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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迅雷系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 7月2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当前经济运行面临新的困难挑战,包括国内需求不足,一些企业经营困难,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较多等。“国内需求”主要包含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投资又分为政府投资(主要是公共设施投资)、企业投资和居民投资。长期以来,我国经济中投资的拉动作用较大,消费的贡献相对较小。 从经济长周期的角度看,在经历了30多年的高增长之后,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速和城镇化进程的放缓,房地产投资这个能够带动20余个行业的增长必然会回落。2022年以来,我国居民存款的大幅增加,也与购房需求下降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这就进一步导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的下降。可以说,这是任何一个国家在迈向发达经济体的过程中都需要经历的一道坎。 在房地产长周期步入下行阶段的大背景下,如何扩大内需呢?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积极扩大国内需求,发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扩大消费,通过终端需求带动有效供给,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与以往促消费的表述有所差异的是,这次强调“通过终端需求带动有效供给”,并具体落实到“要提振汽车、电子产品、家居等大宗消费,推动体育休闲、文化旅游等服务消费”。这说明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放在优先位置”已经落到了具体的终端消费项目上。 那么,如何通过增加收入来扩大消费呢?尽管会议没有提出详细方案,但从此次会议提出的“适时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活跃资本市场”“延续、优化、完善并落实好减税降费政策”“发挥总量和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作用”“加大民生保障力度,把稳就业提高到战略高度通盘考虑,兜牢兜实基层‘三保’底线,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等举措来看,实际上隐含了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降低债务压力、提高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扩大就业、增加对中低收入群体的补助等多个直接和间接增加居民收入的渠道。 因此,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所提出的政策,是非常系统而全面的。它对包括房地产在内的诸多产业和行业都采取了扩需求等鼓励发展政策,有点类似于2018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的“六稳”政策,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这其实也是在提醒我们,在经济运行面临新的困难挑战、外部环境复杂严峻时,我们不仅需要加大扩内需的政策支持力度,也需要通过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来稳住外贸和外资的基本盘。 从过去的经验看,政策出台的整体性和系统性非常重要,这是一个需要对我国经济的各个层面如何彼此影响及未来趋势如何把握的问题。比如居民收入结构如何影响消费,房地产周期与消费升级的关系如何等。 笔者认为,当前稳房价、稳地价、稳预期显得尤为重要,因为这些是平滑周期的有效手段。毕竟美日等国房地产泡沫破灭对它们的经济带来巨大冲击的前车之鉴历历在目,随后带来的经济萧条和消费降级,导致经济长期陷入低迷。2021年应该是房地产长周期出现拐点之年,与此相对应的是2022-2023上半年,住户存款增加近30万亿元,同比大幅增多;此外,2022年至今,高端消费也出现负增长,这与房地产的拐点出现似乎存在因果关系。因此,就当前而言,稳房价已经成为促消费的重要因素。 消费的主体是中低收入群体,因此,扩消费的重点不应落在商品促销方面(如汽车下乡、家具下乡等),而是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要求来增加中等收入群体,想方设法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这就需要提高最低工作薪酬水平、为中低收入群体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等。 6月份的数据显示,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有所回落,故短期而言,为低收入群体和失业群体提供适度的生活补助应该被提上日程,这也符合精准施策的要求。促消费与扩就业实际上相辅相成,因为消费,尤其是老百姓身边的中低端服务消费需求巨大,可以通过扩大财政支出给予特定人群补贴。此外,社会保障水平还需要提高。我们需要在住房、教育、养老、医疗等居民普遍关心的民生领域实现“保基本”和“优供给”,如继续加大社保方面的投入、增加对农村老人的养老金发放规模等,进一步减轻居民养老、医疗等支出负担,让居民更加愿消费敢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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