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政策与体制机制创新释放消费潜力

冯奎（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副理事长）

近期，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恢复和扩大消费措施的通知（简称“二十条”）。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曾出台过关于激活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相比以前的意见，此次意见的出台，既针对疫情后的恢复，又着眼于经济发展长远，非常系统全面，有利于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充分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力。

一些评论认为“二十条”出台，是要通过“刺激”方式来促进消费，这样的“解读”悖离了意见的初衷和实质内容。实际上，“二十条”当中，仅有极少部分含有所谓“刺激”消费者消费行为的“色彩”。绝大部分意见所包含的内容，都不是所谓“刺激”消费者的消费行为，而是涉及到大量的政策落实与体制机制创新，用以解决经济社会当中复杂的、长期的、系统的问题，进而促进恢复和扩大消费。

这些政策落实与体制机制创新，涵盖方方面面，是下步恢复和扩大消费的重点、难点。

首先，部分扩大消费的政策实质上已经出台，但目前有一些还难以落地，这其中主要是政策执行环节存在一些卡点、堵点。比如在文旅消费中，有一个问题是“带薪休假”得不到落实。人社部一项调查数据显示，有近半数的人没有享受到带薪年休假。按照在职职工工龄计算，我国人均带薪年休假约为10天，而实际上人均享受带薪年休假天数仅为6.29天，民营企业职工甚至不足4天，超过72%的民企职工未完整享受过年休假。这次意见中将全面落实“带薪休假”作为一项内容，就是要把相关权利完整赋予职工，使休息权落地，再谈消费的选择权。

第二，一些政策不合理或不完善，需要未来通过“打补丁”或修改的方式得到优化。一个突出的表现在汽车消费等方面。近年来，一些地区采取采购措施。对二手车限迁，对其交易登记有种种不合理规定。还有些地方对非本地生产的汽车实施歧视性政策等等。在汽车上如此，在住房消费等领域也有种种已不合时宜的规定。这些领域政策如果得到优化，就能释放较大的消费潜力。

第三，一些重要的制度性难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消费扩大。比如近年来讨论得比较多的新市民买房、租房等问题。已进城的1.3亿农民工需要解决城镇住房问题；未来十五年，还有约2亿-3亿人需要从农业人口中转移出来。如果未来十年间能够聚焦进城10年以上的农民工，推动他们落户城市并开启“举家定居”的模式，预测可以带动随迁家属约五千万人，其扩大消费、拉动内需的潜力可达到数万亿元。此次出台意见专门讲到新市民、青年人等住房困难群体的住房问题，讲到在超大特大城市积极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既是扩大消费的问题，又是深刻的制度改革问题，涉及到户籍制度、用地制度、房产发展制度、公共服务供给制度、财政分担制度等等。如果不从制度上入手，仅仅提出一个扩大消费的愿景，显然无助于实现目标。

第四，扩大消费需要多部门多地区协同创新，而这方面的体制机制尚不健全。恢复和扩大消费涉及到新规划、新建设、新管理，涉及到新产品、新服务、新模式，这些“新”必然与“旧”有一定的继承，但更有一些突破。任何一件恢复和扩大消费的政策措施，都要涉及到多个部门、多个地区、多个行业的多项政策，所以，恢复和扩大消费就需要多部门多行业的协同创新。

政策落实与体制机制创新还涉及其他方面的工作，这些工作归结起来，它的责任主体是政府有关部门而不是消费者。此次意见提出要持续深化改革，加快清理制约消费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有序破除消费领域的体制机制障碍和隐性壁垒，促进不同地区和行业标准、规则、政策协调统一。这对各有关政府部门提出了工作任务，要求有关部门与地方或各司其职或协同发力。“二十条”林林总总，有关具体措施还在配套细化之中。在恢复和扩大消费的过程中，消费者是最能动的主体，他们的任务是提出问题、反馈需求，以求得以更好地满足需求。有关政策不应通过刺激消费者去消费，而是要刺激职能部门去落实政策、创新体制机制从而实现促进消费的目的。（来源： 《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