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日前，中央政治局会议在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时强调，要加大民生保障力度，把稳就业提高到战略高度通盘考虑，兜牢兜实基层“三保”底线，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中等收入群体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中坚力量，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人力资本基础。我国在“十四五”时期提出加快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构建“橄榄型”分配结构社会。但是，随着全球经济低迷、去全球化逆流、经济增速换挡以及疫情冲击等因素，中等收入群体抗风险的脆弱性凸显，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难度增加。

要改善中国收入分配格局，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和比重是关键，不仅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还要提高中等收入者的平均收入水平，并使他们拥有更多的时间去丰富精神生活。根据浙江大学教授李实的研究和测算，2022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大概达到了4.6亿人左右，2017年-2022年期间增加了5000万-6000万人，主要来自低收入人群收入增加升格为中等收入人群。目前，中等收入人群占我国全部人口比重达到三分之一左右。按照国际经验，只有比重超过50%以上才能形成橄榄型分布格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00年后中国进入工业化与城市化高速发展轨道，这本应该是一个大幅提高城市化率的过程，大量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和定居。但是，由于我国特殊的城乡二元体制，大部分农民在城市落户存在困难，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仍然有所欠缺。当前，我国城市化率减速并正在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经济结构转型对在传统产业务工的农民工就业影响较大，因此，如何为他们创造更多稳定就业并使他们进入中等收入群体至关重要。此外，现有中等收入群体具有较强的脆弱性，在转型期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挑战。

在经济增速换挡后，我国就业缺口的存在也可能影响到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增。一项研究显示，根据分阶段教育脱离教育人数预测法估算，我国城镇每年将有约1500万新增劳动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大约在200万左右，共计约为1700万新增劳动力。我国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可以拉动约210万的城镇新增就业，假定GDP平均增速为5%，城镇新增就业数接近1100万，每年就业供需缺口高达600万人左右。当前，18至24岁调查失业率数据就显示出这个问题。

日本在1960年代经历高速增长后，曾出现国富民不强的现象，其中包括居民收入水平普遍较低、收入差距悬殊、失业率居高不下等问题。为了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必须解决国内需求疲软问题，为此，日本政府提出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以实现国民收入倍增而非经济总量的倍增为目标。该计划首要任务就是提高农民收入，推行“农民工”转型方案，即与市民拥有同样社会福利保障。这不仅确保了企业拥有稳定的劳动力来源，均等化的教育以及职业教育也打通了农民工向上跃迁的渠道，政府为他们提供保障性住房让他们更容易在城市实现过渡以及稳定生活。这项改革为日本经济继续高速增长并最终一鼓作气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奠定了基础。

当前我国经济转向依靠创新驱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意味着需要扩大国内消费以及提高人力资本投入，这需要持续推动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均衡化的义务教育，投资职业教育、继续教育。只有给农民工均等化的社会保障并解决新市民住房问题，让更多农村孩子能够在城市接受更好的教育，才有继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基础，才能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与量的合理增长。（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