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风策略] 深刻理解中华文明的创新性

何星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中华民族是具有非凡创造力的民族，创造了伟大的中华文明。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守正创新，对于我们在新征程上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各方面创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今天的学术版围绕“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进行阐述。

——编  者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并深刻阐述了“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

中华文明的创新性源自中华民族的创新精神。从历史文献记载来看，中华民族向来崇尚创新创造，主张革故鼎新。《周易》中的“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礼记·大学》中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等语，都饱含着创新精神。公元554年成书的《魏书》首现“创新”一词，书中记载“革弊创新者，先皇之志也”。几千年来，创新精神活跃于中华民族各个历史时期，体现在中华文明各个方面。中华文明在应对内外环境变化中不断变革，在传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因而能够始终保持生机活力，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绵延5000多年至今未曾中断的灿烂文明。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继承和弘扬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以创新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我国古代物质文明成就所体现出的创新性

包括文明赖以存在的物质资料生产以及科学技术发展状况的物质文明，体现生产力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有关资料，中国历史上的科学技术在生产实践中不断创新发展，经过夏、商、周三代的发展，在秦汉时期形成自己的范式，其后经历了南北朝、北宋和晚明三次高峰期。

秦汉时期，中国完成了诸如纸、指南车、记里鼓车、手摇纺车、织布机、水碓、龙骨水车、风扇车、独轮车、钻井机、浑天仪和候风地动仪等许多重大技术发明，形成了算学、天学、舆地学、农学和医学五大学科范式。南北朝时期，数学家祖冲之计算出圆周率在3.1415926至3.1415927之间，这一精度保持近千年之久；农学家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在中国农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标志着中国农学体系的成熟。北宋时期，毕昇在雕版印刷全盛的时代发明胶泥活字，开活字版印刷时代之先河；曾公亮等人编著的《武经总要》记载了火药配方和包括火箭在内的各种火器，以及用于航海的水罗盘指南鱼的制造方法；沈括在数学、物理、天文、地理和工程技术诸多领域都作出创造性的贡献，并作为全才型科学家而享誉世界。晚明时期，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提出了接近现代的本草学自然分类法；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简要而系统地记述了明代农业和手工业的技术成就，其中包括许多世界首创的技术发明。

在几千年的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闻名于世的科技成果，在农、医、天、算等方面形成了系统化的知识体系，取得了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一大批发明创造。马克思指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这些物质文明和科学技术发展成就，是古代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也充分证明创新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根本动力，创新性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突出特性。

我国古代制度文明成就所体现出的创新性

制度文明是处理各种社会关系、有效管理社会的规范体系成果，主要功能在于满足人们的社会生活需求、维护社会秩序、保障人们生命和财产安全等，包括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治理体系等。我国制度建设源远流长。《周易》中就记有“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大意就是以典章制度为节制，就不会伤财害民。我国历史上不仅创造了闻名于世的科技成果，也创造了世界领先的制度文明。

比如，我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历经多次变革。周朝实行分封制。秦朝统一中国后，除都城设内史管辖外，在地方上采用郡县制，将全国划分为36个郡（后增为40多个郡），郡下设县。汉承秦制，早期实行郡县与封国并行的制度，武帝以后直到东汉末期基本上采用郡县制。东汉末期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在郡、县两级之上设州一级地方政权建制，形成州—郡—县的三级行政区划制度。元代确立行省制度，行省成为州、府之上的地方行政区。这些变化反映了我国古代治理体系的创新发展，集中体现了我国古代治理智慧。我国古代制度文明和治理智慧，可以为我们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

又如，我国自古以来形成了世界法制史上独树一帜的中华法系，积淀了深厚的法律文化。夏、商、周的法律以习惯法为主，礼刑并用。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法律制度发生重大变化，成文法陆续颁布。比如，秦国奉行法家学说，任法为治。商鞅在李悝《法经》的基础上，改法为律，制定《秦律》。秦统一中国后，秦始皇将秦国的法律推行至全国，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封建法制。隋唐时期是中国法律制度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隋朝制定《开皇律》，在封建法典中占有重要地位。唐朝编定《唐律疏议》30卷，为大唐盛世奠定了法律基石，成为中华法系的典范。不仅如此，《唐律疏议》的基本原则和具体制度还超越国界，成为不少国家学习的范本。在我国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中华法系，显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力，凝聚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智慧。

我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人才选拔制度等，都是随着社会发展不断改革创新发展的，而且在持续推陈出新中维系着中国古代制度文明的连贯性与整体性。

我国古代精神文明成就所体现出的创新性

精神文明是文明社会的观念和意识形态，是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包括伦理道德、思想理念、文化艺术等方面的成就。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思想理念、价值和道德规范。比如，孔子最早提出“仁”“礼”“义”三个范畴，孟子进一步提出“仁义礼智”四个范畴，董仲舒在此基础上加了一个“信”，发展为“仁义礼智信”五常，成为当时普遍认同的价值标准。此后，“五常”一语频频出现在史籍中，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又如，宋代在综合先秦儒家道德观念的基础上，形成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体现着评判是非曲直的道德标准，为中华文明注入深厚的伦理责任和家国情怀，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

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发展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经历了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等学术发展阶段，产生了儒、释、道、墨、名、法、阴阳、农、杂、兵等各家学说，形成了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等诸多思想元素。这些哲学思想为古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中华文明发展奠定了哲学基础，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的工艺美术历史悠久、品种繁多、技艺精湛，起源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的石器。此后，在漫长的社会发展过程中，中国的青铜器、陶瓷、丝绸、刺绣、漆器、玉器、珐琅、金银制品和各种雕塑工艺品等，都取得了辉煌成就。这些工艺品浸润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和审美意识，展现了中华审美风范。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充分反映了中国工艺美术的高度发展及其对世界文化的影响。

几千年来，中国古代精神文明不断发展变化、不断融合创新，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中国古代精神文明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

传承和弘扬中华文明的创新性

创新始终是推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推动整个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回望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发展史，无论是物质文明、制度文明还是精神文明的丰富发展，都是发扬创新精神取得的成果。历史充分证明，中华民族是具有伟大创新精神的民族，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继承和弘扬中华文明的创新性。

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而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还有许多未知领域，需要我们在实践中去大胆探索和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我们要传承和弘扬中华文明的创新性，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深入理解和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在新征程上更有效地推动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各方面创新，我们一定能够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来源：《 人民日报 》（ 2023年07月24日 09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