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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秧分1 蒋丹婧1,2 胡冰川3
作者单位：1.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2.农业农村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
3.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1 引言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农业经贸合作对于确保中国与全球的粮食安全至关重要。自改革开放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中国致力于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农业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扩大，已成为全球最为主要的农产品进口国和重要的对外农业投资来源国。日益紧密的农业经贸合作取得了互惠共赢的良好效果。以中美农业合作为例，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农产品贸易伙伴国、第二大进口来源国，中国为美国提供了不断扩大的消费市场和低成本的制成品，美国促进了中国农业的技术升级、资本深化和全球合作，中美两国都在全球化进程中充分获益。随着世界体系和国际格局的深刻调整，近年来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民粹主义、霸权主义重新抬头，中美贸易摩擦、俄乌冲突、英国脱欧、新冠感染疫情等重大地缘事件和突发事件频发。全球农业经贸合作面临严峻挑战，国际贸易、对外投资、技术交流等合作渠道都受到重大冲击，影响深远。粮食安全形势持续恶化，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等5个国际机构联合发布的《2022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2021年全球约有23亿、占29.3%的人口面临中度或重度的粮食不安全，比疫情暴发前增加了3.5亿人，世界饥饿人口所占比例由2015年的8.0%左右急剧上升至2021年的9.8%，除亚洲以外所有区域的粮食不安全状况都有所加剧。农业对外合作环境复杂严峻，考验全球化“危”“机”的治理能力。中国和美国均为全球农业大国，两国间的农产品贸易及农业合作对双方农业经贸合作乃至全球的农产品贸易、粮食安全都将产生深远影响。围绕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与应对，既有研究主要采用模型模拟与文献述评方法，定量评估中美贸易摩擦对农产品贸易与农业产业发展的影响，研究中美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实施内容与潜在效果，也有研究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展望双边农产品贸易合作前景与农业产业合作趋势。这些研究为推进新时期中美农业合作提供了有力支撑，但侧重定量模拟分析，缺乏对美国国内声音的关注。百年变局下的中美农业合作，既需要关注既有的政策效果，更需要依赖中美双方的相向而行。在中国致力于推进中美双方包括农业领域在内的务实合作的背景下，更取决于美方的真实意愿与实际行动。在此背景下，本文创新性地从中美贸易摩擦以来美国官方与智库报告出发，分析研判美国对于中美农产品贸易及农业合作前景的观点和看法，有利于更好地摸清美方的态度和顾虑，减少中美农产品贸易与农业合作道路上的阻碍，促进双边农产品贸易和农业合作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除本部分引言外，本文第二部分介绍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第三部分从美方对中美农产品贸易与农业合作现状的认知、美方对中美农产品贸易与农业合作前景的观察两个方面，分析美国官方及智库的观点认知，第四部分结合中方利益与美方关切，研究提出中美农业合作建议。本文研究发现，美国官方及智库观点的两极分化较为严重，既有客观理性的合作声音，也有政治主导的消极意见，凸显美国地缘政治竞争与经济发展利益、贸易摩擦措施与全球治理规则、整体利益与部分群体利益方面的矛盾冲突，构成了百年变局下中美农业合作的民意基础与突破口。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美国与农产品贸易、农业国际合作相关的部门主要包括美国国会、美国农业部以及美国高校和研究中心等智库机构，分别承担农业立法、农业政策决策与执行、提供专业报告为国会及政府决策做好技术支撑等职责。在这些部门中，美国农业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US 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美国腹地中国协会（US Heartland China Association）和卡特中心（The Carter Center）具有典型性。其中，美国农业部是美国联邦政府的重要组成部门之一， 是依法设置的农业经济管理机构，可视为美国政府的直接发声代表。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是美国国会的下属智库，就政治、经济、外交、法律、公共管理等多个领域开展独立的专业研究，包括定期提交中美农产品贸易与农业合作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为国会决策提供内部信息与科学参考，可视为政府智库的典型代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隶属总统行政办公室，主要负责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及主要的贸易谈判，并就WTO、产业政策和服务贸易政策、双边和多边贸易与投资问题等提供贸易政策指引和谈判的专家意见。该机构还对普遍优惠制(GSP)、301条款、1377条款和337条款下针对外国不公平贸易行为的申诉、201条款下的进口救济案例负有行政管理职责。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于2000年10月根据《国防授权法案》成立，主要负责监测、调查并向国会报告中美双边贸易和经济关系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美国腹地中国协会致力于将美国腹地地区与中国政府、商界、教育和农业等领域的机构联系起来，推动建立深入而富有成效的中美双边关系，可代表美国中部农区的声音。卡特中心是非营利性组织，关注中国的政治改革、公共健康、教育和农业等多个领域，可视为非政府组织的智库代表。本文将以上述四个机构近年来发表的有关中美农产品贸易与农业合作的报告作为研究对象，分析美国官方及智库对中美农产品贸易的观点，以及中美两国如何找到扩大农产品贸易规模、深化农业合作的切入点，实现互利共赢。
3 美方主要观点 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中国迅速成为美国最为重要的农产品贸易合作伙伴之一。在当前国际环境下，美国官方及智库高度关注中美农产品贸易及农业合作问题。本文主要涉及美方对中美农产品贸易与农业合作现状的认知、美方对中美农产品贸易与农业合作前景的观察两个方面。3.1 美方对中美农产品贸易与农业合作现状的认知3.1.1 对中美贸易摩擦期间两国农产品贸易影响的认知美国官方及智库对于中美贸易摩擦期间两国农产品贸易影响的认知较为统一，重点关注全球农产品贸易格局、美国农民与农产品生产、美国农产品贸易等方面。从对全球农产品贸易格局的影响来看，2018年美国对来自中国的各种进口产品单独征收301条款关税，中国随即对美国加征关税。美国农业部报告认为，中国在减少自美国进口农产品的同时，增加了自巴西、欧盟、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主要农产品出口市场的进口。中国对美国农产品加征关税，在全球造成了贸易转移效应。从2017—2019年中国自主要国家进口农产品贸易额及其占比就可以看出，中国自美国的农产品进口占比由2017年的19.3%下滑至2019年的9.4%，贸易转移效应明显(表1)。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研究员安妮塔·雷格米（Anita Regmi）指出，中国提高自美国的农产品进口关税，等同于改善了其他国家农产品出口中国的市场准入条件。中美贸易摩擦扰乱了全球市场，增加了农业投入和产出领域的不确定性。从长远来看，其他国家可能会扩大农业生产，成为中国更大的农产品供应商。从对美国农民与农产品生产的影响来看：美国农业局联合会主席Zippy Duvall表示，“美国农场主和牧场主正面临从未有过的经济困难，加征关税进一步拖累了他们”；美国全国农民联盟(NFU)主席也表达了类似观点，称加征关税“对家庭农民和牧场主来说是最糟糕的时刻，他们本来已难以应对商品价格低迷、环境灾难和长期供应过剩”。NFU主席进一步表示，尽管暂时的救济值得赞赏，但“临时解决方案不足以解决贸易摩擦对农业出口市场造成的永久损害”。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分析表明，长期的贸易摩擦可能令农民和牧场主受到冲击，失去市场份额并可能引发产品价格下降，将给美国农业生产带来更大损失。从对美国农产品贸易的影响来看：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指出中美贸易摩擦增加了农业生产成本，抑制了农产品出口，减少了农业收入，并导致对农业部门新增额外的贸易援助。贸易援助也引发了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和乌克兰等WTO成员的质疑，认为该行为会扭曲市场。美国农业部认为，加征关税提高了美国农产品在中国市场的出口价格，导致美国占中国农产品进口总额中的市场份额不断下降。尽管美国生产商有机会向中国以外的贸易伙伴出售产品，但总体上将减少美国的农产品出口规模。艾奥瓦州、伊利诺伊州和堪萨斯州等农业主产区的出口收入损失最为严重。3.1.2 对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签署效果的认知美国官方及智库对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促进中美农产品贸易的看法不一。有学者并不建议以签署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方式解决当前两国间存在的问题，认为该协议代表了一种以牺牲其他国家为代价增加美国出口的“管理贸易”方式，受到国际社会批评。美国和中国应该回到基于规则的贸易谈判，而不是直接以贸易额为目标，应着眼于降低中国的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局认为，要客观地看待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签署所达到的效果。一是尽管在协定签署之后，美国对中国农产品出口出现反弹，但协议签署仍未完全恢复到中美贸易摩擦前的水平；二是贸易额增长有一部分是由与贸易政策无关的因素推动的，例如非洲猪瘟后中国畜牧业的复苏引发对小麦、玉米等饲料粮需求的增加，进而刺激农产品贸易增长。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美国农业部充分肯定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在推动中美农产品贸易中所发挥的作用。《中美农产品贸易中期报告》指出，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签署已经为美国农业带来了好处，中国简化了进口监管程序，改善了美国农产品的市场准入条件。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2019—2021年美国对中国出口玉米、高粱、猪肉及杂碎和牛肉及杂碎等农产品增长显著（表2）。同时他们强调，该协议的签署能够帮助美国进一步打开全球最大的农产品市场之一，将在未来几年和几十年中使美国农业受益。3.1.3 对中美农业合作现状的认知总体上，美国官方和智库学者对中美农业领域合作的态度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相对较为客观、较为中立。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局专家伊丽莎白·古奇（Elizabeth Gooch）和弗雷德·盖尔（Fred Gale）认为，中国政府鼓励企业通过参与国际市场来提高经济竞争力，并加大了对农业企业海外投资的鼓励力度，这有助于实现中国的国家粮食安全，扩大中国的影响力。虽然美国是中国最为重要的农产品进口来源国，但暂不是中国农业投资的主要目标市场，这对美国农业的影响非常有限。考虑到中美是全球前两大经济体，保障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稳定与健康发展符合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美国很多学者认为中美两国应在保障粮食安全、提升农产品安全性、农业科技进步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等农业领域加强务实合作。同时，美国有学者也指出，中美农业合作尚存在以下主要问题：一是尽管美国公司在中国的商业环境一直在改善，但烦琐和不透明的监管障碍仍然存在。在美国，政界人士继续对中国投资者和公司持怀疑态度，这阻碍了中国在美国农业领域的投资。两国都应该为对方公司改善商业环境，让自由市场发挥作用。二是互不信任对中美农业合作健康发展带来了阻碍。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当被问及对中国的看法时，12%的受访者使用了“贪婪”“麻烦”“可怕”和“自私”等词，正面的形容词则不太常见。89%的美国成年人认为中国是竞争对手或敌人，而不是合作伙伴。在一个经济民族主义抬头、不信任感日益增强的世界，健康的中美贸易关系对美国农民和中国消费者的福祉至关重要。三是中国非关税贸易壁垒对中美农业合作的影响。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局专家弗雷德·盖尔（Fred Gale）在报告中指出，过去二十年里，中国实施了很多新的进口食品法律法规和检验检疫标准，以保障国内的食品安全问题。2020年中国海关拒收99件美国产品，主要是肉类、海鲜和啤酒等农副产品，包括文件缺失、细菌超标以及含有异物等原因。尽管中国拒绝美国食品的比例略低于整体平均水平，但出口商仍然面临着因违反中国法规而被拒收的潜在风险，一旦货品遭到拒绝，出口商可能会付出高昂的代价。另一类是政治主导偏消极。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其最新发布的《2022年贸易政策议程和2021年年度报告》中指出，拜登政府认为中国的贸易方式引发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与之发生贸易摩擦，其原因主要是中国采取了一系列不公平、扭曲的措施，从而实现产量和市场份额方面的特定目标。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专家劳伦·格林伍德（Lauren Greenwood）提出，中国耕地减少、人口结构变化和自然灾害加剧了其在粮食安全领域面临的挑战，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的供给缺口引发了中国自美国进口农产品的结构调整，未来中国还将通过投资和收购农田、畜牧业、农业设备和知识产权(尤其是转基因种子)来进一步满足其需求；考虑到美国的农业科技处于全球领先水平，应慎重考虑中国介入美国市场并以各种手段获取相关资源。3.2 美方对中美农产品贸易与农业合作前景的观察美国官方与智库大部分学者认为良好的双边关系与广阔的中国市场对美国农业出口十分重要，中美农业合作机遇和挑战并存。3.2.1 中国农产品市场需求前景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随着中国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农产品消费结构发生深刻变化，肉类、奶制品和加工食品的消费需求不断增加。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的农产品供应增长缓慢，劳动力和投入成本不断增加，农产品价格持续上涨，推动相关产品进口量继续增长。美国农业部在2022年5月发布的《美国农产品贸易展望》中预计，中国2022—2031年的GDP平均长期增长率接近5%，中国对多样化饮食和蛋白质的需求将持续上升，刺激饲料谷物、大豆等大宗农产品进口需求，到2031/2032年度，中国主要农产品将保持较高的进口份额（表3）。美国农业部估计，美国2022财年对中国农产品出口将达到360亿美元，中国将是美国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市场。尽管中国进口规模预计将保持快速增长，美国农产品出口将面临来自巴西、阿根廷、欧盟、印度、俄罗斯和乌克兰等国家和地区的强劲市场竞争，以及美元汇率相对强势导致美国大宗农产品的外汇价格较高等的挑战，美国农产品出口迫切需要找到一条与中国进口需求同步发展的道路。以大豆为例，大豆一直是美国农业出口增长的重要引擎，现在美国大豆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中很大一部分已被巴西取代（表4），因为后者扩大产量，并在有利的汇率水平下保持了价格竞争力，美国大豆出口不太可能在短期内重新获得过去在中国市场的主导地位。到2031年美国大豆产量与对华出口量将稳步增长，但受到其他主产国的竞争影响，美国在全球大豆贸易中的份额将有所下降。[color=rgba(0, 0, 0, 0.9)]中美贸易摩擦进一步加大了双方农产品贸易与农业国际合作的不确定性。在过去几年里，中美之间的高层合作经历了重大挫折。前几届政府定期举行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被特朗普政府暂停，拜登总统在他的首次外交政策演讲中将中国称之为美国“最严重的竞争对手”。中美贸易摩擦一定程度上是美国认为中国加入WTO所承诺的市场改革出现了停滞不前。中美农产品贸易与农业合作发展面临较大的政治压力。 [color=rgba(0, 0, 0, 0.9)]3.2.2 中美农业合作的优先领域与对策建议 中美两国的农业合作应致力于解决全球与双边农业领域发展面临的共同挑战。从全球来看，中美在全球粮食安全与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潜力巨大。在粮食安全领域，中美两国都是农业投资的全球领导者，加强投资领域合作并扩大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可增加全球粮食供应；中美还可以促成世界范围内的农业合作，推动各国经济发展，减少由贫困、政治冲突等不稳定因素导致的粮食安全问题；美国是提供全球发展援助的领导者，中国在欠发达国家有大量的农业援助项目，双方合作可以提升农业援助效率。在气候变化领域，中美两国都面临气候变化的严重威胁。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和美国康奈尔大学查尔斯·戴森应用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阿里尔·波比在2022中美农业圆桌论坛指出：中美两国应以农业技术进步助力农业发展，促进农业领域减排固碳，从而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推动农业成为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重要抓手。双方各具比较优势，其中美国在人力资本、基础科学研究以及商业化转化能力方面相对领先，中国拥有较强技术能力，且熟知包括中国在内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合作需求，可快速生产出高质量、低成本的产品，推动解决全球重大问题。从中美双边农业合作来看，除了农产品贸易外，中国对美国农业投资可为美国土地和其他资产所有者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好处，美国对中国农业投资可通过帮助美国企业更好地了解和满足中国市场的注册要求和标准，从而带动美国农产品进入中国。中美以子公司、收购和合并等形式投资对方国家，其中1990—2020年中国对美国农业和食品领域的投资规模达77亿美元，占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总额的5.0%；美国对中国农业和食品领域的投资规模达198亿美元，占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总额的7.7%。虽然美国是中国农产品进口的主要来源国，但它并不是中国农业对外投资的主要目标国，中国在美国的农业投资规模偏小，在美国持有的农田规模仅占外国持有美国农田总数的0.7%，但中国双汇收购美国史密斯菲尔德等投资行为受到了美国社会的一定质疑，美国政界人士继续对中国投资者和公司持怀疑态度，这阻碍了中国在美国农业领域的投资。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专家劳伦·格林伍德（Lauren Greenwood）认为，有关中国对美国农业用地所有权的信息缺乏透明度，如果放任中国继续收购美国农业企业，可能导致大型农业企业有资源通过购买供应链上的环节或公司来简化生产线，造成美国农业市场的经济扭曲，导致更封闭的市场或公司内部交易。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和利益相关者应该努力创造一个更有利于中国企业经营的商业环境。中国也需要通过简化进口审批程序、增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和增强政策透明度等方式，减少对美国农业公司的监管壁垒。从长远来看，双方需要通过全面经济对话等方式保持两国政府高层沟通渠道的畅通，通过举办中美高层农业研讨会等活动来推动中美农产品贸易与农业合作的发展。
4 思考与启示 综合来看，美国官方及智库普遍认为中美贸易摩擦损害了美国农民利益，中美农业合作前景则出现了明显分化。其背后，凸显了美国官方与智库乃至公民社会的矛盾考虑：一是地缘政治竞争与经济发展利益的协调问题，一方面美国基于地缘政治竞争需要，以“中国威胁论”阻碍中美包括农业在内的发展合作，另一方面美国又希望立足其包括农业产业在内的竞争优势，争取中国这个广大市场；二是贸易摩擦措施与全球治理规则的协调问题，美国的经贸措施违背了全球“公平贸易”原则，损害了全球粮食安全保障与气候变化应对进程，美国国内补偿、中美管理贸易等方式也遭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三是美国整体利益与部分群体利益的协调问题，美国既希望从所谓的国家战略需要出发来打压中美合作，同时，也希望照顾到农业州、农场主等关键票仓的经济利益。这些核心矛盾，构成了百年变局下中美农业合作的民意基础与突破口。以合作促发展，需要知己知彼。立足美国官方及智库报告观点，新时期中美两国应以粮食安全与气候变化作为重点领域、以减少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作为重点方向、以农业州等群体作为重点对象，以中美农业合作为突破口、以深入拓展国际多边合作为保障，推动百年变局下的中美农产品贸易及农业合作走向深入。4.1 以中美农业合作为突破口稳定双方国际合作美国官方与智库报告都认为中美贸易摩擦减少了美国优势农产品的出口，损害了美国农民的利益，强调致力于扩大对中国农产品出口与经贸合作。中美农业具有较强互补性，美国生产大豆、玉米等大宗农产品具有成本优势，能够满足中国对于部分紧缺型、调剂性农产品的需求，中国主要出口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可满足美国对于柑橘等特色农产品的需求。立足既有贸易摩擦的双输后果、互惠共赢的民意基础与优势互补的产业实际，中美两国在农业经贸合作领域依然具有良好的合作基础与广阔的合作前景，存在加强合作的调和空间。尤其是农业是关乎两国国计民生的基础产业，相较于军事、科技等领域具有较低的敏感性，美国视中国为最重要的农产品出口市场，无论是服务政治选举，还是从实际利益出发，均对中国有很强的农业合作诉求，更适宜将中美农业合作置于中美双边合作的优先地位。建议以中美农产品贸易与农业合作的健康发展，推动化解中美之间的矛盾分歧，维护经贸关系的总体稳定。重点是中国充分利用大市场优势，成立对美国农业合作部际统筹机制，强化农业、商务、外交、宣传等部门的合作联动，制定系统的合作策略与支持政策。4.2 以粮食安全与气候变化为重点推进双方合作美国官方与智库报告均强调了中美双方在全球粮食安全与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潜力。中国作为国内粮食安全与全球粮食安全高度交织、农业生产深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发展中国家，以粮食安全与气候变化为重点推进中美双方的农业合作，既符合中美两国的根本利益，也是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政治正确”。建议将粮食安全与气候变化列为中美农业合作的优先领域，进一步挖掘美方的具体利益诉求、行动逻辑、制度体系，找准中美之间、中美与全球之间的合作结合点，以此为切入点推动双方的规则谈判、农产品贸易、对外投资与交流合作，在全球粮食安全与气候变化应对语境下创造中美农业合作、中国国际农业合作的有利环境，促进国际农业合作的可持续发展。4.3 以应对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削减为重点支撑双方合作美国官方与智库报告指出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有利于推动恢复中美农产品贸易，也因“管理贸易”替代基于规则的贸易谈判而受到国际社会批评。美国国内也逐步意识到打开国际市场的最佳方式是通过贸易协定谈判降低关税，而非一味地投入国内农业补贴。随着世界范围内关税水平的降低，包括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在内的非关税壁垒变得更加重要，新冠感染疫情的传播进一步引发了各国更加严格的卫生需求和相应的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增加贸易成本。因此，当务之急是重新调整中美未来贸易政策谈判的重点，回到基于规则的贸易谈判。中美两国应尽量保持高层对话渠道畅通，增强政治互信，尝试通过自由贸易区建设、双方农产品检验检疫标准互认等方式合理减少关税与非关税贸易壁垒，避免使用关税和非关税贸易行动来解决争端或分歧，共同维护以WTO为基石的多边贸易体制。在这个过程中，也需要注意到如果中美谈判真正回到基于规则的贸易谈判，在中国农产品进口关税税率已经较低的情况下，中国农业发展将受到冲击，建议从国内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农产品关税与非关税壁垒调整方案等方面做好应对预案，切实维护好国家利益。4.4 以农业州等重点区域、重点人群为突破口撬动双方合作从美国官方与智库报告可以看出，美国农民、主产区、经销商等主体的合作需求更为迫切。相比政治、外交等领域的国会议员，农业、科技等领域的国会议员更倾向加强中美双方合作。因此，建议中国细致制定美国各州、各行业协会、各位国会议员等重点对象的大数据库，细致分析主要利益相关者的背景基础与合作诉求，以农业州、经销商、科技工作者、农业/科技议员为重点合作对象，以农产品贸易、农业科技合作为主要手段，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制定差异性合作政策，推动中美双方农业合作的“请进来”与“走出去” ，可望更好地撬动中美包括农业在内的双边合作。4.5 以中国深入拓展国际多边合作为保障支撑双方合作美国官方与智库报告指出，中美对抗加大了双方农产品贸易与农业国际合作的不确定性。当前，中美双方在地缘政治、经济制度等领域仍具有根本分歧，美国推动构建“印太经济框架”、挑起各种地缘政治冲突，均进一步释放了中美农产品贸易及农业合作不确定的消极信号。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需要积极主动应对，通过深化“一带一路”农业合作、拓展与农产品主要出口国的经贸合作关系、积极参与多边规则谈判等手段，提升农业高水平对外开放水平，常态化做好国际多双边农产品贸易及农业合作，为与美国农业合作赢得更多的回旋空间与战略保障。（注：受公众号排版限制，文中图表、参考文献等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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