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重润等：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信用社存贷差变动的影响

王重润 高玮 赵冬暖（河北经贸大学金融学院院长、教授 ；河北经贸大学金融学院硕士研究生 ；河北经贸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

一、引言

2004年以后，以第三方支付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发展起来，互联网科技公司利用在小额支付结算领域的先发优势，开发长尾客户市场存贷款业务，推动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在市场竞争压力和国家政策的引导下，大型商业银行加快数字化转型，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向县域和农村地区以及小微客户延展金融服务触角，数字普惠金融向纵深发展。根据北京大学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从2011年到2021年，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中位值从33.6增长到363.6，年均复合增长26.9%，虽然2015年以来增速放缓，但是2021年相较于2020年，仍然增长8.6%，而2020年这一数字为5.6%。而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力量，首先是数字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其次是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和覆盖广度的提升。人民银行发布的《中国普惠金融指标分析报告（2021年）》显示，截至2021年底，使用电子支付的受访者比例超过85%，网上支付业务金额同比增长8.3%；移动支付业务金额同比增长21.9%。这说明全国数字普惠金融程度不断提高。

农村信用社系统（包括农村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以下统称农信社）作为农村传统金融机构，在农村金融领域承担了重要角色，机构网点多，支农服务覆盖范围广，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国有商业银行商业化改革而收缩农村市场时期，农信社成为农村地区最重要的金融机构之一，2009年涉农机构数量占比高达89.4%，网点数量占比为89%。2010年开展的农村信用社股份制改革，部分农信机构合并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机构数量有所减少，到2012年，农信社在涉农机构中占比下降为69.2%。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提出“发展普惠金融”，在政策激励下，金融机构开始大规模重返农村金融市场，同时，新型金融科技公司凭借互联网优势成为长尾客户市场的金融服务提供者，农村金融市场竞争加剧，到2020年底，农信社在涉农金融机构中占比下降为55.9%。与此同时，农信社的网点数量占比却不降反升，从2012年的89%上升到2020年底的92.9%。这说明大型金融机构的网点数量并没有随着机构下沉而增加，主要通过金融科技手段来实现对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反衬出农信社系统对数字金融的开发利用不足。在这一改革背景下，农信社系统的存款规模在金融机构总存贷款额中占比从2011年的10.9%增长到2019年的14.3%，贷款规模占比则从10.6%增长到12.3%，而存贷差从30775.1亿元扩大到88725.8亿元，增长了2.9倍。存贷差扩大说明流动性过剩，贷款投放相对不足，影响农信社的盈利能力和竞争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农村金融市场竞争激烈。

农信社的这些变化发生在数字普惠金融逐渐兴起和发展的时期。有观点认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激励农信社增加放贷，提高竞争力和服务“三农”的能力。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农信社在这期间存贷差的增长说明了什么？从商业银行的经营模式看，存贷款是其基本业务，是服务实体经济的主要手段，保持合理的存贷差是银行保持竞争力、提升服务能力的基础，但是如果存贷差持续扩大，也很难说明农信社服务能力提高。那么，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信社存贷差的变化究竟有什么影响呢？能够缓解存贷差扩大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有助于认清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信社的意义和影响，从而助推农信社数字化转型。

二、理论分析与模型设计

（一）理论分析

从历史逻辑看，提供资金保管和汇兑服务是银行产生的原因，所以存款是银行提供金融服务的基础和前提，而贷款和结算等服务依赖于存款账户，并通过派生存款引起存款规模的变化。银行业金融机构通过向实体经济和客户提供存款、贷款、支付结算、担保、咨询等金融服务来获取利润。同其他商业银行一样，农信社的金融服务建立在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的基础上，如果不能够吸收足够的存款，就无法为农户和小微企业提供充分的贷款服务，而如果不能发放足够多的贷款，就无法获得盈利，从而制约存款规模的扩大和服务能力的提升。为了应对流动性风险，银行的贷款规模一般要小于存款规模，也就是存贷差要大于零。存贷差扩大，说明存款增长多，但是贷款投放相对不足，盈利能力下降；存贷差缩小，说明存款增加少，贷款投放相对增大，有利于提高盈利能力。存贷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银行的资产负债管理能力、市场竞争力，存贷差扩大意味着竞争力下降。从区域经济角度看，该地区金融机构存贷差扩大则表明对经济的支持力度的减弱。

存贷差是银行历史经营结果的静态呈现，不能清晰地解释当期经营成果对存贷差的影响。从存贷差变化的视角，能够清晰地观察在内外部环境作用下，银行当期存贷款资金流动的变化情况。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信社存贷差变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数字金融改善了区域经济环境，促进收入增长。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帮助农村地区减贫，促进城镇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其中账户覆盖率、个人支付和小微信贷的作用较为显著，改善了居民内部的收入不均等，实现了农村包容性增长，同时也推动了城镇化和地区经济发展，促进社会资金积累，带来存款的增加和贷款需求的增长，从而对存贷差变化产生影响。

第二，数字金融提高了居民金融素养，减少了对存款等传统金融产品的需求，有助于缩小存贷差的增长。金融素养是指个人获取经济金融信息并据此进行财务规划、按期归还债务、提前规划退休储蓄和积累财富的能力。数字金融的发展，使得个人获取金融信息和金融服务更加便捷，为居民金融素养的提升创造了条件。金融素养增强了居民的风险防范和理财意识，增加了对正规金融服务的需求，同时扩大了投资者对于投资产品的选择范围，进一步增加了投资者投资的可能和享受其他金融服务的机会。存款增长放缓，意味着存贷差变动收窄。

第三，数字普惠金融加剧了农村金融市场竞争，对存贷差变化有两方面影响。一方面，随着农村金融市场竞争加剧，农信社传统优势地位受到挑战，优质客户资源流失，存款分流，贷款资产质量下降，导致存贷差变动扩大。另一方面，市场竞争促使农信社加快数字化转型，加大数字金融基础设施的投资，开发数字金融产品及服务，带来新的客户资源增长，并对农信社贷款投放产生了正向激励，贷款相对增长，导致存贷差变化缩小。结合农信社在2011年股改后存贷款占比的变化，农村金融市场竞争对存贷差变化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收缩存贷差变动。

综上所述，数字普惠金融对存贷差变化的影响有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方面，通过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影响到存贷差变化；另一方面，通过提升居民金融素养、加剧农村金融市场的竞争，缩小了存贷差变动。综合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信社存贷差变化的影响尚不确定，需要进一步研究。

（二）模型设计（详见原文）

三、数据与变量

（一）数据来源

由于农村信用社全面股份制改革始于2011年，同时考虑到数据可得性问题，把研究样本期间设定为2011-2021年。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采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编制并公布自2011年起始的《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目前已经更新到2021年。该指数利用蚂蚁集团关于数字普惠金融的海量数据从数字金融覆盖广度、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和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等3个维度来构建数字普惠金融指标体系，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包含每万人拥有支付宝账户数量、支付宝绑卡用户比例及平均每个支付宝账号绑定银行卡数，数字金融使用深度指基于个人账户通过数字金融平台开展信贷、理财、投资等业务，数字化程度即用户支付、借贷的电子化便利程度，如移动支付笔数、个人平均贷款利率等。由于农信社（包括农村商业银行）的微观数据难以获得，为了保持统计口径一致，本文采用2011-2021年26个省级行政区农信社的面板数据，其中剔除了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北京、上海、天津三个直辖市，西藏、重庆地区由于存贷款数据不完全未列入，得到286个观测样本。农信社（包括农村商业银行）2019年之前的存贷款余额数据来自《中国金融年鉴》和wind数据库，2020-2021年数据来自新闻公告及农信社官网，剔除缺失值，得到存贷差观察值250个。经济发展水平、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水平、金融发展水平、财政支持力度、城乡收入差距、不良贷款率等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及wind数据库。

（二）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存贷增量差（outflow）

借鉴Huang et al.（2006），把存贷增量差定义为农信社本期期末的存贷差余额减去上一期期末的存贷差余额，即存款增量与贷款增量之差，表示存贷差的变化情况。存贷款增量差扩大，代表当期新增存款超过新增贷款，剩余资金投向其他资产（比如同业存单），表示资金净流出；存贷款增量差缩小，代表当期新增存款小于新增贷款，意味着需要从外部融入资金以支持贷款的增加，表示资金净流入。根据央行对金融机构加大服务实体能力的要求来看，增加贷款投放是银行加强金融服务能力的重要方面。这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农信社存贷增量差的缩小视为服务能力提高的标志。

2.核心解释变量：数字普惠金融指数（dfi）及其各维度指数（dfi1/dfi2/dfi3）

采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来衡量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dfi1、dfi2、dfi3分别代表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以及数字化程度。覆盖广度（dfi1）越大，意味着绑定的银行卡数量越多，其理财、转账的覆盖面就越广；使用深度（dfi2）主要包括支付服务、货币基金服务、信贷服务、保险服务、投资服务和信用服务等；数字化程度（dfi3）主要指数字金融服务的移动性、便利化和信用化。

3.控制变量

（1）人均生产总值（rgdp）表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达的省份，资金存量较多，而且城市地区对农村地区辐射带动作用较强，有利于吸引资金向农村流动，促进农信社存贷款增长。（2）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水平（invest），为农村固定资产投资额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固定资产投资利于农村基础设施完善，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从而对农信社存贷款产生积极影响，缩小存贷增量差。（3）金融发展水平（cfin），为各省年末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反映当地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程度（谭燕芝等，2018）以及金融脱媒程度。这一比值越高，说明金融与实体经济结合越好，越有利于农信社系统的贷款业务发展。这一指标数值降低，则说明经济金融化程度升高、金融脱媒加重，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弱化，对农信社系统的贷款业务发展产生不良影响。（4）政府财政支持力度（gov），为政府对各省的农业投资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政府资金投入越多，越有利于农村经济发展，并且带来配套银行信贷资金投入，有利于缩小存贷增量差，促进农信社资金净流入。（5）城乡收入差距（gap），为各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钟腾等，2020）。收入差距越大，说明农村地区相对城市而言越落后，农村地区存款规模越小，而合适的贷款项目更少，资金净流出；此外，央行会通过再贷款、有差别的存款准备金率等方式支持地区农信社系统拓展低成本资金来源，导致资金净流入。（6）不良贷款率(nplr)，是反映农信社系统资产质量和经营稳健性的重要监管指标。不良贷款率越高，对农信社的资本金要求越大，贷款约束越强，导致存贷增量差扩大。

4.渠道变量

（1）金融机构营业网点数量（finum），以网点数量表示各地区金融市场竞争程度，网点数量增长意味着金融市场竞争加剧。普惠金融推动了大型商业银行向农村地区的回归，加剧了农村金融市场竞争，对农信社的资金净投放产生正反两方面影响。（2）教育水平（edu），用各地区受教育水平作为金融素养的替代变量，这是因为受教育水平越高，对新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的理解力和接受力越强。该数值为各省在读大专以上人数与6岁及以上人口数之比计算得出。

（三）变量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性检验

本文主要变量数据的统计特征如表1所示。

由表1可得，农信社系统的存贷增量差（outflow）最大值和最小值相差403亿元，均值233亿元，说明各省市农信社在资金利用和放贷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平均来看，存款增长大于贷款增长，表现为资金净流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dfi变化很大，由最小值18.33到最大值434.61，说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性较大。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dfi1）和深度(dfi2)也具有同样特点，说明各省市数字普惠金融深度和广度存在较大差异。

表2所列相关性检验结果表明，核心解释变量数字普惠金融指数（dfi）和被解释变量农信社存贷增量差(outflow)之间显著负相关，其他控制变量与农信社存贷增量差(outflow)相关关系也较为明显。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中，所有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值)都小于5，实证模型的控制变量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影响模型检验结果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四、实证结果分析（详见原文）

五、市场竞争和金融素养对农信社存贷差变动影响的渠道效应（详见原文）

六、结论及政策启示

本文以2011-2021年全国26个省级行政区农村信用社系统（包括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为对象，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缩小存贷差变化。在数字普惠金融三个子维度中，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及使用深度对存贷差变化的影响更明显。这一影响具有异质性，在基础设施水平较高地区和东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导致农信社存贷差变化缩小的作用更明显。渠道分析显示，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农村金融市场竞争，加强了对农信社存贷差变化的影响；而限于样本，并没有发现提高居民金融素养能够显著影响存贷差变化。本文从宏观的存贷差变化角度证实了崔恒瑜等（2021）的微观发现，即数字普惠金融激励农信社增加放贷，提高金融服务能力。

尽管数字普惠金融能够缩小存贷差的变化，但是存贷差的规模仍然比较大（见图1），这会制约农信社盈利能力和服务能力的提升。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农信社系统作为离农村最近的金融机构，在全面乡村振兴中需要发挥更大作用，这就要求持续增加贷款投放，进一步提高金融服务能力。基于研究结论，从缩小存贷差角度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农信社系统要加快数字化转型。在数字经济时代来临之际，大型商业银行凭借雄厚的资金实力和科技投入，纷纷向数字银行转型，凭借数字金融设施有效降低金融服务成本，把服务触角伸向长尾客户，农信社虽然有网点优势，但是优势正在被削弱，数字化转型成为摆在农信社面前的迫切问题。近年来，农信社数字化转型步伐在加快，但是面临数字金融的快速发展，未来仍然需要不断加大科技投入，要加快构建分布式、平台化、服务化、标准化的前中后台数字化架构体系，对业务模式、流程、产品和服务进行数字化改造，构建数据化、线上化、自动化、开放共享的数字化运营模式，全面提升金融服务效能和客户体验，进一步提高数字竞争力。

第二，加强农村金融服务的创新。在积极发展数字银行的同时，还要充分认识到农村信用社系统具有的网点优势以及贴近农村、贴近农民的品牌形象价值，把线下优势和线上服务有机联系起来，做强做优线下金融服务，针对农村客户金融需求的空白点创新金融服务，把这些网点升级改造为综合金融服务站，不仅提供基本的存贷款业务，而且要融入社区，成为金融知识宣传点，加强金融素养教育与培训，增强农民金融风险防范意识，也有助于降低贷款风险。与当地政府创业基地合作开展创业辅导站，以此增加农村客户粘性，吸引新的贷款项目。同时，积极开展线上数字业务，提高审批效率降低成本，打造特色服务项目，与线下服务形成协同联动效应，打造乡村振兴金融服务平台。

第三，加强同当地政府以及企业的合作。要本着服务地方、合作共赢的理念，与当地政府建立常态化对接机制，主动对接政府平台，拓展市场资源，满足客户多样化差异化的金融需求。加强与农户和企业的信息沟通，使之了解国家金融政策和农信社的金融服务，同时了解企业和农户需求，消弭信息不对称。另外，要扩大同互联网平台和信息科技企业的合作，满足农产品购销和工业品下乡等方面的金融需求。

第四，推动农村金融市场更高水平开放竞争。研究显示，农村金融市场竞争带来的鲶鱼效应有助于农信社加快数字化转型，增加贷款投放。2006年，原银监会发布了《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的若干意见》，放宽了准入门槛，促进了农村金融开放。当前，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前提下，要调整优化农村金融市场进入条件，引导更多的金融机构和社会资本进入农村金融市场，创新金融服务模式和金融产品，提高数字普惠金融深度。深化农村信用社股份制改革，理顺农信社内部治理和产权关系，把省联社改造为综合性金融服务平台，形成“小法人+大平台”的治理结构，有效提升农信社系统的竞争力，实现农村资金的回流，为乡村振兴提供稳定的资金保障。

第五，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央行和监管部门要加大对农信社系统再贷款、差额准备金率、专项票据、坏账核销等方面的支持，财政部门要对农信社系统支农支小业务开展贴息、减税降费，特别是对西部地区农信社加大倾斜力度，促进农信社系统资金流入，缩小存贷差，不断提升服务“三农”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