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亚平:亟待回应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问题

宋亚平（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专家委员，湖北省社科院原院长、研究员）

如何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我有四条建议，供研究者与决策层参考。

一、重新审视农村的功能作用

过去，我们认为农村与城市是两个不同的地理空间，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发挥着不同的功能作用。因此，必须对农村实施有别于城市的治理模式。

在城乡分治中，国家赋予了农村一系列的功能。如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政治功能；向工业和城市提供资本积累与原材料的经济功能；组织农民发展生产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维护稳定的社会功能；实现资源保护、传承农耕文明的文化功能；对冲缓解城市能耗和工业污染，实现自然环境保护的生态功能等等。这些既是功能作用，也是任务要求。

但是，城乡分治模式割裂了城乡之间的有机联系，破坏了产业之间相互促进的内在逻辑，特别把农村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的地域空间和社会场景，并运用制度的力量把农民与农地强制性捆绑在一起，人为地将农民塑造成为专门从事农业生产和守望田园生活的社会群体。于是，很多“三农”问题得以趁机滋生并逐渐成形。

改革开放之后，农村的组织化基本崩溃，农民不断“原子化”，国家观念与集体情怀几乎荡然无存。在市场经济价值观的引导下，守望相助、耕读传家的伦理道德日益衰败。短短的几十年间，农业衰败、农民溃散、农村凋敝的之乱象如同新冠病毒一般在各地漫延。

当然，这个“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出现有许多原因，但“罪魁祸首”并非农民不努力，政府不作为，而是来自“三农”之外的力量，即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这一时代浪潮冲击下的必然产物，也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象。

实践证明，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全球化已经成为传统农业农村的“掘墓人”。面对世界先进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都曾经遭遇过的历史故事，我们要解放思想，转换观念，与时俱进，改革创新，不能再沿袭过去的老路，把农村当成一个独立存在的地域空间和社会场景，把农民与农地、农村强制性地重叠在一起。农村传统的功能作用与社会责任也必将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发生变化，即农村不再主要是农民聚居从事农业生产的地方，也不再把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和向城市提供农产品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国家将在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居民与农民一体化融合发展的框架之下来统筹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目标体系、路径选择与实施进程。

二、全面改造农业的产业形态

长期以来，我国农业的存在形态与主要特征表现为传统的分散型的种植业与养殖业，劳动密集型，投入成本高而产出效益低，加之与第二、第三产业的制度性撕裂，使得农业产业在国民经济大家庭中始终处于弱质地位，而多数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则一直是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弱势群体。农业增效难与农民增收难，导致了农业的内卷化，扼杀了农村走内生型发展道路的活力。这就是当前非农化、非粮化倾向日趋明显的经济根源，也是生产要素持续流失，导致农业副业化、农民老龄化、农村空心化的重要缘由。

受现行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的制约，生产资料细碎化、资本与科技含量低，抵御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能力弱的情况长久得不到改观，农业的衰败不可救药、很难逆转。加之土地资源、淡水资源、生态环境资源、农村劳动力资源等要素约束越来越紧，农业已经无法满足国家发展对农产品供应日新月异的迫切期待，更不谈人民群众对食品的安全性、生态性、多样性的执着追求。时代要求农业必须痛下决心来一场产业形态上的全面改造。

经过全面改造之后的农业，绝对不再是过去的存在形态和产业体系。比较宏观的描绘是，在城乡与工农一体化融合发展的格局下，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供各种优质农产品，缓解城市能耗和工业污染，实现生态环境保护等一系列重要的功能与任务，将会逐渐从过去的“三农”领域脱离出来，通过制度改革与科技创新的路径让渡给各种新组织、新经济、新模式、新业态来承担。

这场革命性的改造工程大概会从四个方面来演进：一是农业的有机内涵科技化，二是农业的生产业态工业化，三是农业的存在场景城市化，四是农业的经营主体企业化。

随着世界范围内相关科学技术的不断突破，传统的农业基本概念与主要特征、农业经济与工商业经济的分工界线，以及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空间结构，也将会脱胎换骨、面目全非。农业“靠天吃饭”的历史将得到彻底扭转，农民只能在家务农和农产品主要来自农村的社会场景也会出现根本改观。很多原来耳熟能详的农业经济活动如同传统手工匠业一样会迅速走向消亡。

实际上，农业正在呈现多学科渗透、高科技综合、立体化布局、系统化操控的新产业雏形。今后，很多农产品将不再是农民兄弟“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血汗结晶，也不需要山村农乡独家拥有的地理标志，而可以通过高新科技手段从模拟工厂直接制造出来。对于通过科技＋农业、工业＋农业、城市＋农业等各种途径而衍生出来的业态，人们不一定称之为“农业”。即使还叫“农业”，也是高投入高产出，资金与技术密集型的新业态。它不仅能使传统农业逐渐摆脱自然的羁绊，最终走向现代工厂化、城市化、数字化、智能化，而且还能确保生态环境不受破坏、食品安全不受威胁，从而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多层次、多样化消费需求。

三、大幅降低农民的人口比重

现在农村空心化、农民老龄化现象十分普遍，绝大多数青壮劳力在工业化、城镇化的虹吸效应下几乎流失殆尽。可以肯定，今后留在农村务农的农民会越来越少，农村将会更加萧条与凋敝。有人说这是个重大问题，我觉得恰恰是中国的农业农村由传统向现代化转型的重大历史契机。

中国现有农村常住人口4.9亿人，如果利用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成就，采取更加有效的帮助农民进城的办法，努力将农村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之中的比重减至10%左右即1.4亿人，“三农”工作的重大难题就会迎刃而解。

一是从根本上截断贫困人口的代际传递。我国农村人口绝大多数基本上属于低收入和贫困群体，真正通过务农富裕起来的是极少数。2020年，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虽然全部脱贫，但如果还让他们继续留在农村从事落后而低效的农业生产，便会随时成为返贫的“后备军”。只有将大量的农民逐步市民化，转移到非农领域就业与生活，才能真正有效地巩固精准脱贫的成果，防止脱贫人口规模化重新返贫。

二是有效缓解人与土地的矛盾。中国现有2.3亿农户，经营耕地规模10亩以下的农户达2.1亿户之多。生产资料细碎，投入成本高，产生效益低的问题始终难以解决。如果当农民减少到1.4亿人约3000万户的时候，加上宅基地腾空出的1.5亿亩，务农者户均拥有耕地面积将到50亩以上，占有水平便会大大超过日本和韩国，届时再去实施规模化的生产经营便是一件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简单事情。

三是有利于生态自然环境保护。过去为了吃饱饭而不得不向大自然争夺生产资源，例如填湖造田、毁林开荒、向草原要粮等，结果导致生态环境的极大破坏。农民大幅度减少之后，就能彻底实施“退耕还林、退耕还湖、退耕还草”政策，将那些不适宜农作物生产或有可能破坏生态与人类和谐的大量土地重新放归自然，任其天人合一，逐渐化为风景优美的自然保护区，或变成城市居民到乡村休闲、探险、安居与康养的去处。

四、逐步消灭落后的乡土村社

目前，全国共有69万多个行政村，261.7万个自然村。这些自然村社规模一般都很小，如湖北省江陵县平均每个自然村只有8户，33人。多年来，政府为了挽救农村的没落，年年都有支农政策出台和工程建设下村，如“普九”运动；“村村通”、“组组通”、“户户通”工程；修建沼气池、改水改厕与旧房危屋改造，以及“乡村书屋”、“当家塘”项目等等，耗费了国家大量的人力、物力与财力。

客观地讲，政府为农村办好事实事受到了农民群众的赞许，但这些努力并没有真正起到挽救农业、留住农民、繁荣农村的功效。现在的农业农村就像躺在ICU里一个病入膏肓的危重患者，浑身插满了输血、输氧、导食、导尿和监测仪器的各种管子，每天消耗着大量的富贵资源。明知其必死无疑，却仍然全力以赴地进行着抢救。

必须清醒地看到，在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全球化蓬勃发展的进程中，传统农业的凋敝与农村的衰败是不可避免的必然趋势。2000多年来的中国乡土社会看似风雨飘摇、分崩离析，实际上是在显现沧海桑田式的大变迁、大转型。这无疑是农业农村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化的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因此，政府强化政策引导，创造客观条件，促进落后村社尽快“安乐死”，应该是当前正确的应对措施。绝大多数以传统农业为主的自然村社被摧枯拉朽的时代大潮而逐渐消灭，虽然让满腹乡愁的人们十分心酸，但这却是迟早都要发生的无可奈何的逻辑结局。

那些地处偏僻、资源匮乏、高度分散、低效务农的乡土村社被逐步消灭后，农户居住的状态能够得到有效的规划控制，长期困扰我们的高度紧张的人地关系将会明显地得到缓解，原生态的自然景观将会得到逐步修复，政府向农村提供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如道路交通、通讯、电力、水利、文化、教育、卫生等等的建设成本和运行成本都将得到大幅度降低，服务效率则将显著提高。

更重要的是，土地、山林、水资源等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将通过新的制度安排将会被重新配置。新型的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将得到逐步建立。农业支持保护制度体系和农业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将不断健全和完善，形式多样的适度规模经营的新组织、新业态、新模式、新办法将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格局渐渐成型。（来源：乡村发现）

（本文系作者在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主办的“农业强国建设研讨会”上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