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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本权，男，临沂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根脉所系、文明所依，黄河不仅孕育、承载着中华古代文明的灿烂辉煌，也承转、赓续着中华文明的近代转型。在从中华传统农耕文明向近代工业文明的艰难转型中，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黄河流域落地、传播与扎根，逐渐催生、孕育、生成了黄河红色文化，将黄河文化的演进嬗递推至新的时代高度。本文界定黄河红色文化的概念，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考察黄河红色文化的百年演进，提炼黄河文化的红色基因，从文化符号学视角阐释其表达载体，以期对黄河文化的研究、开发及传播有所助益。一、新的文化形态：黄河红色文化的概念界定 文化是含义最为复杂的概念之一，几乎所有人文社会科学学科都会涉及对文化的研究，这就造成对文化理解的歧义与界定文化概念的难度。马克思、恩格斯虽未明确界定文化概念，但却为界定文化概念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可以从广义、狭义两个角度进行界定。广义上，“文化的实质性含义是‘人化’或‘人类化’，是人类主体通过社会实践活动，适应、利用、改造自然界客体而逐步实现自身价值观念的过程”，即文化就是自然的“人化”，是人类在利用、改造、顺应自然界过程中的一切物质与精神创造。从狭义的角度而言，文化专指人类在精神领域的创造性活动及其成果。毛泽东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它所包容的是包括知识、科学、技术、道德、观念、信仰、制度、风俗、习惯、文学、艺术、社会心理、思维方式等等在内的一切精神成果，即社会上层建筑。具体到黄河文化的界定，学界已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在历史学意义上，作为地域文化形态的黄河文化，是自上古以来生活于黄河流域的劳动人民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成果，“其产生的时限当在新石器时代”，亦有学者主张“黄河文化最早孕育于石器时代”，黄河文化自此开始孕育。时至近代，以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黄河文化开始受到近代工业文明的影响，并开启了黄河文化的近代转型。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黄河流域的传播为艰难转型中的黄河文化注入了生机与新的力量，并由此开启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黄河流域人民走向翻身解放、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伟大历程，红色文化即在此过程中应运而生。红色文化的概念学界也有较多讨论，并从不同学科视角予以界定，但“红色文化概念的研究现在还处在争鸣阶段，科学界定红色文化的理论任务尚未完成”。笔者认为：“红色文化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文化基础上创造的崭新文化形态，既区别于传统文化，也有别于近现代以来其他阶层与党派的文化创造。它是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心态文化的统一整体，构成20世纪以来中华文化发展的主流和前进方向。”由此界定出发，黄河红色文化是在中华民族文化、古代黄河文化以及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文化创新与创造。自马克思主义在黄河流域传播扎根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黄河流域作为中国革命的最重要战略基地，孕育形成了厚重的黄河革命文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河革命文化持续发扬光大，赓续衍生了生机勃勃的黄河红色文化。它是原生性与衍生性文化的连续体，原生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衍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革命文化的赓续传承。它包括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黄河流域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不同历史时期创造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两个发展阶段，是红色物态、制度、行为和心态文化的总和。简而言之，本文认为黄河红色文化可以这样界定：黄河红色文化是黄河历史文化的近现代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在黄河流域落地生根后孕育生成的近代文化形态及其当代发展，本质上来说，是黄河革命文化以及革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成果总和。二、从革命文化到红色文化：黄河红色文化的百年演进 黄河红色文化原生于艰苦卓绝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它先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的形态存在，积淀为深厚的红色文化资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河红色文化资源得以开发利用、传承弘扬，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衍生赓续，并生成新的时代性元素。1.原生形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黄河革命文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黄河革命文化是黄河红色文化的原生形态，以革命遗址旧址、革命文物、革命文艺、革命精神、革命传统等具体形态存在。以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中心凝聚而成的革命文化，是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的文化资源。黄河革命文化萌发于马克思主义在此地区的落地、传播与扎根。在陕西，“此间同志，自一九二二年七月加入S·Y”，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赤水支部（今华州区赤水镇）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的两个月即扎根渭华大地。1925年初，赤水支部书记王尚德给团中央的报告就明示：“我们均愿加入C·P”。可见，19世纪20年代前期，在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不久，陕西即有党、团组织的秘密活动和马克思主义的基层传播。在三晋大地，“山西是响应五四运动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建立地方党团组织较早的省份之一”。山东是马克思主义传播最早的地区之一，王尽美、邓恩铭于1921年春即建立了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致力于宣传马克思主义，7月两人共同参加了中共一大。在河南，1921年12月，河南最早的中国共产党组织——中共洛阳组成立；1923年2月爆发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标志着中共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峰。在宁夏，1926年9月成立了中共宁夏特别支部，“宁夏红色文化始于国民革命时期中共宁夏特别支部有组织的革命活动”。总的来说，在党的创立时期和国民革命时期，黄河流域诸省的中共党组织或在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下，或秘密从事革命活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黄河流域的扎根与生根，为革命文化的形成奠定了思想根基。土地革命时期，黄河革命文化的发展融汇了本地内生力量、红军长征及中国革命战略转移所带来的南方革命力量，形成了以西北及华北革命、长征、中华民族局部抗战、中国革命的西北大本营为历史主线的革命文化序列。一是黄河流域武装斗争以及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为中国革命的转移提供了战略基地，土地革命从以华南为中心转向以西北为中心，从“中央苏区时代”转向“陕甘宁苏区时代”。1935年，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领导创建的陕甘边、陕北等革命根据地合并为西北革命根据地，根据地在经济上实施同工同酬，“青年工人与成年工人做同量工作者，须得同量报酬”，根据地经济的发展为中共中央与工农红军转移提供了回旋之地。二是自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自南方向西北转移的中共中央和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在中国东南、西南、西北版图上画出了一条鲜血染成的“红飘带”，极大地丰富了四川、青海、甘肃、陕西、宁夏等省区的革命文化。在黄河源头的青海，“1936年7月，红军长征途经青海是红色革命的火种第一次在青海传播”。三是中共中央和工农红军主力转移到陕北后，中共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率先东渡黄河东征山西，也累积了更为深厚的红色文化。四是土地革命时期黄河流域的革命斗争，孕育形成了长征精神、照金精神、南梁精神等革命斗争精神。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力量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中共中央所在的陕甘宁边区是敌后抗战的指挥中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中心”。在黄河流域诸省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西北大力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创建了陕甘宁、晋察冀、晋绥、冀鲁豫、晋冀豫、山东等多块敌后抗日根据地，为抗战胜利积淀了强大力量，宝塔山、太行山、沂蒙山、吕梁山、大青山等山系、山脉，为敌后游击战争创造了广阔战略空间，黄河、延河、汾河、运河等主流、支流水系，浇灌了支援革命的五谷杂粮。党领导黄河流域各地的抗日战争，孕育出抗战精神、延安精神、太行精神、沂蒙精神、南泥湾精神、张思德精神、抗大精神等精神文化，外国来华援华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弘扬了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精神。全面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到新的阶段，党的七大将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重塑了党和根据地人民群众思想观念、信念信仰、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形成新的社会风尚、革命作风与精神风貌，用“延安作风”打败了“西安作风”。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取得了从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再到战略决战的军事胜利，形成了无数的解放战争军事遗址与战场旧址。西北和华北解放区囊括了陕甘宁、晋绥、晋冀鲁豫、山东、豫皖苏等解放区，党政军机构的革命旧址、遗址星罗棋布。中共中央在西北和华北解放区指挥了全国的解放战争和解放区建设，中共中央曾经的所在地延安，见证了中共中央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壮阔历史。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理念，为人民解放事业不懈奋斗，西柏坡精神、支前精神等革命精神交相辉映，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2.衍生形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黄河红色文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河革命文化以红色文化资源的形态得以赓续发扬，传承不辍，形成了从革命文化到红色文化的文化传承脉络，衍生了以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发展、复兴为核心主题的时代伟业，并创造出新的时代性文化元素，这是一个近代黄河革命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红色文化的过程，汇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主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近代黄河革命文化首先在党和国家领导黄河流域人民根治黄河、理顺天人关系的伟大实践中赓续传承，衍生为黄河水利红色文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黄河水利文化，是水利万物、利民厚生生态文明的结晶，包含着人定胜天的艰苦奋斗精神。在黄河水患治理、黄河流域水土保持与生态保护、黄河水利水电开发、引黄灌溉大型工程、黄河自然景观呈现、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筹建中，黄河水利文化的内涵进一步丰富与拓展，举世瞩目的黄河大型水利工程彻底根治了黄河水患，变害河为利河，创造水利水电开发的世界成就。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黄河中上游水土保持治理，创造了水土风沙综合治理的世界经验。近代黄河革命文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赓续传承，凝成了感人至深的黄河红色精神。黄河流域人民群众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在国防、科技、工业、农业等各条战线上创造了从无到有、从落后到先进、从不可能到可能的奇迹，生成了西迁精神、王杰精神、青藏铁路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右玉精神等精神财富，并被纳入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这是当代中国黄河红色文化的思想结晶。近代黄河革命文化的赓续传承，还体现在当代中国红色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中，衍生出更为丰富的红色经典。传播黄河文化、讲好黄河故事，文学艺术是最大众化、通俗化的载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黄河文学艺术是黄河流域劳动人民文艺创作的结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黄河为背景或题材的红色文艺作品不乏其篇，如《东方红》《黄河大合唱》《白毛女》等均堪称不朽经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凖《黄河东流去》、路遥《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白鹿原》、陈启文《大河上下——黄河的命运》等为代表的经典作品，滋养了一代代国人心灵，足堪“黄河故事”经典。多样化体裁的红色文艺经典承续延绵着黄河革命文化的精神之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近代黄河革命文化的赓续传承，以文化产业、红色旅游的发展较具代表性。黄河红色旅游是用好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的文化传承。21世纪初以来，国家先后公布了2004—2010年、2011—2015年、2016—202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红色旅游的发展带动了黄河流域红色文化的开发利用。《2004—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规划的12个“重点红色旅游区”中，黄河流域包括了“陕甘宁红色旅游区”“鲁苏皖红色旅游区”“太行红色旅游区”。按照《2016—202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的部署，2017年中央14部委公布的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纳入海北州青海原子城遗址、玉树抗震救灾纪念馆等红色景区。以黄河文化为核心的文化产业，沿黄各省均极为重视，演艺、会展、文创等产业与文化旅游融合，成为新时代文化建设中的重要力量。综上所述，从20世纪以来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演进角度而言，黄河红色文化是原生性革命文化与衍生性红色文化的连续体，是当下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中特别值得研究的红色文化现象。三、斗争精神与和谐和合：黄河文化的红色基因 在梳理百年黄河红色文化及概念界定基础上，提炼和锤炼黄河红色文化内涵与红色基因，在更高层次上挖掘其价值，可为黄河红色文化传播交流、发扬光大奠定基础。首先，以黄河流域自然生态为基础形成的革命文化是黄河红色文化的原生形态。“文化生态学是一门研究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关系的学问，也就是研究土地、自然资源等自然条件与技术、经济等文化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所造成的不同文化之异同和变化的学问。”从此视角可以发现，革命战争年代的黄河革命文化与黄河流域的自然地理环境存在着紧密联系，二者相互依存、嵌入、影响、生成。黄河红色文化的文化核心取决于中国革命在黄河流域得以发展壮大所需的自然地理环境，黄河流域的社会经济尤其是以农耕经济为主的生计模式，以及长期积淀的“黄土”文化传统。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使中国革命的中心从华南转到了黄河流域，黄河流域诸省区多样化的空间地理环境为中国革命提供了回旋区间与战略基地，黄河流域的旱作及灌溉农业为西北、华北抗日根据地及解放区提供了基本物资和经济支撑，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决定了农村和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支持力量。上述因素的相互叠加与叠合，构成了黄河流域红色文化的“文化核心”与“次级特征”。其次，就文化属性而言，黄河红色文化本质上是革命文化以及革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黄河流域的自然地理环境、社会经济、生计模式、文化传统所决定的黄河红色文化，源于特定的自然地理与近代革命环境。黄河文化是世界著名大河文化，就其作为农耕经济与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而言，黄河红色文化与黄河农耕文化存在着天然的相互联系，黄河红色文化是黄河流域人民与自然关系相互调适的文化结晶，是黄河流域人民艰苦奋斗精神的体现。黄河文化发展至近代，注入了黄河流域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革命文化，革命战争年代的黄河红色文化的核心是革命文化，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过程中形成的革命文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黄河红色文化是革命文化的赓续与传承，黄河革命文化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追求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伟大奋斗注入文化力量，是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构成。最后，黄河红色文化的核心内涵最终沉淀为黄河文化的红色基因。文化基因是一种文化传承不辍的内隐信息与文脉主线，红色基因是中国红色文化中蕴含的文化密码。从百年黄河红色文化的演进可以看到，黄河红色文化是黄河流域人民应对自然、应对社会危机的应然结晶。“与政治军事因素相比，文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方式多是潜在的，却牢固镶嵌于社会结构的最深处。”从黄河古代文化向近代文化转型的角度看，黄河红色文化是在古代黄河文化的基础上，在马克思主义落地生根于黄河流域后孕育生成的、以革命斗争为核心内涵的新的文化形态，革命斗争精神是黄河红色文化的核心内涵，黄河文化的红色基因即蕴含其中。这一核心内涵可以从两个层面加以分析。一是从天人关系角度看，历代与黄河水患斗争形成的不屈不挠、勇于斗争、艰苦奋斗的精神，丰富了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中华民族精神，形成了历史上黄河治水文化的洋洋景观。黄河红色文化的传承赓续，内含着黄河流域人民战胜天灾、根治水患的天人相应、天人合一的艰苦斗争精神。二是从革命与建设的角度看，革命就是破除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桎梏，协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解决社会主要矛盾。黄河红色文化同样内含着黄河流域人民根除社会经济发展桎梏，以革命建设改革等手段追求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伟大斗争精神。因此，以伟大斗争精神求得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和合是黄河红色文化的核心内涵，黄河文化的红色基因即蕴含其中。借助文化符号学，可以进一步理解黄河红色文化的核心内涵以及红色基因。四、黄河红色文化的意义阐释：以“小米加步枪”为例 符号学将文化理解为一系列符号，提供了表达、阐释、理解文化内涵及特质的理论工具，运用符号学与象征主义理论可以深化黄河红色文化的意义阐释。“符号就是意义，无符号即无意义，符号学即意义学。”］此外，象征主义作为文化学理论之一，也强调将人类文化看作一种象征体系，“对于象征主义来说，对于人类文化的研究就是发现不同文化要素或现象的象征意义，借以解读人类文化，并达到对整个人类社会和人类个体行为的更好的认知”。在黄河红色文化中，“小米加步枪”作为代表性与标识性符号之一，具有深刻的象征性意义，以之为个案可以进一步理解黄河红色文化的内涵。1946年8月6日，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说道：“拿中国的情形来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身处陕北的毛泽东，立足全国解放战争大势，以深邃的辩证思维对解放战争初期的中共武器装备、战争供给、人心向背予以极度凝练的形象概括，提出了“小米加步枪”的明喻。这一形象化表达可以从一个侧面表达黄河红色文化的内涵。76年后的2022年10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巍巍宝塔山，滚滚延河水。延安用五谷杂粮滋养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支持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他还强调，党在延安时期“靠小米加步枪打开了中国革命新局面”。延安时期党中央13年的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离不开延河浇灌的五谷杂粮、延河两岸劳动人民的坚定支持，黄河之水浇灌的五谷杂粮养育了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以“小米加步枪”战胜了敌人的飞机和坦克，赢得了革命的最终胜利，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小米：五谷杂粮与人民群众在黄河红色文化中，小米是粮食作物，养育了中国革命，因为“没有粮食，就没有根据地”。小米也不仅是粮食作物，它还是人民群众力量的象征。在中共领导下的敌后根据地和解放区，小米的意义并非仅仅在于它是维持军队和人民群众生活的粮食，小米还充当着粮食、劳力、货币折合的中介，起着稳定根据地社会秩序、经济运行乃至金融体系的作用，是剧烈变动的根据地乡村社会中维持生产生活稳定的力量。更重要的是，小米是人民群众力量的象征，是小米养育了中国革命。近代中国粮食作物是南方稻米、北方小麦为主的基本结构，但小米、高粱、玉米、大豆、甘薯等杂粮作物的食用价值与经济价值也极其重要。在贫困的近代，“贫苦的人民只能吃养分较少的副产品，即非常贱价的五谷。在北方的人民是吃山药，玉蜀黍，高粱与小米子”。革命年代，小米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更加凸显出来，“农民们都是用水牛、母牛、雄牛、骡、驴去耕田，他们的主要食粮常常是营养不足的子、高粱、小米、地瓜（中国山芋），麦子及大米的产量较少，但是许多的地方出产异常甜蜜的梨子、桃子、苹果、葡萄和西瓜，满树林的栗子和胡桃”。这样多元化的食物来源结构，基本反映了黄河流域地区的乡村农业实际。在军事方面，不仅战时军民生存所需均仰给于粮食，而且炮弹装备、维持兵力的成本也常以小米计算。“在抗日战争时期，养活一个兵每年需要1300—2200斤小米；到解放战争时期，由于装备的发展，作战消耗的增加，养活一个兵则需要3800—4200斤小米。尤其是作战的弹药消耗，打一发八二炮弹，等于打掉800斤小米，大约相当一个中农的全年收入；打一发山炮弹，等于打掉一个富农的年收入。”小米还可出口换取军用民用物资，“我们的一切粮食都能出口，吃白面的国家不多，尤其一斤多小米可换一斤汽油”。从人民负担能力与士兵生活所需的比例来看，“人民负担能力，可能占其生产量的百分之十五至二十；养兵需要而且可能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至一点五；一个兵的生活水平，每年约需小米十六石左右；这个比率，一般不能变动”。也就是说，革命战争年代维持1个士兵，每年需要16石小米的保障。不仅如此，小米还有更为重要的象征性意义，它是人民群众力量的象征，“小米代表人民、步枪代表军队的解释，应该说更接近‘小米加步枪’的含义，是人民和军队的密切配合打败了国民党军队”。1947年5月6日，贺龙在晋绥军区建军会议上就说道：“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我们依靠群众来建党、建政、建军，来战胜一切敌人。没有阶级性、群众性的单纯建设军队，是不行的。毛主席说：‘我们的力量就是小米加步枪，如果看不见小米，即群众力量，这支步枪，一定不会有任何作用。’”贺龙还讲道：“我们胜利的原因在哪里呢?就是毛主席讲的：小米加步枪这个‘无敌将军’。小米是群众，步枪是军队。”小米即群众，小米即人民力量，充分表达了小米在革命中的意义。2.步枪：武器装备与人民军队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武装斗争的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离不开枪杆子——武器装备，步枪就是中国近代枪械中最重要的一种，“据不完全统计，整个近代时期，共生产各式步枪（含马枪、抬枪）约280万支”。不足之数，多从国外进口或走私而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军队的武器装备长期是落后的、匮乏的，“主要方法自己制造”，“我们一无飞机、大炮、坦克，再则我们的步枪、机枪质量也差，子弹也日益困难”。可以说，军队武器装备上的敌强我弱、敌大我小、敌优我劣在人民战争的长时段内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武器装备的优劣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性因素，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的因素、战争的性质。首先，“唯武器论”是片面的，“是战争问题中的机械论，是主观地和片面地看问题的意见”，“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人，才是决定性因素，人民战争才是克敌制胜的法宝。其次，侵略战争、非正义战争的退步性和野蛮性，人民战争、解放战争的进步性与正义性才是决定性因素。因此，毛泽东强调，战争是力量的竞赛，“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不是武器而是人”。因此，团结人民、发动最广大范围的人民战争，陷敌人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才是人民战争的取胜之道，“兵民是胜利之本”。步枪和手握步枪的人的一致，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党群一致，这是黄河红色文化、也是中国红色文化留存下来的丰厚遗产。结 语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此，在黄河文化、中华民族文化的文脉延续中，要提炼出黄河流域红色文化基因以及流淌于黄河流域的红色血脉及其核心内涵。从百年来黄河红色文化的演进与变迁可以看出，黄河红色文化是近代革命孕育的红色文化类型，是以革命文化为内核的文化模式，以伟大斗争精神追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和合是其文化追求。黄河红色文化是充满生命力与传承力的有机文化，是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的红色文化资源。在中国共产党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视域下，进一步阐释黄河流域红色文化的世界意义及其文化价值，是讲好黄河红色文化故事、传播黄河红色文化的前提，对于帮助国际社会读懂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具有重要意义。编辑：王轲 文章见《中州学刊》2023年第7期“历史研究”栏目，因篇幅所限，注释、参考文献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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