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岳：碳中和目标下中国制造业绿色发展之路

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的生产活动极大地改变了地球的碳平衡，碳排放的长时间积累使得气候变化成为人类面临的重大且急迫的全球性挑战。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政府已向世界宣布力争于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一承诺充分体现了中国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担当。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是对我国制造业创新发展的导向要求与规范约束。中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对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2021年，我国工业增加值拉动经济增长3.1个百分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8.1%。制造业作为工业的主要组成部分，“稳增长”是其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出，“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增强制造业竞争优势”，并强调“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明确要求，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因此，我国制造业的绿色发展必须满足“双碳”目标和“稳增长”协同推进的要求。对于我国制造业而言，实现碳达峰是一个必然发生的过程，且当前我国制造业的一些行业已经实现了碳达峰，实现碳中和才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挑战，因此本文将在强调碳中和目标这一约束条件下展开探讨。

理论界对于制造业绿色化转型与碳中和目标约束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研究的主要内容是阐述绿色制造是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其所阐释的思想是，中国制造业在迅猛发展的同时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必须转变其发展方式，积极发展绿色制造业。第二类研究着重探讨实现碳中和目标的主要路径，其主要结论是，为完成“双碳”目标，必须加快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产品结构，持续深入推进节能降耗减碳治污。目前，对碳中和目标下具体产业的发展路径研究，特别是我国制造业绿色发展的路径研究还较为缺乏。本文从产业经济学的视角出发，试图对以下问题进行说明和探讨，我国制造业的现状及其作用地位，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内涵；碳中和目标对制造业绿色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碳中和目标下制造业绿色发展的主要挑战有哪些；通过对上述问题的梳理，本文提出在碳中和与“稳增长”协同推进的要求下，我国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实现路径。

01

进入新发展阶段以来，我国制造业绿色发展成为国民经济迈上新台阶、践行创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环节。要理清制造业绿色发展的思路，就必须对我国制造业的现状、制造业的作用和地位、以及制造业绿色发展的概念进行梳理，从而理解碳中和与制造业绿色发展之间的联系。

我国制造业发展现状。制造业是我国工业体系最主要的组成部分，2022年，国家统计局调整修订的《三次产业划分规定》将第二产业分为4个大门类，分别是采矿业、制造业、电热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其中，制造业包含30个产业大类，占第二产业大类的70%。制造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2022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27.7%，增加值总量为33.5万亿元，已连续13年保持世界第一地位。在世界500种主要工业品中，我国有超过220种产品的产量位居世界第一，已经形成了绝大多数国家无法超越的制造业优势。然而，我国制造业也呈现出独特的“内外差”现象，即在国内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持续下降，但占世界制造业增加值比重却持续快速上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国内GDP的比重逐年上升，在2006年达到32.5%的峰值，2011年之后开始持续下降，2020年降低到26.2%的最低点，此后的两年略有回升。据统计，我国制造业比重在10年间下降了5个百分点，在世界大国中下降幅度最大。与我国形成对比的是，以七国集团为代表的西方主要工业国家制造业比重出现明显下降的趋势都发生在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之后。当前，我国制造业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比较严峻的挑战既包括产能过剩、需求不足等结构性问题，又包括自主创新、知识产权、贸易壁垒等新兴产业发展问题，制造业的生产率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同时，由于我国制造业在过去高速发展过程中长时间采取高耗能和高污染的粗放型发展模式，给我国的社会、资源、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且这种压力至今也没有得到彻底缓解。正是这些制造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挑战，对我国制造业提出了绿色发展的要求。

制造业的地位和作用。如何看待制造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关乎制造业绿色发展路径选择的重要命题。2011年以来，我国第三产业比重快速上升，第二产业在比重下降的同时还不断出现环境污染、产能过剩等问题。因此，是否应该降低制造业的地位及其作用成为了理论界所关注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应该从发展历程、发展特征、国际形势、国外经验等四个方面进行讨论。

第一，从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历程来看，制造业始终是支撑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制造业的基本特征主要包括吸收投资能力强、技术转移和扩散易于发生、产品可贸易性高、对非熟练劳动力的吸纳作用大。这些特征与我国改革开放之初的资源禀赋条件非常吻合，因此制造业在实现拉动投资、解决就业、扩大出口、技术升级的同时带来中国经济的快速持续增长。实践证明，中国经济增长对制造业的依赖性较强，制造业增速和比重持续下降会对经济发展形成制约。经济增长方式与资源禀赋息息相关，在投资拉动型和要素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下，制造业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

第二，从我国经济新阶段的发展特征来看，制造业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目前，我国服务业的快速发展还不能替代制造业的地位和作用，经济高质量发展更多地要依靠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支持和带动。因此，我国提出加快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还体现为推动技术创新，当前，制造业已成为我国创新驱动发展的主要力量。2020年以来，我国制造业研发投入达到国家总研发投入的60%。可以看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我国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保障。

第三，从当前国际政治环境和科技发展趋势来看，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基础。近年来，美国对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打压态势日趋明显，对我国高质量发展构成挑战。制造业发展直接关涉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从贸易的角度看，从2004年开始，美国和欧盟一直是中国前两大贸易伙伴，而到2020年，东盟成为了我国的最大贸易伙伴。这一变化的表象原因是近年来美国和欧盟从我国的进口大幅下降，造成我国出口转向，但其实质是我国传统制造业不断被后起国家分流，某些行业的产业链受到威胁。制造业发展还关系到经济系统和技术体系的自立自强。能否完善制造业的技术体系，降低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及关键原材料的对外依存度关系到经济的整体稳定发展。

第四，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将是我国快速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产业支撑。通过对OECD国家发展历程的案例分析可以发现，制造业的发展与国民收入的快速增长有着较强的相关性。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发展起来的世界先行工业化国家如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等，均通过制造业的快速发展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并长期保持着制造业的优势。例如德国，至2019年，其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仍达到17.8%；美国经历了数次经济转型，由制造业衍生出的制造服务业在全球具有支配性优势，而当前其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仍超过10%。二战后的新兴国家中，日本、韩国在本国工业化中后期保持了制造业的较快增长，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相对稳定，从而加快了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速度，至2019年，日本和韩国的制造业比重均保持在20%以上。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部分拉美国家在迈向中高收入国家的进程中制造业增速和比重均快速下降，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例如，巴西自20世纪90年代通过产业政策调整逐步开始“去制造业化”，制造业在经济中的比重持续降低，同时又未能发展出新的增长支撑产业，进入新世纪以来，巴西经济持续低迷不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正因为制造业的作用和地位如此特殊，通过绿色发展提升制造业发展水平才尤为重要。

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内涵。关于制造业绿色化的概念，在《中国制造2025》、工信部发布的《工业绿色发展规划（2016-2020年）》中都有所涉及。对于制造业绿色发展这一概念，理论界并没有明确的定义。相关文献对于制造业绿色发展概念的理解，大多是源于一般性绿色发展概念的外延，即“绿色发展注重的是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但对制造业绿色发展没有准确界定，并不影响这一概念在实践中的应用，其原因在于一系列的相关概念系统性地构成了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内涵。梳理这些相关概念后，可以发现制造业绿色发展的核心是绿色制造、绿色产业链、绿色产品的有机组合。

第一，绿色制造是一种统筹环境影响和资源效益的制造模式，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就是考虑了环境外部性的生产系统。具体而言，绿色生产是指在产品的质量、功能和成本不变的前提下，使得生产过程中的环境影响最小化和资源效率最大化。绿色生产所追求的目标是产品从开始生产到消耗完毕的整个产品生命周期中环境污染最小化，对生态环境的危害最小化，节约资源和能源，使资源利用率最高，能源消耗最小化。因此，绿色生产所关注的问题是在产品全生命周期中的环境保护和资源优化，既包括生产的过程，也包括企业本身。第二，绿色产业链是指在整个产业价值链的可持续发展，达到产业链各个环节的环境影响最小化和资源效益最大化，从而促进产业链与自然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实现短期利益和长期发展的统一。在产业结构上，绿色产业链注重上下游企业不同工序之间的时间次序性；在空间结构上，绿色产业链注重产业链中各环节的空间分布。因而，从广义来讲，绿色产业链包括了绿色制造的概念，而从狭义来讲，一些研究将其看作绿色供应链的升级。第三，绿色产品直观的表现是节约能源、无公害、可再生的终端产品，侧重于产品本身的环境属性、资源属性、能源属性。对比上述三者，绿色制造偏重于生产过程，绿色产品偏重于产出品，绿色供应链偏重于系统性，它们的共同关注在于环境外部性和资源效率，它们的系统性结合构成了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内涵。在对绿色发展的实际测算中，环境外部性通常是通过碳排放来考察，资源效率往往以能源使用效率为替代，而碳排放量和能源效率恰是碳中和的核心问题，这使得碳中和目标与制造业绿色发展密切相关。

02

在碳中和目标的要求下，现阶段我国制造业的绿色发展既是政策规制的结果，更是市场竞争的要求。从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分析，碳中和目标有助于提升制造业资源利用效率，从而改善和提升产业发展的协调性。从产业组织的角度分析，碳中和目标可以促进制造业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从而提高产业发展质量。从市场主体激励的角度分析，碳中和目标将促进改善企业的资源使用效率，从而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因此，长期来看碳中和目标与制造业绿色发展能够构成实现双向驱动的正反馈机制。

碳中和目标与绿色溢价。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2021年，我国先后出台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和《国务院关于印发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的通知》，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战略承诺并规划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路线图。其中，对制造业提出了建设和完善“绿色制造体系”的具体要求。制造业是我国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的主要源头，例如，2019年，我国制造业的能源消耗量占我国能源消耗总量的55.1%，制造业的排放量占我国总排放量的34.2%，可见，制造业是否能够率先实现碳中和对我国碳中和目标的完成尤为关键。目前，我国制造业能源消耗量和制造业增加值整体上同步增长，尚未实现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及碳排放的脱钩，因此必须协同推进碳中和与“稳增长”。

解决制造业碳中和问题，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可以分为供给侧减排和需求侧减排。供给侧减排的关键是促使生产行业采用减少碳排放技术和生产工艺、使用减少排放的能源并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具体方式包括推广清洁能源、改进生产工艺、使用和发展碳捕捉技术等。供给侧减排与制造业绿色发展的要求是逻辑内洽的，都着力于减少排放和提高能源效率。需求侧减排是指通过直接抑制能源需求，减少碳排放，其最为直接的实施方式是“拉闸限电”，较为缓和的方式是针对市场主体的节能减排规制。然而，以“拉闸限电”的方式抑制需求不仅与“稳增长”的要求背道而驰，而且只能实现碳排放量的暂时下降，无法达到碳中和。实证证据也揭示，碳排放强度的规制政策阻碍了我国工业行业绿色生产表现，未能实现碳减排和产业增长的“双红利”目标。因此，实现制造业碳中和，供给侧减排应是主要途径。在经济分析工具层面，通常使用“绿色溢价”对供给侧减排效应进行度量。绿色溢价的概念是由比尔·盖茨提出的，具体计算的是，与当前采用的高碳技术的生产成本相比，使用零碳技术的成本会比当前提升多少。碳中和的关键在于绿色溢价，当绿色溢价为零时，企业可以选择零碳技术而不增加成本，因而绿色溢价越低，碳中和越容易实现。

制造业碳中和状况。理论界对制造业的碳中和问题的理解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一是技术创新作用。大量的实证研究揭示，技术创新带来的制造业技术进步对降低能源消耗和减少碳排放有着正向作用，在包括大部分制造业在内的35个工业行业中，技术进步有效提升了能源效率，有效降低了能源强度，减少了工业污染的排放。二是技术进步的回弹效应。长期来看，技术进步也许并不能完全解决制造业的碳排放问题，且技术进步有可能陷入“杰文斯悖论”的困境，即技术进步可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效率改进会导致生产规模扩大，结果反而是增加了对能源的需求。技术进步所提升的效率有可能会通过替代效应、收入效应和产出效应所产生的新需求而被部分甚至完全抵消，即产生回弹效应。三是能源强度作用。制造业由于能源消耗比重高，通过“煤改气”等能源来源的替代和生产工艺变革带来的能源强度变化都能有效减少碳排放。四是结构效应。制造业中资源密集型产业、重化工业的快速发展会带来更多的碳排放，而制造业的增速下降虽然会降低碳排放强度，但也会拉低经济增长速度。实际上，制造业绿色发展也同样面临以上四方面的挑战。

理论界对于制造业碳中和的分析绝大多数是把制造业作为一个整体考虑，偏重于加总数据的研究和分析。然而，制造业涉及30个产业大类，不同产业的碳中和状况存在巨大的差异，因此有必要区分制造业中几个有特点的行业，有针对性地进行分析。根据中国碳核算数据库的相关数据，2019年，我国钢铁、化工、水泥等高耗能制造业全产业链碳排放量占全国碳排放量的35%，因而有效降低高耗能制造行业的碳排放是制造业绿色发展的重要内容。2019年，钢铁行业碳排放量占制造业碳排放量的53%，其减排是制造业碳中和最重要的环节。钢铁行业实现减排最有效的技术路径是通过电弧炉技术替代。钢铁行业的绿色发展途径也是通过探索绿色冶炼技术提升能源效率。无论是碳中和还是绿色化，钢铁行业面临的挑战都是新技术会带来成本的大幅上升，在当前钢铁行业利润率较低的现实下，企业缺乏能力和动力进行大幅技术升级。化工行业包括石油化工和基础化工，虽然行业中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但目前碳捕捉与封存、零碳生物质原料替代等技术在产业内比较成熟，全行业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可行性较大。2019年，水泥行业碳排放量达到13亿吨，占全国碳排放量的14%。但水泥行业暂时没有成熟的减排路径，水泥行业的绿色化也主要依靠供应链环节绿色化转型带动。因而，水泥行业的碳中和目前主要依赖外部因素，只有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对水泥的需求下降和碳捕捉技术成本大幅下降后，水泥行业才能实现有效减排和绿色发展。一般制造业虽然涉及的行业非常广泛，但其碳排放只占我国碳排放总量的2%以内，且绿色发展的程度在制造业中保持较高的水平。从总量来看，2010年，一般制造业碳排放量为3.9亿吨，之后逐年大幅减少，2019年较2010年降幅超过40%，已实现碳达峰。目前，一般制造业碳中和压力较小，是绿色发展最为积极的行业之一。

碳中和约束下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动因。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其行为模式遵循利润最大化原则或成本最小化原则。在没有碳中和目标约束时，制造业企业绿色发展的动因完全来自于绿色化转型带来的直接经济收益：由于仍存在享受环境外部性的机会，企业在绿色制造中不会主动采用减排和碳捕捉技术，对能源效率的关注集中于低成本的替代性技术；由于消费者对绿色产品的碳中和因素的关注较少，企业所参与的绿色产品转型不会涉及碳排放限制和能源效率优化。碳中和目标约束的施加，客观上形成了企业经营环境的外部压力，从市场和竞争维度加速了企业绿色发展进程。在碳中和目标下，制造业企业会更为主动地进行绿色制造转型。碳中和目标会带来能源的综合成本上升，能源效率和能源利用效率成为更为关键的成本因素，因而企业更容易主动获取节能减排技术、使用替代性能源和重组生产流程以提升效率。正如前期研究所揭示，制造业企业在环境规制下，一方面，强化末端治理，另一方面，加快资本更新并据此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同时优化用能结构，从而实现绿色化转型。

碳中和目标对碳排放的硬约束，一方面，会激励企业减少产品生命周期中的碳排放，另一方面，全球范围内碳税和碳交易市场的规范化增加了制造业中碳效率较高企业的收入。使用节约化的能源利用系统和绿色化的碳排放系统增加了企业通过碳排放额度交易获利的可能性。以汽车制造企业为例，2020年，特斯拉在全球出售碳排放额度的收入达到14亿美元，同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企业蔚来汽车出售碳排放额度的收入为1亿元人民币，这对于平均利润率仅为2.59%的我国制造业企业而言构成了相当大的激励。在碳中和目标下，制造业企业为保持和提升其在产业链中的地位，将不得不进行绿色产业链转型。一旦离开产业链，企业的大量产能将空置，这是绝大多数制造业企业无法承受的成本，因此企业必须进行绿色化转型。随着碳中和目标的确立，消费者对绿色产品中环境和碳排放的相关内容会更为认同，企业的绿色化程度将影响产品的市场竞争，因此企业将更为主动地进行绿色产品转型。

当然，对于具体企业的绿色发展动因分析，需要考虑其所在行业碳排放特征后，才能得出更为准确的答案。总体而言，碳中和目标激励制造业企业加快绿色发展的步伐，而企业的绿色发展则将进一步促进碳中和目标的达成，碳中和目标与企业绿色发展可以形成双向正反馈机制。

03

理论界对碳中和目标下我国制造业绿色发展所面临的挑战有所探讨，现有研究主要从两个维度展开，一是从行为主体维度，即从政府、企业、消费者的方向展开分析；二是从发展路径维度，即从理念、技术、体系的角度进行研究。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从产业经济的视角出发，总结和归纳制造业绿色发展在宏观、中观、微观和制度等四个层面所面临的挑战。

宏观层面。碳中和目标下我国制造业绿色发展在宏观层面最主要挑战来源于我国制造业的产业特点。第一，制造业发展程度的制约。目前，制造业仍是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虽然我国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依赖程度已在加速下降，但制造业碳排放进入高位调整期后再次出现上升趋势。相关数据显示，我国制造业碳排放量在2014年达到38.6亿吨的高位，之后开始逐年下降，但从2019年开始高碳行业的投资和产量开始增长，制造业碳排放量再次攀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投资拉动型和要素驱动型的增长模式致使制造业中投资和出口所产生的碳排放强度较大。由内需和外需对比可知，2017年以来，我国近20%的碳排放是为满足外需服务的。根据2017年的数据测算，我国制造业满足出口的碳排放量为18.1亿吨，占制造业全行业碳排放量的52.3%。出口品中化工、钢铁、金属制品、通用设备、电气机械和器材等行业只占出口总额的34.3%，却占出口产品碳排放量的52.5%，即三分之一的出口品产生了二分之一的碳排放。由此可见，制造业在我国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制造业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出口导向结构，对制造业的绿色发展形成了一定的阻碍。

第二，区域发展不平衡。我国的区域碳排放量是由长期形成的制造业体系结构和产业分布决定的。我国碳排放在空间上的特征体现为“北高南低”，北方省份碳排放总量和人均量显著高于南方省份，南北方的碳排放差距还在不断扩大；碳排放在时间上的特征体现为“西升东降”，西部省份人均碳排放量处于持续升高阶段，东部省份碳排放强度显著下降。碳排放区域分化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制造业中高耗能行业如钢铁、化工、有色、水泥等在北方和西部地区分布更为集中，导致北方地区人均碳排放量是南方地区的1.66倍，碳排放强度是南方地区的2.1倍。我国的高耗能制造业正处于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过渡的转型期，其发展模式仍大多通过高强度的能源投入和密集化的资源使用拉动增长，因而在北方和西部地区制造业的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之间矛盾不断出现，绿色发展较为欠缺。我国南方省份半数以上处于后工业化阶段，区域内制造业具有轻量化、数字化、智能化的特征，附加值相对较高，这些区域中资本、技术、高质量劳动力的聚集对制造业绿色发展的推动作用比较显著。随着碳中和目标的确立和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能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经历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空间转移。但是，高排放产业转移会进一步加剧区域间绿色发展的差距，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形成新的挑战。

中观（或产业）层面。我国制造业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门类齐全、分布广泛，但行业差异也非常明显。从能源支撑的角度观察，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化石能源占我国制造业能源消耗的70%以上，风能、核能、氢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支撑能力有限。在制造业中，钢铁、化工、有色、水泥等高耗能行业的能源消耗又占总体能源消耗的70%以上。高耗能行业的一般性特点是资本密集，进行能源替换的成本巨大，因此通过提升能源效率提升制造业全产业绿色发展水平的困难较大。从创新能力的角度观察，我国与制造业发展相关的技术创新和技术开发能力较弱，前沿科技成果只有10%～30%被应用于实际生产中，能够真正形成产业的科技成果仅占其中的20%。在制造业中，虽然有部分行业技术优势突出，但整体而言关键核心技术较为缺乏，特别是高端装备和核心零部件对外依存度较高，在产业链中处于低端生产加工环节，技术层次和绿色化水平都较低。从产业变迁的角度观察，我国制造业从地理上由南到北逐渐出现了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的转变，这是由我国人口结构和资源要素价格变化导致的必然结果。然而，制造业中劳动密集型行业对就业和收入具有巨大的拉动作用，虽然其绿色化创新的动力和能力均不足，但是在中短期内仍会继续发展。从产权结构的角度观察，国有企业在制造业能源消耗型大型企业中占有相当的比例。国有企业在任期考核制度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双重要求下，对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绿色技术研发持谨慎态度，与自主进行技术研发相比，更偏好通过购买技术的方式推进绿色化转型。此外，对投资回报率的过分关注激发了能源消耗型国企的机会主义行为，其采取的方式是在能源价格较低时大量购买而非提升能源效率和能源使用效率，这些行为都对制造业的绿色发展形成了制约。

制造业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参与程度也密切影响其绿色发展进程。以中国对欧盟的出口为例，2021年，欧洲议会通过设立“碳边界调整机制”的议案，计划从2023年开始对碳减排不达标企业出口到欧盟的部分商品征收碳关税。2023年2月9日，欧洲议会环境、公共卫生和食品安全委员会正式通过欧洲碳边界调整机制协议，具体生效时间为2023年10月1日。欧洲碳边界调整机制协议正式生效后，我国出口欧洲的化工制品、钢铁、有色金属、化肥、水泥、玻璃、纸浆和纸制品等将会被首批纳入碳关税征收范围中，这将对我国制造业的有序发展将带来不确定性的影响。

微观层面。部分企业绿色化转型的动力和能力不足，以及消费者关于绿色发展的意识不足和需求不足是影响制造业绿色发展的重要因素。企业是以经济收益为目标的盈利性组织，如果环境价值无法体现在经济效益中，企业就难以自主选择绿色化转型的道路。基于管理惯性和文化惯性，经济性特点并不显著的绿色发展价值理念在大多数制造业企业中并不普及，绿色生产的观念无法在企业的日常生产经营中得到贯彻。我国制造业企业绿色化转型能力不足与制造业的发展程度高度相关，根据《2019中国制造强国发展指数报告》中的数据测算，在劳动生产率方面，目前我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约为人均3万美元，仅为美国的1／5、德国的1／4、日本的1／3；在利润率方面，我国制造业的平均利润率约为2.59%，约为世界500强企业平均利润率的40%；在增长率方面，我制造业整体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3.83％，低于GDP增长速度。因此，虽然绿色发展能够在中长期提高企业效率、增加企业发展能力，但短期来看企业的资金投入会直接增加运营成本和运营风险，当前部分企业关于“宏观衰退的预期”使其无法聚焦长期问题。企业的绿色化转型能力还体现在转型所需的技术储备上。从绿色发展的技术储备来看，美国、欧盟和日本具备先发优势，我国缺乏核心技术的前期积累，在后发优势的发挥中容易产生技术依赖并受制于西方国家的技术壁垒。

关于消费者方面，首先，由于我国制造业长期粗放式的发展模式，环境成本没有在生产过程中被内部化，消费者对商品价格的认可中不包括环境成本和生态成本，亦即消费者对绿色产品的了解和重视程度均不足。作为一个刚迈入人均GDP一万美元的国家，我国大众消费者的消费观念还是以成本为导向，更为注重价格和质量，对于碳中和约束产生的产品绿色溢价，消费者认同感不强。其次，由于技术和市场等方面的制约，消费替代型绿色产品供给不足，新一轮信息革命所形成的关键技术还未与绿色制造深度融合，难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的绿色消费需求。

制度层面。制度供给不足是制约制造业绿色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第一，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市场体系还没有完成系统性建设：价格机制无法充分反映要素的全部价值，环境外部性不能很好的传导至产品价格中，因而绿色产品发展不畅；碳交易市场建设进展缓慢，试点运行过程中各市场的价格和交易规模都有所不同，制造业行业纳入较少；碳税机制不完善，行业纳入不足且促进碳中和及绿色发展的针对性不强；碳排放融资体系不健全，资金缺口较大且社会投资的积极性不高，目前主要依靠政府投资。

第二，区域间缺乏政策协调机制。各区域关于碳排放和绿色发展的政策一致性不足，区域间政策外部性效应明显：一些地区实施较为严格的限制排放政策，致使高污染企业转移到其他区域，增加了所转移区域的环境治理成本；一些地区为绿色企业提供较高的财税补贴，吸引企业转移，抑制了其他区域的绿色化转型进程，同时加剧了政府财税补贴的“囚徒困境”。此外，近年来，中央和地方政府牵头成立了一些全国性和地区性的绿色制造联盟，但由于缺乏统筹协调机制，普遍缺乏市场主体的参与，致使其功能无法得到有效发挥。

第三，针对绿色产品消费端的政策不足。现有的碳中和相关政策主要是针对重点行业生产层面的经济和环境规制政策，对绿色产品的消费端缺乏重视。我国碳中和政策是基于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特征制定的，面向制造业生产领域的政策较为全面，而对于包括中间产品市场在内的产品市场政策供给相对不足。在财政激励方面，政策所提供的财政补贴完全集中在生产侧，主要体现为生产性补贴和技术开发补贴，而对于消费绿色产品没有经济激励。

第四，部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短视性加剧了政策的不确定性。地方政府承受经济增长和生态环保双重考核压力的制约，一些地区在制定政策时缺乏时间上的连续性，实践中无法同时兼顾碳中和和“稳增长”双目标，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只追求一个目标的实现。具体表现为，一方面，2021年以来，由于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和需求复苏，部分地区上马高耗能、高排放项目，致使钢铁行业和矿物制品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均同比增长了15%左右；另一方面，出于环保督查和“能耗双控”指标的压力，一些地区采取“拉闸限电”的方式直接调控能源消耗强度和能源消费总量，致使企业蒙受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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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7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形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资源再配置中有较大的承载能力和较强的控制能力，只要持续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不断提高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把制造业的较快增长和绿色化转型结合起来，就能够实现碳中和目标。目前，统筹碳中和目标和“稳增长”要求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作，需要在科学规划下由多方共同推进。针对制造业所面临的挑战，通过在确立实施路线、完善政策体系、强化技术支撑、推进绿色制造体系建设等四个方面进行不断探索，可以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绿色发展道路。

确立绿色发展实施路线图。对应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时间节点，采取分步走的战略，确立绿色发展的近期、中期和长期实现路径。第一，近期路径是指“十四五”时期的路径。“十四五”时期是为推动制造业全面低碳转型打基础的关键五年，这一时期工作的重点是在“稳增长”的前提下完成碳中和相关制度建设、加速完成关键绿色技术研发、对能耗和碳排放重点企业进行减碳化改造。制度建设方面，在国家、区域、行业三个层面分别制定制造业绿色发展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和行动计划，并完善制造业碳排放的核算和定价标准。产业结构方面，考虑宏观经济形势，近期不宜进行大幅调整，制造业的绿色发展以稳固成果为主：对于钢铁、水泥、化工、有色等行业，保持碳排放下降趋势并提高行业劳动生产率；对于已经实现碳达峰的一般制造业，则进一步加快其绿色化转型的速度。第二，中期路径是指以“十四五”末期到2030年的路径。这一时期是碳达峰的关键期，应对高耗能、高排放行业进行重点监控，在全行业高强度减排，以实现快速达峰的目标。对于已经达峰的行业，应深入推进绿色化技术的应用，减少碳反弹。加强全产业关键性绿色技术的储备，加速钢铁、水泥、化工、有色等行业的技术进步。第三，长期路径是指以2030年到2060年的路径。这一时期制造业全面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并力争实现碳中和的目标。根据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态势估计，2030年以后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和产业结构将会有较大的变化，颠覆性的绿色技术也可能会出现。因而，这一时期以全面减排、全产业绿色化为目标，建立全方位的绿色制造体系和价值链，长期保持产业零碳排放。

完善相关政策体系。一是宏观管理政策体系，分别包括国家、地方、产业三个层面。国家层面首先需要通过采取气候立法的手段，为实现碳中和目标提供法律保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碳排放的周边政策，通过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实现绿色发展。国家政策层面还需要实现产业政策、贸易政策和环境政策的协同，防止高耗能、高排放企业的国际迁移，防止非绿色产品的过度进口对我国制造业绿色化转型的冲击。地方层面需要根据自身的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特征、资源禀赋特点等地域化特征落实国家层面的政策，同时还需要围绕本地制造业重点行业特点，发挥相关科创中心的规模创新优势和产业园区的范围经济优势，通过政策引导鼓励技术密集型制造，加速企业绿色发展。产业层面需要根据制造业30个大类的具体发展情况构建差异化的碳排放政策体系，结合不同行业产业链特征优化政策设计。与此同时，还需要通过强化行政区域间和产业链上下游之间的政策对接，完善区域协同和行业协同机制，形成跨行政区、跨行业的协同合作新模式，提升传统制造业绿色发展能力。

二是市场和金融政策体系。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源的配置作用，深化碳交易市场的配套体系建设，提供中长期的碳交易制度以稳定预期。通过政策立法的方式明确碳排放权财产权属性以及其确认方式，实现排放权交易调节产出和生态补偿的功能。金融政策的首要任务是扩大绿色金融融资渠道，通过政府牵头设立绿色转型引导资金的形式鼓励投资机构加大对制造业绿色发展的资金投入，同时鼓励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通过信贷、债券、保险等方式加大对绿色制造的资金投入，引导资金流向绿色转型企业。在这一过程中，还需要完善制造业的绿色征信制度，保障金融机构绿色投资的资金安全。

三是财政和税收政策体系。通过各级政府预算的常态化列支保证政府对制造业绿色发展的财政支持力度，通过财政补贴的方式进行较大规模的能源替代、设备更新和关键性技术的研发，通过税收优惠的方式激励企业绿色化转型。完善碳税的制度建设，科学规划碳税的征收范围和缴纳标准，探索以碳税代替排污权行政性收费，激励企业在全价值链上的绿色发展。探索实施边界碳税，在促进我国产业绿色发展的同时，保护我国制造业正当权益。

四是科创研发政策体系。通过政策体系建设明确创新方向，将低碳技术和负排放技术纳入我国的关键技术发展战略，鼓励发展以氢能、核能、储能为代表的低碳能源技术，以及以自然减排、碳捕捉、碳封存为方向的战略性技术的创新研发。建立全方位的绿色科技研究、开发、转化、应用激励机制，平衡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扩散推广，激发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

强化技术支撑体系。技术创新是持续提升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唯一途径，也是制造业绿色发展的重要支撑。通过碳中和目标促进技术创新，提升制造业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第一，加快战略性关键技术研发。针对近期和中期制造业绿色发展的核心技术，在能源替代、能源利用效率、生产工艺改进、碳捕捉与利用领域加大研发投入和研发强度，鼓励企业牵头绿色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构建“政产学研金服用”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系统。第二，加大绿色技术的战略储备和转移转化。聚焦制造业绿色发展的中长期路线图，在清洁能源、余热利用、高效电机、高效保温、锂电储能等领域，开展战略性通用技术攻关，针对行业特点和需求，在电炉冶炼、生态碳中和、碳长效储存等领域开展颠覆性技术的探索，从而满足制造业中长期绿色发展的技术需要。知识产权管理方面加强以绿色专利为代表的绿色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和服务等体系建设，通过技术研发平台、技术转移中心、技术交易市场等机制满足绿色知识产权的优化配置。第三，提升制造业数字化水平。加速推进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在产品设计绿色化、生产绿色化、供应链绿色化、产品使用和回收绿色化中的作用，通过产业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实现制造业绿色发展。建立制造业绿色低碳基础数据平台，通过建立分行业产品全生命周期低碳数据库、建设制造业关键技术公共数据平台、消除政府与企业间数据壁垒等方式赋能绿色制造。第四，充实产业创新人才队伍。建立针对不同层次创新人才的培养机制，根据研究人才、技术开发人才、技术转化应用人才、技术工人等绿色制造专业人才的培养特点，有效发挥研究院所、普通高校、产业学院、技工院校、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的功能，设立与制造业绿色发展相关的专业。通过鼓励同类企业之间联合开展员工培训，促进行业内先进技术的扩散。

推进绿色制造体系建设。企业和产业链是实现绿色发展的最终载体，全面构建绿色生产体系是制造业实现绿色化目标的重要途径。一是构建企业绿色生产和绿色经营管理体系。推行绿色原料、绿色设计、绿色生产、绿色包装、绿色使用、绿色回收，实现产品的全生命周期绿色化，有效减少能源使用和碳排放。在企业经营管理的全过程中，把绿色化作为企业的一项发展战略，逐步实现企业利润目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统一。二是构建绿色制造价值链体系。引导价值链中的企业交互促进绿色发展：价值链上游企业在加大自身绿色化转型的同时，通过技术转移扩散、成本分担等方式，帮助价值链中下游企业实现碳减排；价值链中游企业通过设备改造更新、加大绿色技术的研发和引进力度等方式提升绿色生产能力；价值链下游企业加大绿色化转型投入，通过产品绿色化形成新的比较优势，有效实现绿色化转型。三是构建绿色制造循环体系。将产品制造生产纳入循环经济整体框架，在生产过程中优化能源结构和能源使用效率、加快生产技术升级、发展制造业低碳生产链，提高产品的绿色竞争力；最大程度降低制造业绿色化转型对能源的需求和碳排放，通过循环经济实现全产业链和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绿色化。四是构建绿色制造规模化生产体系。根据制造业规模经济效应和范围经济效应的特点，发展绿色生产产业园区，推行热电联产、分布式能源及光伏储能一体化系统应用，加强污水、废气的统一收集和利用，帮助企业实现绿色化转型。五是构建绿色制造支撑体系。加速培育面向制造业的生产性服务业，构建绿色制造的产业生态系统，通过制造服务业促进制造业绿色化转型。同时，加强对绿色制造的公共服务，通过提供通用性技术、人力资源培训等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降低企业绿色化转型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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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中国主动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彰显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应对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决心。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就制造业而言，碳中和目标意味着加速推进产业的转型升级和低碳发展，同时保持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碳中和目标下的制造业绿色发展，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制造业绿色发展是保持我国制造业竞争优势，进而实现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增长转变的基础保障。制造业绿色发展能够有力推动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制造业绿色发展将为我国全面实现碳中和目标赢得时间和资源。企业是制造业绿色发展的主体，对于企业而言，绿色化的发展目标意味着要提升企业经济效益，改善企业生产环境，减少企业的能耗支出和环境污染，提升企业的社会形象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因此，需要从政策层面考虑碳中和目标对市场主体的激励强度，有效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坚持碳中和与“稳增长”协同推进，以实现制造业绿色化转型。

【本文系山东省重点研发计划［软科学项目］重大项目“双碳目标下山东海洋碳汇能力评估与提升路径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22RZA0723】

文章来源：《学术前沿》杂志2023年3月上（微信有删节）

作者：山东大学国际创新转化学院副院长 乔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