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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gecccn 于 2023-5-25 11:59 编辑
李玉洁，女，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国非洲研究院）副研究员。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这将人类的交流放在了文明交流互鉴这一更为宏大的历史视野之中，文明成为观测中国国际传播的重要尺度。中华文明不仅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内容，更将为中国国际传播提供更有力的价值支撑与思想指引。非洲，与中国同样拥有悠久灿烂的文明，也是中国应对国际舆论挑战的必争之地，其处于中国国际传播“桥头堡”“先行军”的重要战略位置。基于文明交流互鉴来观察中国与非洲的关系，将引发中国对非传播的新探索，从而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提供新动能，也能从区域国别视角为中国特色国际传播理论体系建构与实践创新提供启示。一、中国对非传播面临的挑战 国际传播是以民族、国家为主体而进行的跨文化信息交流与沟通，国家是基本的分析单位，其间会涉及复杂的文明与文化交流问题。文明和文化彰显了一个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它们都包括价值、规则、体制和在一个既定社会中历代人赋予了头等重要性的思维模式。从文明与文化的视角看，中国对非传播背后是中华文明与非洲文明两大古老文明的碰撞与交流，是中非人民不同生活方式的相遇与对话，而当前中国对非传播面临的挑战可以从文明和文化的维度探寻到些许答案。1.对非传播面临文化隔阂中国和非洲虽然都有着悠久、灿烂的文明，但是中非文化总体上的深度融合过程没有发生过，这导致在中非经贸交往取得丰硕成效的当下，人文交流仍是中非关系的“短板”。虽然近年来中非文明对话与文化交流日益受到重视，双方在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旅游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全面展开，并取得积极成效，但是与快速发展的中非外交关系和经贸合作相比，中非人文交流则显得相对薄弱和滞后，中非两大区域性文明在整体形态与精神气质上具有明显差异，而双方对彼此的了解还远远不够。中非缺乏深度的文化交融也影响到中国对非传播，导致其在走进非洲的过程中时常面临文化隔阂，乃至于因隔阂引发文化冲突。文化隔阂是不同文明在接触时存在的普遍现象，主要体现在将本民族文化和价值观作为参照系来衡量评判他人的态度和行为。如中国一些社交媒体把非洲与非洲人标签化，将非洲、非洲人与落后、贫穷、战乱、疾病、懒惰、艾滋病等负面词汇关联，这是典型从自身出发产生的偏见。而中国媒体在呈现中非民间交往发生的冲突时，也很少从文化隔阂视角来阐释这些冲突。实际上，文化隔阂是跨文化传播面临的最大挑战，如中国媒体在呈现“如何与中国人交往”“如何与中国人做生意”等议题时，较少从中非普通民众基本的价值观、职场文化、家庭责任感、消费方式等来剖析中非因文化差异而产生的各类隔阂与冲突。
2.缺乏能与西方抗衡的对非话语体系非洲本土媒体受信息渠道、媒体人才、传播能力等限制，报道大多引自西方媒体，并且因殖民统治历史深受西方价值观影响，比较认可西方媒体所谓的客观性、突出负面报道那一套“新闻专业主义”理念。西方媒体对非洲影响深远，不仅塑造了非洲人早期的中国观，而且对中非关系也已形成了一整套带有刻板成见的话语体系，其散播的“中国威胁论”“新殖民主义”“资源掠夺论”“环境破坏论”“中国债务陷阱论”等负面话语在国际涉非舆论场占据主导地位，从而塑造了一个冲突不断的中非关系形象。中国对非传播仍处在西方强势话语的压制下，尚未形成基于中国自身文化之上的能与西方抗衡的对非话语体系。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蕴含着中国对人与自然关系、国与国的关系、天下结构等独特的理解，这些强大的文化基因仍然影响着今天的中国对非交往，也能为构建中国特色的对非传播理论体系提供指引。构建根植于中华文明的中国对非传播理论体系，将更好地回答“中非为何世代友好”“发展起来的中国如何与非洲相处”“中国与非洲未来会走向何方”等问题，生发出加深中非理解、对抗西方负面话语的蓬勃力量，切实回应非洲民众对中非合作的担忧，助力中非关系健康发展。3.对非传播的效能受限长期以来，在西方社会科学的知识图谱中，对国际传播的界定更多在于信息的跨国流动，其与国家利益紧密关联，因而带有浓厚的政治和斗争色彩。同样，中国对非传播的定位也受此影响，更多是从传播者出发的单向信息传递，传播内容上缺少“非洲”与“非洲视角”，传播中的信息双向流动和反馈较为缺乏，较少在与非洲受众的互动、交流、对话中共创意义与分享意义。尽管近年来中国媒体对非传播已经取得了诸多实效，但非洲民众对中国媒体的接受度普遍还不高。一项对肯尼亚、尼日利亚、南非的民众调查显示，尽管中国媒体在非洲日益增多，但中国媒体对非洲媒体的新闻议程以及民众的影响都十分有限，非洲很多地区对中国媒体仍然知之甚少（特别是不讲英语的国家）。此外，他们还认为非中媒体的互动极不对称，没有真正的交流，这可能最终会伤害中国。非洲民众对中国媒体的了解度和信任度不够，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媒体与非洲民众的交流互动还不够，报道中涉非内容较少，提供的信息与他们感兴趣的内容存在偏差。此外，非洲民众受西方媒体的叙事范式影响很大，对中国媒体存在一些刻板印象和偏见，而这些很难在短时间得以扭转。如非洲民众认为记者应该在社会中扮演监督者角色，这与大多数中国国有媒体记者对新闻业的看法和实践存在不一致，从而导致他们认为中国媒体的可信度较低。因此，从非洲民众的兴趣偏好、接收习惯等出发设置传播议程，加强交流互动以提升对非传播的效能，就成为中国媒体需要解决的棘手问题。二、以文明交流互鉴为基重构中国对非传播的必要性 人类的历史实质上是人创造文明、发展文明的历史。每当世界发生巨变，当时流行的国际关系理论难以适用时，就会召唤人们重新关注一种以持久和稳定的文明为基本单位的研究路径。中国对非传播面临着来自西方与非洲的双重压力，特别是当前西方媒体对中非关系的舆论攻击愈加猛烈，已有的国际传播知识体系尚无新的系统性解决方案。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提出的21世纪世界文明秩序结构变革的新型文明观——文明交流互鉴，就成为重构中国对非传播体系的价值基石。1.文明交流互鉴有助于理解中非文化共性和文化差异文化共性促进人们之间的合作和凝聚力，而文化差异则可能加剧分裂和冲突。以文明交流互鉴为价值基石重构中国对非传播最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助力中国媒体在报道非洲、中非关系议题时，能够跳出传统国际传播以“我”出发的单向视角，尝试从更深层次的中非价值、文化与哲学的交流共享中来寻求文化共性，理解文化差异，从而逐步消除中非存在的文化隔阂，增进对彼此的认同。中非文明之间的共同性与共通性，建基于双方古老生产方式的独特性与融通性上。双方对集体利益的高度重视，均植根于古代的农业文明。换言之，中非古代文明均重视陆权以及土地作为生产资料第一要素的作用，在此基础上追求天、地、人之间的贯通和谐，将道德标准与公共利益放在首位。中国与非洲文化存在相似性，均强调集体主义、敬老尊贤、平等相处、宽容待人。而今天中非都面临着相似的挑战，中非之间应当相互学习。非洲学者撒迪厄斯·梅斯对比了中国儒家文化与非洲最具代表性的乌班图文化对于“和谐”的理解，认为两者都将和谐视为一种核心价值观，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都将和谐理解为一种包括互惠、互助以及类似行为的关系，这些行为往往会使参与者过得更好。儒家文化与乌班图文化都强调“和而不同”，认为和谐友好关系的本质并不是要求双方变得相同，而是尝试去理解差异。两者不同的“和谐观”，塑造了中非人民对工作、生活、时间等不同的认知，今天也继续影响着中国人和非洲人的当代生活。文化共性能帮助中非实现相通，文化差异则能实现中非的文化互补，可以说相通和互补正是文明交流互鉴的一体两面。因此，基于文明交流互鉴的中国对非传播，从中非文化的共性出发，更能理解中非民众对于和平、和谐、团结、共赢的相通追求，从而为有力驳斥西方媒体炒作的“新殖民主义”等负面言论提供坚实的文化根基。而从中非文化的差异出发，中国媒体在报道中更能打破对非洲人懒惰、不守时、不储蓄等刻板成见，也能对非洲民众阐释好中国人为何勤劳节俭、爱岗敬业的文化缘由，从而助力双方更好理解与尊重彼此文化，实现文化的互补。2.文明交流互鉴超越对非传播的西方范式西方媒体在对非传播时，无论是对非洲大陆的描述，还是对中非关系的阐释，都暗含着“我们”与“他们”、“文明”与“野蛮”、“现代”与“传统”、“进步”与“落后”等二元对立、零和博弈的价值观念，从而建构起对非传播以对立冲突竞争为主的西方范式。正如非洲学者所批评的那样，西方媒体持续使用历史的、意识形态的、种族主义的和充满敌意的隐喻将非洲描述为“黑暗大陆”，极大地歪曲了整个非洲大陆及其人民。西方媒体也同样戴着有色眼镜来挑刺中非关系，鼓吹“新殖民主义”“中国霸权论”“中国债务陷阱论”等言论，干扰正常的中非交往。但这种以对立冲突竞争为主的西方范式在国际舆论场还有较大市场，其背后依靠的是“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等西方霸权主义理念。“文明优越论”表现在认为西方文明高人一等，是全人类唯一的文明，其他文明要么不值一提，要么正在被西方文明所同化，这种文明观反映了以西方社会发展为经验的线性进步史观和以西方文化优越感为基础的“西方中心主义”，凸显了西方的狭隘和傲慢。而“文明冲突论”则以亨廷顿等为代表，他虽然承认多元文明以及西方文明正在衰落中，但认为“不同文明集团之间的关系几乎从来都不是紧密的，它们通常是冷淡的并且常常是充满敌意的”。他还认为文明间全球均势的变化可能导致核心国家的战争，比如中国的崛起则是核心国家大规模文明间战争的潜在根源。这种由西方排他性、对抗性、集团性思维方式衍生出的“文明冲突论”，实质上也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反映，其过分夸大和强调了冲突，没能看到文明间的调和与融合，因此无法科学解释当今时代发展的大趋势。在世界多元文明中，文明冲突是在所难免的，但不是必然的，更不一定会引起战争。中国提出的文明交流互鉴这一新型文明观，倡导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其超越了“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等西方文明范式的窠臼，提出了一条新的不同文明和谐共处与世界持久和平之道。而以文明交流互鉴理念为指导思想，重构中国自主的对非传播体系，也将超越西方以对立冲突竞争为主的对非传播范式。3.文明交流互鉴体现中国对非传播的文化自觉以文明交流互鉴为基来重构中国对非传播，暗含了中国在对非交往中应秉持的一种文化自觉。这种文化自觉表现为中国在对待中非关系与中非文明时，将中国与中华文明置于何种位置，对自身文明既不高傲自大，也不妄自菲薄，而是具有一种自省与反思意识，这也是费孝通所主张的文化自觉。文化自觉的意义在于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的“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的趋向。而中国对非传播中非常需要这种文化自觉，其既能防止在面对非洲时以“自我”为中心的膨胀，也能防止在面对西方时以“他者”为中心的自我丧失，而是发自内心去认知和欣赏非洲文明，从中非差异中去探寻非洲文化的美，谦虚地向非洲学习，重视倾听非洲声音，从而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崇高目标。从非洲视角而言，非洲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却因西方殖民统治而遭遇“文明蒙尘”，非洲文化被阻断，但非洲人民内心渴望被尊重、被理解，极度厌恶“种族优越论”“文明优越论”等歧视不公的言论，这也是对非传播中不可触碰的红线。因而，中国在对非传播中应加强这种“文化自觉”的反思，特别是在中国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高的时候，要真正尊重非洲文化，改变非洲应学习中国而中国无须向非洲学习的偏见。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摆正中国在中非交往中的位置，推动中非文明交流互鉴，从而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三、基于文明交流互鉴的中国对非传播理论升级 文明交流互鉴的新文明观首先呼唤建构一个能够支撑文明多样性、平等性、包容性与对话性的新的对非传播理论体系，这恰成为中国对非传播理论新探索、升级突破的机遇。1.从讲好中国故事到阐释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讲好中国故事”通常被认为是中国国际传播的内容基石，也是中国外宣工作的基本方法。“讲好中国故事”在沟通中外，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讲好中国故事”所指的“中国故事”更关注社会行为层面，主要指涉的是以中国为主体的多样化社会行为，其时间维度上主要关注的是“现代中国”，其空间维度上更多是从自我出发的“中国的中国”，从而具有一定的时空局限性。中国在对非传播中，故事讲了很多，如中国帮助非洲修路、架桥、盖楼、改善医疗卫生等改变非洲面貌的故事，但也同样面临“中国故事很精彩，中国话语却很贫乏”的尴尬现实，甚至遭遇西方批评与非洲担心的双重舆论挑战。中国对非传播应重新进行理论审视，从“讲好中国故事”升级至更加鲜明地展现这些故事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而中华文明即是中国故事背后持续稳定的价值力量。因此，在中国对非传播中，不仅要呈现中国故事、中非合作与互助的精彩故事，更要透过这些具体故事去探寻背后更深层的价值源头，即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阐明中国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蕴”。从“讲好中国故事”到“阐释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的理论升级可以突破时空限制，有效整合多样化的中国故事资源，帮助非洲民众更好地理解传统的、现代的乃至未来的中国，更好地理解“世界的中国”及其立场，更好地理解中非友好合作精神，从而对中非关系及其未来走向更加充满信心。2.从对非的宏大叙事到中非日常生活叙事的共享中国媒体在对非传播中，常使用一种从历史或国家出发的宏大叙事，这种叙事试图对中非关系进行一种总体性、根本性的解释，是一种较为宏大的较为完满的设想，中非命运共同体、南南合作等都是这一宏大叙事的体现。而宏大叙事多关注的是国家、民族等国际关系的主体，较少关涉日常经验世界以及其间的个体，这一叙事不但容易因政治性或意识形态浓厚引发各方对中国对非宣传、舆论操控的诟病，也因距离普通非洲民众生活较远难以达成共情。以文明交流互鉴为指引，中国对非传播的宏大叙事应更多转向有关中非日常生活叙事的共享，回归“人”本身，讲述日常生活场景下中非民间的个体及其交往的故事。文化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由物质、知识与精神构成的整个生活方式。文化各种意义的形成明显回溯到一个个人的，而且显然属于私人的经验范围。这说明文化是和人结合在一起的，日常生活方式构筑了整个文化的基础。而国际传播的本质就是跨文化传播，意味着文化之“交”，而媒体就是文化之“交”的媒介。从理论上讲，中国对非传播应该跨越国家、民族、历史等宏大叙事，回归中非日常生活叙事的文化间沟通功能，以更多的微叙事与个体叙事展现中非各自的文化特色和独特价值，或许这样的叙事更乐于为非洲所聆听。3.从表层的传播战术到底层的自主话语体系当下我国国际传播研究存在缺乏理论关照，聚焦微观的国际传播实践而忽视理论框架；缺少理论创新，因循国际传播研究经典范式，未能对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有所贡献等问题。国际传播研究存在的这些问题，也是当前中国国际传播包括对非传播存在的现实问题的映射。在实践中，国际传播更为关注如何应对各类危机与问题，并基于此提出传播战术与策略，而缺乏底层的中国自主话语体系支撑。一个大国的国际传播只有具备知识对话的学术价值，才能在全球传播竞争中获得有意义的地位。国际传播的核心驱动机制是以知识生产建构传播主体性的知识对话，通过知识对话取得对方知识分子承认的文明地位，文明交流的事实就发生了。中国对非传播需要超越表层的信息传播及其策略创新，上升到构建中国自主的对非传播话语体系，从而体现国际传播的本质——文明交流互鉴。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原创话语最能体现隐含在传播内容当中的内在价值观念，应是对非传播中最具有优先权的话语，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全人类共同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都应囊括在内。这些话语是构建中国对非传播的重要支点，也是解构西方现代化理论、“文明冲突论”等话语体系的重要概念，不仅蕴含着中华文明的智慧，凝聚着中国发展的经验结晶，展示着中国立场与观点，而且昭示着人类文明发展的新趋向，能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提供全新的借鉴。构建中国自主的对非传播话语体系，一方面将夯实中国故事的普适性，有助于非洲民众真正理解中国与“中国方案”，推进中非文明交流互鉴；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以一种更加开放、理性、自信的交流逻辑去看待自身与非洲乃至世界的关系，愿意更加主动向世界分享中国智慧与中国发展经验。这实际上重建了中国对非传播的主体性，不但突破了西方固有知识体系与固有话语范式，增进了中非的文化自信，也表明了中非携手摆脱资本主义霸权秩序、探索更具普遍性的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努力，从根本上结束了思想与文化上依赖从属于西方的历史。四、文明交流互鉴指引下的中国对非传播实践创新 以文明交流互鉴理念锚定中国对非传播的价值定位，推动中国对非传播的新探索，不仅需要实现理论的升级变革，还应在实践层面的创新上多下功夫。1.构建中非人文交流新格局，深化文明交流互鉴以消除隔阂在文明交流互鉴视域下，传播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媒体传播，而是强调交往的价值。在全球传播生态下，中非日常交往的更多主体都应纳入考量范围。政府、政党、智库、学者、企业、民间团体、个体等都应被囊括在对非传播的主体之中，通过加强各自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构建起中国对非传播的多元主体矩阵。这一矩阵将充分调动不同主体的能动性，形成上下联动、合纵连横的对非传播态势，从各层域拉近中非人民的距离，促进各界友好交往，从而形成中非人文交流新格局。这也意味着中国对非传播的顶层战略需要进行重新调整。中国媒体急需转变自身的定位，改变以往单向信息传播、“被动式”应急报道的态势，更多从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的维度积极主动设置议题，讲好不同层面中非交往的故事，在阐释好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及其当代意义与世界价值的同时，关照古老而灿烂的非洲文明，通过架设起中非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逐步消除文化隔阂，弥合文化差异和理念分歧，真正实现中非民心相通。2.以中国自主的对非传播理论为指引，全面提升传播效能中国对非传播的实践创新需要以中国自主的对非传播理论为指引，实现从讲好中国故事到阐释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从对非的宏大叙事到中非日常生活叙事的共享、从表层的传播战术到底层的自主话语体系等的转向。中国自主的对非传播知识体系建构，不仅要彰显鲜明的中国特色，更应具有非洲在地性，还应具有世界性，对非传播实践也应具备更多的开放性与互动性。要实现这些目标，一方面要从中国出发，要加大对中国文化、中华文明、中国价值的介绍，要更加广泛宣介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全面阐述中国的发展观、文明观、安全观、人权观、生态观、国际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真正让非洲民众全方位了解中国与中国的精神特质。另一方面，还应立足非洲本土，积极推进“在地化”建设，嵌入非洲社会文化网络。中国对非传播需要更多从非洲本土视角出发，关注非洲当地事务、非洲传统文化以及中非交往中的非洲角色，从而以“接地气”的精准传播，增进与当地民众的联系乃至实现交融。中国媒体要加强与非洲当地媒体的合作，实现信息、资源、渠道和平台的互联互通以及联合制作节目，增强“在场感”；加速推进人才队伍的本土化建设，以提升传播的针对性和贴合性，消除跨文化传播的障碍；与非洲当地社会保持畅通的沟通管道，通过与非洲当地社区、企业、非政府组织、智库、学者等的良好互动，了解非洲各界所思所想，真正融入非洲社会文化网络。此外，中国对非传播不能只局限在中国与非洲这两个孤立的主体，而应放眼世界，从更广阔的全球视野来报道和呈现“世界的中国”“世界的非洲”与“全球视野下的中非关系”。在实践层面，中国对非传播还应从全球治理、国际合作、南南合作等多维视野中来报道中国、非洲与中非关系，展现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下的中非友好关系，从而为中非合作营造更好的国际舆论环境，也更能凸显中国自主对非传播理论体系的世界意义。3.利用数字叙事打通对话通道，实现中非日常生活的文化间沟通随着互联网、移动通信等新技术的快速发展，对非传播中的移动化、社交化、可视化趋势日益凸显，而这也推动了中国对非传播从以往以文本为中心的叙事转向以互动性、参与性、沉浸性为特征的数字叙事。这一叙事本身就催生着数字性、全球性和地方性的结合，具有以直观的图像、视频、直播等表达来减少语言文化差异导致的交流障碍的可能，暗含着文明交流互鉴的内在特质，将成为促进中非对话交流、实现共情传播的有效通道。例如，“飞哥徒弟侯赛雷”“小钟Johnny”“非洲小五”等在非洲工作生活的中国视频博主，通过短视频展示非洲风土人情，让国内民众了解到真实的非洲生活与文化，更新了国内民众对于非洲的诸多认知。这些短视频也向非洲当地人介绍中国美食与中国文化，呈现了中非民间交往的真实状态，引发了大量网民对中非友好情感的共鸣。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非洲年轻人也通过中国电视剧、线上视频等了解并爱上了中国文化。这种借助数字叙事，将中国对非传播回归中非日常生活的文化间沟通，回归“文化是生活方式”的本源，彰显了一种兼具多样性、平等性、包容性和对话性的新传播观，真正践行了以文明交流互鉴为基重构中国对非传播。编辑：沐紫
文章见《中州学刊》2023年第4期“新闻与传播”栏目，因篇幅所限，注释、参考文献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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