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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讲座教授、人文社科学院代行院长、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先后获北京大学法学学士、法学硕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硕士、博士，1995-1997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
历任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助教、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所长。主要从事国际关系、外交政策、中美关系、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
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定题、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战略决策。研究和破解共同富裕问题，不仅是浙江和中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使命，更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由之路。
共同富裕是一个普遍性问题
对这个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来说，共同富裕的问题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因为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还是脱离贫困。中国现在把这个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就是因为中国已经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使命。中国减贫作为世界反贫困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为世界减贫作出了重大贡献。
发达国家也面临着实现共同富裕问题。这些国家虽然实现了富裕，但还面临着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的问题。今天的西方国家尤其是英美面临着一个可以称之为“托克维尔难题”的问题，即经济发展导致社会的不稳定。经济不发展，社会肯定贫困；但经济发展了，社会不见得稳定。以美国为例，在过去数十年的全球化中，美国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从前美国人自豪地把自己称之为中产社会——20世纪80年代前美国中产阶级比重达到70%，社会是稳定的，因为无论哪派政党都要照顾到社会的大多数群体。但现在，美国中产阶级正在萎缩，社会财富被很少一部分人掌握，逐渐演变成富豪社会。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在经济发展和反贫困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依然面临着一些问题。第一，我们国家还不够富。人均GDP从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不到300美元提高到连续两年超过1万美元，但距离发达国家水平还差很多，并且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第二，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在拉大。尽管没有一个社会可以是绝对公平的，但如果收入和财富分化太大，那么社会很难成为共同体。其实，中国的经典说法“有恒产者有恒心”就是这个道理。经过数十年的努力，我们已经摆脱了绝对贫困状态，今天我们要转向共同富裕，探索社会共同体的建设。
因此我认为，探讨共同富裕不仅是对浙江有利，对国家有利，对整个世界也是有利的。
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未来的执政基础
100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没有停止过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古代中国尽管没有“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但社会主义的理念一直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通，“大同社会”的概念就是对社会主义的另一种表述。而到了近代，民族主义、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种主义在中国一度盛行，但都是昙花一现，只有社会主义被接受和发展，就是因为社会主义符合中国长期以来的发展理念。
中国传统社会尽管拥有“大同社会”的理念，但这种理念仅仅是美好设想，没有真正实现过。社会发展到今天，这个理念的实现具有了理论和实践条件。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根据社会发展的客观形式，不断地对“社会主义”进行探索和重新定义。“社会主义”在中国不是一个已经固定的概念，而是一直在变化，一直在丰富和充实。改革开放以前，在当时的国内国际局势下，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经历了第一波国家主导的工业化。如果没有这第一波国家主导的工业化，中国也很难看到现在的工业基础。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邓小平同志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他提倡“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就是为了突破贫穷局面。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是非常大的：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照国际标准已拥有4亿人的中等收入群体，更重要的是，使近8亿人脱贫，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如期完成，这些都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宝贵经验。
现在我们已经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面对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社会主义如何实践？党的十九大提出新时代的“三步走”战略，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步已经实现），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无论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还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内容非常丰富，但“共同富裕”肯定是一个核心内容。
从世界范围来看，贫穷社会是不可持续的，是一定会消失的，但是一部分人过度富裕、多数人富裕不起来的社会，也是不可持续的。如果把世界上的“贫困社会”和“富而不平社会”作个比较，我们探索的共同富裕是有世界性的意义的。
共同富裕是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
中国共产党现在是世界上少有的几个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之一，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不要忘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中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就是实事求是，从发展的视角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上世纪80年代，我刚刚上大学的时候，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开始流行，大家都在读芝加哥学派自由主义作家哈耶克的书《通向奴役的道路》（The Road to Serfdom），作者说计划经济是一个“乌托邦”。但是，80年代以后，西方新自由主义盛行，资本太过于主导经济生活，演变成为另外一个“乌托邦”。经验地说，国家太过于主导经济或资本太过于主导经济，两者都会是“乌托邦”。所以，今天我们要追求共同富裕，前提是我们已经脱离了“贫穷社会主义”，现在要走向“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我们提“共同富裕”不是要制造另外一个“乌托邦”，而是要实事求是地探索如何实现共同富裕这个理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际上对马克思主义已经有很大的贡献。今天中国是一个混合经济体，实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既有国有资本也有民营资本，还有混合资本。我们已经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创新，正因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才使得我们走到今天这一步。
今天世界性的问题表明，我们需要继续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创新。马克思对社会的分析，把社会分为两部分，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这个分析在马克思那个时代是对的。但今天我们还是可以加以发展的。我们今天讲“社会”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共同富裕”，它的主体就是人民，就是社会。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可以加入一个社会变量，或者社会结构变量。经验地看，什么样的经济结构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结构，而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就会有什么样的政治上层建筑。从北欧社会的实践来看，经济结构跟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应当是在实事求是的实践中形成的，而非一味地教条式地遵循。不能将马克思主义局限于一种意识形态，而是指导各领域社会实践的正确方法论。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发展实际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要好好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哪些方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贡献，哪些方面需要继续作出创新、作出贡献。
浙江实践的普遍意义
在进入新发展阶段、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建党100周年的历史性时刻，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光荣使命，是浙江的重大政治责任，也是前所未有的重大发展机遇。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从资源小省发展成经济大省，且在探索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兼顾了发展和公平。这种状态，从东亚文化的角度去看，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的早期发展类似。尽管后期跟随新自由主义经济路线导致社会矛盾的恶化，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早期都实现了基本社会公平。
无论是政治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经济学，都可以对浙江经验好好进行总结。就社会公平问题，人们一直在讨论“一次分配”“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这些都很重要。浙江能走到现在这一步，表明在这些方面都做得很好。据我自己的观察，主要有三点特色：第一是“上不封顶”，鼓励全体人民勤劳致富，不断做大“蛋糕”，增强区域经济整体实力。如今，浙江已经成为民营经济最为发达和营商环境最佳的省份之一。第二是“保底”，即着力把基本社会服务包括医疗、教育、住房和社会保障等制度建设好，同时保障低收入群体和特殊群体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浙江在这些方面也作出了很多尝试。第三是“做大中等收入群体”，建设橄榄型社会。
浙江为什么能做到公平发展？如果再进一步观察，还可以发现浙江处理好了很多重要的关系，包括国企与民企的关系，内资与外资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大型企业与中小微型企业的关系，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关系，工业与农业的关系，等等。例如，浙江发展过程中，内资占据主导地位，而广东是外资占据主导地位，而内资与外资对当地社会尤其是社会共同体的影响是很不一样的。所有这些方面，我们需要更深入地研究。
我们研究“共同富裕”，但不能把它视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一方面，要向国际社会取经，一定要尽可能总结欧美发达国家“富而不公”的教训、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早期公平发展兼顾的经验；另一方面，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实际紧密结合。
现在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还是需要继续把“蛋糕”做大，在做大“蛋糕”的基础上把“蛋糕”分好。我们既不能学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光做大“蛋糕”而分不好“蛋糕”，也不能学印度只讨论如何分好“蛋糕”却没有人做“蛋糕”，我们要走出中国自己的共同富裕道路。我觉得把浙江作为一个切入点来研究，至少从学者的角度、从学术的角度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来源：浙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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