投入可以延迟农民进城，但不能保证农民不再进入城市。 从欧洲国家的经验看，只有实现了城乡的双向流动，才能实现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在世界范围内，不仅仅在发达的西方国家，而且也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有一个普遍的现象：富人的乡下，穷人的城市。穷人选择居住在城市，既是因为城市有比较多的就业机会，也是因为城市便利的交通。而富人则不需要这些基本条件，并且往往向往享受乡村的风光。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启发，那就是要实现城乡的双向流动。如果说，进城是农民的中国梦，那么返乡也应当是城市居民的中国梦。 “返乡”是中国数千年农耕文明的一个特色。传统社会数千年，乡村治理的主体是接受过儒家教育的儒生，或者绅士。他们是农村文化的主体或者载体。“士农工商”这几个阶层，不管在哪里发财或者当官，最终的落脚点都在乡村。甚至连移民到海外的中国人，也往往不忘他们出生或者曾经养育过他们的乡村。中国人即使到了海外，也存有“回乡梦”，期望落叶归根。现在看来，我们要实现城市居民返乡的中国梦并不难。户籍制度已经松动。也就是说，我们已经有了一半，即容许农民成为城市居民。我们所需要的是把后一半也做起来，即容许城市居民返乡，再次成为农民。 中国农村三权分置的土地制度，即所有权、土地承包权、土地经营权，可以为实现这一“中国梦”提供制度条件和物质条件。此外，还可以用各种制度规则来防止传统社会经常发生的土地集中现象。简而言之，要处理好三个主体：政府、社会资本、农村老百姓之间的关系，政府要规制资本，既应当容许社会资本进入农村和建设农村，也应当防范社会资本进行传统那样的土地集中。政府履行这个角色并不难。只有实现了城市居民的返乡梦，乡村才能拥有必需和充足的资本，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一点在世界各个国家都可以观察到，因为只有城市中上层来到乡下，学校有了，医院有了，其他的基础设施也会跟上。如果不能引入社会资本，农村兴盛还是会有难度。 城市文明是因为城市拥有城市居民这样一个文化载体。农村的盛衰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更是文化上的。我经常到农村去做调研，担心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事情，更是农村文化的贫乏。如果政府通过鼓励城市文化人退休之后回乡，那么这种现象可以得到有效的改变。现在60岁就退休了，如果容许回乡，就可以把文化和资本带到乡下去。农村需要拥有良好的教育体系和健康的现代文化，通过城市居民回乡这样的方式，可以实现可持续的乡村发展和建设。（来源：乡村发现转自：南方杂志 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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