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风策略] 赵可金：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

读史使人明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必须首先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和时代背景。近代以来，面对中外力量对比变化带来的严峻挑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中华民族的伟大梦想，是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时间逻辑与从本土走向世界的空间逻辑的统一。晚明以降，除一些封建士大夫通过“向后看”的视角固守“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祖训之外，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和唐甄等为代表的一批思想家开经世致用之风气，从思想层面反思中国古典思想之故智，通过“向前看”的视角开启万国天下之新学。尤其是以林则徐、魏源、冯桂芬等人为代表的晚清思想家“睁眼看世界”，摒弃传统“向内看”的视角和“以夏变夷”的安邦定国之策，转而采取“向外看”的视角以鼓呼“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富国强兵”之救国方略，甚至倡导师法欧日之“戊戌变法”方案，然皆不能挽狂澜于既倒，近代中国依然一步步地步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淖。

从空间逻辑来看，面对近代以来国破家亡的艰危困局，革命道路成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主导方案，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最初以遵循空间逻辑为主、兼顾时间逻辑。从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到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举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旗帜，历经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最终建立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随着革命建国任务的完成，如何建设一个现代化强国的任务摆上了中国领导人的议事日程。关于现代化的问题，中国的历代志士仁人都做了坚持不懈的探索。早在革命战争年代，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提出了“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的想法。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同志提出革命胜利以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由于没有掌握政权，中国共产党人的这一主张在当时没有条件落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现现代化就被确立为国家的战略总目标，逐步转向以时间逻辑为主，兼顾空间逻辑。1953年，毛泽东同志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即“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4年9月15日，毛泽东同志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开幕词中提到，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随后，周恩来同志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这是新中国领导人第一次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概念。在1956年举行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实现“四个现代化”被写入党章。此后，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讲话中多次阐述现代化问题，先后将现代工业、现代农业以及现代科学文化作为现代化的重要内容。1959年年末至1960年年初，他提议重新加上国防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完整地、明晰地表达“四个现代化”的思想。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1964年12月21日，周恩来同志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国家总体战略目标，“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然而，“文化大革命”爆发，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受到严重干扰。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期，1975年1月，在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的主导下，周恩来同志在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重新提及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即“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然而，其最终因受极“左”思潮的冲击，并没有真正得到实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推进现代化建设成为具有全局意义的战略，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真正得以推行，进入到时间逻辑与空间逻辑并重的阶段。随着全党和全国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吸取历史教训，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确立了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邓小平同志提出：“一切决定于我们自己的事情干得好不好，所以，从八十年代的第一年开始，就必须一天也不耽误，专心致志地、聚精会神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决不允许再分散精力。”事实上，作为一个明确的概念，“中国式的现代化”最初是由邓小平同志提出来的。1979年3月21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英中文化协会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时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概念，“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几天后，邓小平同志在党内正式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在以后的多个场合，邓小平同志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小康社会”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我们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最低目标，是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在毛泽东同志关于现代化“两步走”战略设想基础上，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步骤，解决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桥与路”问题。

在“三步走”的战略步骤基础上，党的十五大报告又提出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即“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此后，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均对“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作了强调和安排。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党的十八大到党的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一方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另一方面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这一庄严宣告向全世界充分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信心和决心。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继承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领导人关于现代化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总结世界各国现代化经验教训基础上走出的一条现代化新路。2020年10月，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为中国式现代化指出了前进方向。“我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202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站在百年历史经验的历史高度，进一步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定位及其历史开创意义。“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2022年10月，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全党进一步将中国式现代化提升到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至此，中国式现代化在理论上已经日臻成熟，它不仅贯穿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时间逻辑，也贯彻中国从本土走向世界的空间逻辑，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提供思想指引和行动指南。

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要义，关键是精准把握“中国式”的文化基因。“中和”思想是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在中文语境中，“中”是指“允执厥中”“执两用中”，强调不走极端，处事持中守正。“和”则是指“和而不同”“和实生物”，强调求同存异、和合共生。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中和”思想守正创新，与时俱进，逐渐确立了其根深叶茂、驰而不息的精神内涵，也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基，成为中国式现代化之时间逻辑的起点。

作为中华古典时期形成的原生性智慧，“中和”思想发端于上古图腾、原始神话以及古老传说，历经先秦诸子之百家争鸣、两汉经学之兴衰起伏、魏晋玄学之氤氲叆叇、隋唐学术之三教并立、宋明理学之顿渐合一等发展阶段，逐渐形成了不同学说允执厥中、和而不同的局面，并沉淀为一套完整的中国式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方法论，承载着中华文明历久弥新的文脉灵魂和文化生命。因此，中华文明之所以历经千年而不衰，核心就在于“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包括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所有这一切归结起来就是“中和”思想，这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化基因。归结起来，“中和”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允执厥中。这是“中和”思想对待一切事务的根本立足点。“允执厥中”语出《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坚持允执厥中，就是对待任何事物都要秉持一种不偏不倚的立场，符合中正之道。所谓“中”，就是坚持君子务本，本立道生，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所谓“正”，就是强调自信自立，守正创新，求大道任自然，凌万物而超脱。“中和”思想强调允执厥中，就是要求在根本性问题上持中守正，在原则立场问题上绝不动摇，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党的二十大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显然，这一主题与持中守正的立场是内在契合的，强调自立自强、守正创新。特别是报告强调要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充分体现出在发展道路选择上的持中守正，“坚持道不变、志不改，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二是和而不同。这是“中和”思想治理世界多样性的指导原则。面对世界多样性，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就在于强调通过协调“不同”来达到多样性之间的“和谐”。早在春秋时期，史伯与晏婴关于事物矛盾对立因素多样性和单一性的“和同之辩”，就集中反映了中国古人倡导的“和而不同”之道。“和”与“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谓“和”，史伯言“以他平他谓之‘和’”，强调尊重事物之间矛盾性和多样性基础上的和谐统一，如同“和羹之美”“佳乐之和”。所谓“同”，则是指忽视事物之间个性差异的强行一致。因此，坚持和而不同，就是主张通过协调“不同”，从而达到和谐统一，强调处理事物要立足于从矛盾对立因素的多样性出发，寻求彼此之间的“和”，而不应仅仅追求表面上的无差异的“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只有尊重世界多样性，通过“和而不同”和“求同存异”，才能形成一种万物繁荣的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论述“中国式现代化”时，十分强调“和而不同”的泰和之道，强调坚持胸怀天下，“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中国式现代化更是强调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与世界命运与共，呼吁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价值，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等，所有这一切都集中体现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和而不同”的文化基因。

三是执两用中。这是“中和”思想解决事物之间差异和矛盾的重要方法论。朱熹在《中庸章句》云：“盖凡物皆有两端，如大小、厚薄之类。”世间万物皆阴阳互济，一分为二，存在着矛盾的两个方面。坚持“执两用中”的方法论，就是正确把握和处理矛盾双方相互对立、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不可偏执一端，而应视不同情况而选择一个把握好事物两方面互动转化的分寸与火候，从而达到中和平衡，防止“过”与“不及”。《礼记·中庸》中解释了执两用中之道，“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强调不管处理什么事情，都要视其不同情况作出相应的适宜举措，即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国式现代化就是对大量矛盾关系执两用中地作出选择，比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上，强调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上，强调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上，强调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上，强调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在推动绿色发展上，强调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等等。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在事关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一系列战略安排上，中国式现代化均体现执两用中、统筹兼顾的基本方法论。

四是和合共生。这是“中和”思想追求的大道天下、万物咸若之理想境界。“和羹之美，在于合异。”在《国语》《管子》《论语》等众多古典文献中，均尊崇和衷共济、和合共生之道，强调不同事物、不同观点、不同价值观之间要和谐包容、和合共生，以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在中国古典文化中，天下、大同是两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实现“天下大同”是中华文明追求的理想。《礼记·礼运》指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天下”是中国古人建立在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基础上的世界观，“大同”则是一种强调爱无差等、阴阳交融的和合境界。在这一理想社会指引下，体现着和合共生精神的“以和为贵”“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等理念就成为中国古人追求的人类社会相处之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式现代化所追求的和平发展道路、和平外交政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新型国际关系、互利共赢开放战略、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的中国方案，无一不昭示着中国追求与世界命运与共、和合共生的相处之道。总之，诚如二十大报告所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

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和”思想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基因，蕴藏着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解决当今人类面对的众多全球性挑战的重要启示。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要以“中和”思想为基，聚焦当今中国和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和挑战，推进世界多元文明交流互鉴，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过程中推动中华文明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断提出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和中国价值的现代化理念、主张、战略和方案，这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阳关大道。

“中和”思想回答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基因问题，但这一文化基因如何转化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对于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阐述了思考和研究的理论路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产物，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本质上体现着中西知识体系碰撞的空间逻辑和古今知识体系叠加的时间逻辑。

（一）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空间逻辑。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世界各国的共同目标。针对一些人主张推行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看法，中国共产党给出了不同的答案，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人口规模和经济、社会、科技、文化都比较落后的大国推进现代化建设，必须结合中国具体实际，走自己的路。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同志在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在邓小平同志看来，“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中国的特点就是“人口多”、“耕地少”、“在经济、科技方面‘穷’和‘弱’”，但是，中国“块头大，所以有点用处”，“中国在国际上所处的战略地位不是无足轻重的”。因此，1983年6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参加北京科学技术政策讨论会的外籍专家时表示，“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推进现代化建设问题，中国共产党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回答前进道路上遇到的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和时代之问，提出了“三步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高质量发展等一系列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实现了重大创新和突破，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创立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越走越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我国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发展途径和推进方式也必然具有自己的特点”。在系统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党的二十大报告系统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内涵、本质要求和战略安排，这标志着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成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胜利。

（二）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时间逻辑。实现现代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二十世纪以来，围绕着文化与现代化的问题，学界掀起了“全盘西化”与“儒学复兴”的激烈争论，针对一些人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围绕如何唤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同时又激活其现代化的灵魂，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主张，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对话融通。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大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根”和“魂”的意义，认为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更是强调“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内在契合的，尽管两者在理解世界的视角上各有侧重，但在追求“天下大同”和“人类解放”的理想目标方面“心有灵犀”。只有植根中华文明的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实现根深叶茂；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实现伟大复兴。

在反复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论断。这是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为什么行的根本原因，也是解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重要密码。因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创新的新境界，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胜利。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一个伟大的时代，必然呼唤伟大的时代精神，呼唤新的哲学。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提出，必然离不开其背后蕴藏的作为伟大时代精神的新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古典哲学以及世界多样文明背后众多哲学思潮的交流交融交锋下，中国式现代化逐渐确立起了独特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党的二十大报告从哲学高度阐述了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强调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党的二十大报告将这一新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概括为“六个坚持”，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坚持人民至上。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是一切哲学的基本问题，贯穿哲学发展史的全过程。对于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决定着哲学本体论的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本体论基础是坚持唯物史观、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价值导向，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属性决定的。

坚持人民至上，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根本属性，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坚持唯心史观的现代化理论，否认社会发展存在客观规律，认为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把推动现代化发展的动力归结为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引发的人们思想动机的变化，强调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一切现代化都是观念的现代化，倾向于从神的意志、某种隐秘的理性等精神因素角度解释现代化进程。相反，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动力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主体，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基础就是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导向，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要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形成为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的理论，使之成为指导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因此，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推进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式现代化，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

坚持自信自立。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问题，也是一切哲学不容回避的基本问题，是哲学认识论的核心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决定着哲学认识论的基本性质和选择取向。实践是认识的源泉，一切认识归根到底都是从实践中获得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认识论基础是坚持实践论和可知论，坚持自信自立的精神特质，形成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思想，坚持认为“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的集中体现。

坚持自信自立，体现着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精神，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精神标识。近代西方哲学认识论主要是以理性为核心的主体与客体二元对立的“二分论”，要么强调从一般到个别的演绎法，要么重视从个别到一般的归纳法，都服务于追求现代化的最佳道路、完美制度和所谓的普世价值观，这一切都深刻左右着其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相比之下，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认识论基础是强调主体的非决定性，认为主体与客体融合互通，坚持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更加积极主动地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诚如马克思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所创造”。因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我们要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以更加积极的历史担当和创造精神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新的贡献”。总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在认识论上“既不能刻舟求剑、封闭僵化，也不能照抄照搬、食洋不化”，而应该坚持自信自立，把推进现代化放在发展自己力量的基点上，真正把中国式现代化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坚持守正创新。继承和创新的关系问题，是发展哲学的核心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决定着中国式现代化之发展哲学的基本性质和选择取向。发展是一个哲学概念，发展根源是事物内部的矛盾，发展的本质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哲学是坚持在唯物辩证法指导下的守正创新，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观点的前提下，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形成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守正精神，“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创新精神，“以满腔热忱对待一切新生事物，不断拓展认识的广度和深度，敢于说前人没有说过的新话，敢于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情，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这是坚持唯物辩证法的体现，也是对发展哲学的创新。

坚持守正创新，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基本精神，塑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风格。反观历史，在现代化道路选择上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一个国家走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往往取决于自己的国情特点和面临的时代形势。即便是近代以来实现现代化的欧美国家，其现代化道路也是既有共同特征，也在发展途径、推进方式等方面各具特色。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立足本国国情，保持战略定力、坚定历史自信，不能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方案，不能盲目跟随其他国家现代化的节奏，而应该坚持稳中求进、循序渐进和持续推进。同时，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也必须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实践发展和潮流所向，“敢于说前人没有说过的新话，敢于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情，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做到积极创新和推陈出新。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所在。

坚持问题导向。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是实践哲学的核心问题。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一判断解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如何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需要回答的重要问题。事实上，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哲学普遍发生了从传统理论哲学向实践哲学的转向，不再停留在对哲学家个人心智和行为的思索，而是聚焦社会实践中的行动，关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关系。在中国哲学中，从先秦哲学到孙中山先生的哲学，也十分重视知行合一和道德实践，但一直没有形成系统的实践观。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基础上，系统总结了中国古代的知行观，确立比较系统的实践哲学观，为中国式现代化确立了实践哲学基础。

坚持问题导向，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精神，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源头活水。坚持问题导向，就是坚持社会实践是认识发展的来源和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要坚持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积极倾听时代呼声，将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工作方法。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增强问题意识，聚焦实践遇到的新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显然，只有在实践中不断回答和解决各方面的问题，中国式现代化才能走得通、走得远。

坚持系统观念。要素和整体之间的辩证关系，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思想方法的问题。一般来说，整体与要素存在严格的界限，彼此在地位和功能上各不相同。但是，整体和要素又是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和发展变化的，两者在一定条件能够相互转化，要坚持整体与要素的统一。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由一系列部分构成的大系统，只有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才能真正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规律。尤其是20世纪40年代以来系统论的发展，为观察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成熟的方法论。

坚持系统观念，就是要牢固树立正确大局观的科学思想方法，坚持系统论的基本工作方法，正确处理中国式现代化要素与要素、要素与系统、系统与环境三方面的关系。所谓正确大局观，就是不仅要看到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全过程的诸多现象和具体细节，更要把握本质与全局，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窥一斑而知全豹，谋全局以定一域，真正做到胸中有全局，手中有典型，避免迷失方向、舍本逐末。中国式现代化关涉治国理政的全局，所触及的利益关系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需要通盘考虑，系统推进。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善于通过历史看现实、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好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关系，不断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思想方法。”治大国如烹小鲜，面对中国式现代化正在经历的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必须学会登高望远，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扎实工作，一步步地统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走深走实，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以及更为安全的发展。

坚持胸怀天下。内部与外部的关系，是一个世界哲学的问题。认识和处理自身与世界的关系，历来是一个国家安身立命的重要组成部分。究竟是主张孤立于世界之外的犬儒主义，还是主张世界一家的斯多葛主义，无论作出哪种选择都直接左右着国家的发展前景。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实行的是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中国共产党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政党，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哲学是坚持胸怀天下的开放哲学。这一哲学的基本逻辑是将人类看作是一个整体，超越了地域性的文化背景和文化传统，更关注人的类本质属性，着眼于从人类社会整体层面观察和分析问题。从顶层设计着眼，从基层创新努力，一步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就是坚持胸怀天下的大视野大境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天下情怀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坚持胸怀天下，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关于实现人类解放和中国古典文化关于“天下一家”的文化基因，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可缺少的重要外部条件。近代以来，欧美国家的现代化往往伴随着战争、殖民、掠夺等充满血腥罪恶的行为。中国式现代化强调胸怀天下，“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上述世界哲学决定了中国反对一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霸凌行径，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保护主义，反对“筑墙设垒”“脱钩断链”，反对单边制裁、极限施压，反对搞针对特定国家的阵营化和排他性小圈子，所有这些可能造成世界分裂和不稳定的行为都与胸怀天下的世界哲学相违背，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相违背，是不得人心的，也不会有前途。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初步回答了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国家方略问题。对于中国式现代化，我们需要将其置于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之中来认识。面对中外力量对比变化带来的严峻挑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伟大梦想。面对我国国情变化的小生态和世界世情变化的大生态，中国式现代化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由之路，是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时间逻辑与从本土走向世界的空间逻辑的统一，贯穿着中华民族发展史和世界近现代史相结合的大历史逻辑。

因此，只有坚持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国际和国内相结合的办法，从整体到要素、再从要素到整体进行反复揣摩，才能全面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逻辑，达到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的境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逻辑是一定历史—社会—文化条件下的中国传统文化基因在内外诸生态因素冲击下的现代化逻辑。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基因是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根深蒂固的“中和”思想。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在逻辑上成立，归根到底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产物，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本质上体现着中西知识体系碰撞的空间逻辑和古今知识体系叠加的时间逻辑。因此，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受制于中国特定的国情，而且也在发展过程中沉淀成为独特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即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事实上，上述“六个坚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古典哲学和世界多样文明背后众多哲学思潮的交流交融交锋的产物，是“中和”思想在当代条件下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为中国式现代化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来源：《学术前沿》杂志2022年12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