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风策略] 李艳艳：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的哲学危机

当代资本主义文化逐渐抛弃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哲学内核，不再致力于探求何为是者，甚至根本否定本体的存在。在其语境中，本体问题是一个并不真实的伪命题，它把世界主观地割裂为本质与现象、绝对与相对、理性与非理性等二元空间。超验本体作为一个绝对的外在之物，具有决定一切的强大力量。人类的认识能力既是它所赋予的，又是匍匐于它面前的隶属物。无论是传统形而上学理性主义的实体本体论，还是非理性主义的存在本体论，诸多当代资本主义哲学家都认为它们的性质是一样的，都是本质主义、基础主义，并不能解释多元多样的世界。在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的哲学视域中，本体问题被如何言说所替代，被言说的语境所替代，本体的在场状态被不在场状态所替代，本体的权力被话语的权力所替代，这使一切事物都失去规定性，使世界及对于世界的认识失去根基，并且把解构一切的非理性视为最后的根据。

20世纪下半叶以后，资本主义文化集中体现为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想流派，它不再寻求任何在场的实体，不再进行新中心概念的建构，同时不再诉诸于无意识或超理智概念，而是力求让理性在操作过程中自我解构，企望让过程处于不断解构和流变中，使理性本身呈现游戏性和非理性特征。它消解了任何理性的或非理性的实体；既瓦解了作为万事万物基础的本体性存在，也拆解了作为认识形式或结构的意识主体。后现代派不希冀任何固定的家园，既不像海德格尔那样寻找失去的故园，也不像宗教徒那样准备迎接未来的天堂。正像美国学者B·G·张所说的，这是“流浪汉的思维”。对他而言，家是窒息生命的枷锁，是凡夫俗子自我限制的借口。这类思想寻求一种不在场的状态，以便徜徉在一片没有边界的莽原之中，从此思想不必再作茧自缚，它将面对无限开放的空间。德里达解构了笛卡尔的传统理性主义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对于传统理性主义的“思”本体这一逻各斯中心思想进行了解构，指出“思”并不能产生“说”，二者自始就存在差别。借助于他创造的解构主义中心概念“延异”，德里达认为，这一无所不在的宇宙力量会侵入每个实体概念之中，产生区分、延宕和散播的作用。他排除终极实在、世界本源，促使原有形而上学体系中各种因素进行散漫无序的自由组合，使其相互交织重叠，从而产生一种无限开放的、不断生成的，以及具有无限可能性的意义网络。德里达提出，“在要素之中或系统之内，没有任何纯粹在场或不在场的东西。只有差异和踪迹之踪迹遍布各处”。“正是通过间隔，要素之间才相互联系起来。”“延异”就是差异和差异之踪迹的系统游戏，也是间隔的系统游戏。哲学的任务，并非追寻同一，而是保持差异。罗蒂反对传统形而上学认识论追寻事物背后某种抽象不变的、普遍永恒的本体的还原论真理观，声称“只要提到符应，我这种哲学企图摆脱的那个观念便死灰复燃，那观念就是：世界或自我有一个内在的本性”，进而提出了协同性的真理观。通过一系列的解构，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的哲学探索不再关心本体问题，而是立足于当前人类所处现实世界的生发过程来观察世界。

当代资本主义思想家往往通过从内部揭露理性的虚妄，破坏理性的权威，否定理性的实体性本体地位，从这一路径进而解构本体，从而滑向后现代主义。所以，对于本体的否定必然体现为对于理性这一实体的完全颠覆。他们不再像尼采等理性主义框架下的非理性主义思想家那样，用一种本质取代另一种本质。他们反对存在一个先验的、永恒的合理性标准，主张合理性标准只能在对话中形成，在协商中体现、改进和完善。合理性标准与其说是一个客观的存在物，不如说是一种希望个人和社会生活不断趋于理智的态度，是一种将这种态度化为现实的、程序性的协调社会中个人行为的模式。于是，合理性就成为了一个相对主义的概念。它不再区分主观客观、事实价值，真理只具有相对性，不具有客观性，检验真理的标准仅仅是各个人自己的生活。合理性只是当时有效，仅仅适合个别特殊的社会。

虽然后现代主义思想在消解本体论的过程中，消解了实体性中心，但却需要一种功能性中心。德里达承认：“我从未说过不存在中心，没有说过我们可以不要中心。我相信中心是一种功能，而不是一种存在——一种实在，只是一种功能。这种功能是绝对不可或缺的。”但是，绝对的否定必然是对否定的肯定。不谈实体的理性，只谈功能的理性。不讲在场，只讲对于在场的消解。实际上，无本体作为新的本体，已经成为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的逻辑起点。

人的本质并不能直接等同于人性。人的本质“即人的最根本的属性或最基本人性，它是人性中起决定作用的人性。人的本质只有一个”，它是人的其他属性的根源。历史上至少出现过七种关于人的本质观点，分别是宗教人、自然人、理性人、生物人、存在人、文化人和心理人，但是这些人的本质理论在后现代非理性主义思潮中已经被消解。

由于传统形而上学理性主义往往认为理性是将人与动物区分开来的本质属性，所以理性是西方哲学人的本质理论的重要基石。柏拉图致力于探究能够进行普遍定义的对象，试图去寻找可感世界背后的永恒存在。“理念”便是产生世界的最后根据，也是解释一切事物的最后依据，所以理念就是本体。笛卡尔提出必须经过心灵把握上帝，从而在神学统治下为理性的存在开启了维度，并将理性与人的认识能力联系起来。康德通过把理性实践的基础确立为理论实体，使哲学本体论的基础从神学本体转换为理性本体，使理性成为人的自我意识。但是，后现代非理性主义思想消解了本体，解构了理性，人类的本质进而必然只能得到相对主义的解读。这是因为，通过消解理性设计的理性和非理性存在物，理性作为世界本原的地位必然相应地受到消解。既然理性实体已经被消解，那么作为理性实体所投射于人类心灵的理性能力自然也不复存在，作为人类特有的理性认识能力进而也将相应地受到消解。后现代非理性主义思想家提出，理论需要永远脱离作为本体的存在和作为认识前提的先验结构，主张放弃对确定性、一元基础和严格性的寻求，也放弃使非理性成为真理的新尺度的企图。在他们看来，不仅世界的本质不是理性的或者可以用理性加以解释的，而且非理性的意志、生命、性欲、无意识等，也未必是世界的本源或者人的本质。人类或许没有本质，世界和人类的发展没有什么目的，因此人和世界的目的就是无目的。总之，一切都是在自我消解之中，人的本质也概莫能外。

既然本体论已经被抛弃，对于人类自身也无法继续进行本质主义的理解。罗蒂认为，除了历史形成的约定俗成以外，世界上并不存在终极的知识。知识论认为，任何东西的价值只能在理性认识中得到把握，理性具有认识事物的绝对能力。罗蒂揭示出知识论传统的局限性，“对知识论的欲望就是对限制的愿望——发现人们可以坚守的基础、人们不能脱离其外的框架、人们无法不接受的对象，以及人们不可能反对的表象的欲望”。由于知识只具有相对性，人类的理性能力不过是对于约定俗成的折射，并不具有把握一定的绝对能力，因此人类的本质只是一种镜式本质。人类运用认识论之镜寻求绝对客观真理的努力只能是一场幻梦。为此，必须用无镜哲学取代有镜哲学，即用教化哲学取代系统哲学，这是因为“教化哲学家决不能终止哲学，但他们可以有助于防止它获取牢靠的科学大道”。罗蒂拆解了先验的认识形式，打碎了反映世界的认识之镜。他主张，真正的智慧在于维持谈话持续的能力，人应该被看成新描述的生产者，而不是做固有真理的发现者。换言之，人只具有生成性本质，而不具有预成性本质。

通过对于预设的、抽象的本质的剥离，人对于客体的认识不再像照镜子那样直观地反映呈现，人的本质也不再表现为某种凝固不变的实体。20世纪60年代，伽达默尔吸收和深化了海德格尔对于本体论进行存在主义解释学变革的成果，进一步探寻后现代主义解释学的条件性、有效性。他指出：“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我们就是我们最关心的，至于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我们个人本质的问题实质上是无关紧要的。”在他看来，人没有一种固定不变的本质，人始终处于“效果历史”之中，“效果历史”不是指以往历史事件的影响史和对于历史效果的认识史，而是解释学语境中存在与认识统一史。历史认识没有客观的对象，只有历史认识主体确定的对象。如他所言，“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因此，历史认识主体人的先行具有、先行见到、先行把握等“前见”必然会参与到理解活动中去，人的自我理解实际上是“前见”之前提约束下的一个发展过程，永远不会完成。

还有一种解释思路源于尼采“上帝之死”的命题。后现代非理性主义对此作出了进一步发展。因为尼采笔下的“上帝”不仅是宗教意义上的，而且是哲学价值层面的，代表了西方传统理性主义始终追求的价值理想。他提出的“重估一切价值”实际上是要对人类的价值遗产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福柯认为，尼采宣布“上帝之死”实际上也就宣布了“人之死”，因为既然代表人的终极价值的“上帝”已死，那么一旦人们不再以“上帝”规定自己的生活，依附于“上帝”的“人”的观念也必然死亡。在人作为主体的价值与意义被掏空以后，人只剩下一副躯壳。在主体被掏空之后，后现代非理性主义的一些思想家认为传统理性主义的人道主义的观念，甚至非理性主义者提出的人道主义观念也是应该加以抛弃的，因为根本没有什么人的本质，而表现人类价值和理想的人道主义观念在福柯那里却成了“我们思想中的一个累赘”。后现代非理性主义由此走向了否定人的价值、人的本质的极端虚无主义。

如上所述，立足于无本体为本体的思想基础之上，人也以无本质为本质，这是后现代非理性主义思想对于人的本质问题的理解。

近代形而上学理性主义以主体性的觉醒为标志，人类一步步地从神统治世界的中介地位发展为世界的主体地位。在本质与现象、主体与客体二元化的哲学世界观中，对于主体的追寻是近代认识论的重要主题。笛卡尔在“我思故我在”命题中用“我”的普遍怀疑能力论证了上帝这一无限本体的存在，以人的主体性觉醒重构了形而上学。康德通过“人为自然立法”的哥白尼式革命确立了人之自我意识的主体性原则，要求“按照人的尊严——人并不仅仅是机器而已——去看待人”，主张认识主体具有先天直观和先天知性能力，自我意识通过理论理性活动获得知识。费希特把康德的“理论理性”中的最高原理即“自我意识”和“实践理性”中的最高原理即“自由意志”合二为一，提出“自我”设定自身、发展自身的第一原理，突出强调先验自我主体是一个能动性过程。这一系列哲学认识论的努力，确认了人是认识主体的地位。人作为认识主体的首要表现是笛卡尔开启的普遍怀疑特征，即反思性。反思的首要对象则是人自身，人只有通过认识自己进而才能把握世界。当然，这一切认识的反思过程都是在抽象的主体性视域中进行的，作为认识主体的人只是一个大写的、抽象的人。

在诸多当代资本主义思想家看来，既然本体论、理性法则都已消解，那么大写的抽象主体“人”无疑也是需要解构的。他们并不满意海德格尔、萨特等人从“此在”“存在先于本质”出发阐释主体，把一切事物的存在当作“自我”发生的“意向”的产物。脱离于这种还原论、目的论的解释范式，当代资本主义思想家往往认为主体不过是一个形象、一个符号，它没有连续性的历史，来去无踪。对此，他们从以下角度展开了解构主体的工作。一是否认普遍的、抽象的人，强调人的差别性、异质性进而去中心、去主体。二是提出以人为主体的观点其实是一种幻象蒙蔽的结果，实际上人总是受制于外在于自身的权力和制度。伽达默尔对海德格尔生存本体论思路继承和发展，认为人并不是世界主人，而是一开始就处于一种被抛入世界的状态。人的被抛状态决定了人对世界与人生意义的认识和理解，只能永远处于一种“前见”状态之中。换言之，既然人连自己都是被提前规定的，又何以决定其他事物呢？从而，人的认识主体地位得到了消解。巴尔特、福柯和拉康都宣称近代以来西方传统理性主义思想中作为主体的“人”已经死亡，根本否定人作为社会历史发展主体的存在。但是，他们在一个方向上对于抽象普遍意义上的人的否定，又在另一个方向上把近代西方思想中的个人主义推向了极端。其结果是，由于缺乏科学的基础，只是诉诸于无主体的语言、符号等形式，导致了人的主体地位最终被消解，极端彰显的个体性。而且，后现代主义哲学在消解了主体以后，并没有像存在主义思想家那样用某个非理性的存在物来代替人的主体地位，而是在主体的位置上留白，使运动变成了无主体的活动。

一切都在自我消解，一切都在过渡之中，一切都没了方向和希望。由于消解了本体、消解了主体，所以当代资本主义文化不知自己从何而来，也不知自己该去向何处，在根本上否认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它深陷迷惑与困顿，茫然不知未来，于是干脆放弃对于未来方向、目标价值的探求。但是，这是自愿保持糊涂的清醒。它是以无方向为其奉行的历史方向。

利奥塔作为第一个明确提出后现代主义概念的思想家，对于自尼采以来的对传统理性主义现代性的激烈思想挑战进行了概括。在《话语，形象》中，他主张以语言、形象等感性因素来对抗理性话语，主张世界进入一个感性的时代，指出历史是尚未定型、尚未确定的存在。他从语言学视角阐述了以小叙事代替普遍化宏大叙事的观点。德里达明确表示：“游戏的规则已被游戏本身替代。”从而，以历史活动的动态过程否认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

以后现代主义哲学为内核的当代资本主义文化反对把历史看成是一个连续的、进步的过程。哈桑在《后现代转折》中把后现代主义的总体特征概括为断裂、碎片，提出“后现代主义者只是隔断联系，他们自称要持存的全部就是断片”。鲍德里亚在一篇名为《公元2000年已经到来》的文章中提出，人类的一切都已经完成，只有同样的事件无限地重复，正在面对一个灰暗的没有未来的未来，这就是后现代的命运。

当代资本主义文化既消解着传统理性主义框架下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又消解着非理性主义的在场形而上学。它不再苦苦追寻世界的本原，而是放弃对于世界本原的承认。对于它来说，非在场的状态比在场的状态更有意义，非确定的状态比确定的真理更有价值。以后现代主义哲学为内核的当代资本主义文化只讲解构，不讲建构，并以保持和扩大消解之后的空白为使命。然而，绝对否定必然是对否定的肯定。以后现代主义哲学为内核的当代资本主义文化不断驱赶在场，因此它就必须使不在场永远在场。以后现代主义哲学为内核的当代资本主义文化主张一种功能理性，通过持续而完全地否定任何相对稳定的性质和形式发挥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当代资本主义文化有意识地凸显解构性的、反传统的、反规则的特征，从而内蕴着虚无的哲学危机。（来源：《学术前沿》杂志2022年12月上（微信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