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劲波：基础研究的内涵、模式与高质量发展路径

基础科学研究泛指人类从事自然社会规律、逻辑和现象等科学问题研究的活动，简称基础研究。基础研究是二战后逐渐强化并丰富的概念，早期以兴趣导向和自由探索为主，后来向应用导向和战略导向拓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回顾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基础科学理论、原创科技成果的重大突破深刻影响世界科学中心的转移和国际竞争格局的调整。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高质量发展形成历史性交汇，数字时代的科学研究范式发生深刻变革，基础研究转化周期明显缩短，大国科技竞争与合作的焦点向基础前沿前移。党和国家历来重视基础研究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础研究取得重大成就，如期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党的二十大报告擘画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提出到2035年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科技强国是现代化强国的战略支撑，科技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应对国际科技竞争、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我们加强基础研究，从源头和底层解决关键技术问题”，“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加强基础研究纳入科技工作重要日程，加强统筹协调，加大政策支持，推动基础研究实现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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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广义上讲，人类自出现以后就有了对自然和社会规律的认识活动，如历史上许多文明都对农、医、天、算等有朴素的认识，懂得结绳计数、钻木取火、金属冶炼等技术方法。从狭义上讲，科学即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16世纪文艺复兴揭开近现代科学发展序幕，直到17世纪，自然科学仍被认为是自然哲学，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18世纪、19世纪，科学越来越与实验、技术、方法相关联。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作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李约瑟之问”讨论至今，仍然有不同认识。一般认为，我国古代不乏优秀的技术发明，但缺少规模化、系统深入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探索。20世纪，学科分类框架基本稳定，具体学科不断交叉融合并处于动态调整之中。21世纪，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进入大科学时代，基础学科深入交叉、汇聚，科学、技术、工程与产业、经济、社会加速渗透融合，产学研融通创新、跨界合作，基础研究内涵进一步拓展，发展更加依赖平台、人才、资金、数据等先进生产要素。

基础研究内涵演进。基础研究自提出以来一直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政策性概念，内涵、性质、类型和关键驱动因素不断丰富。二战前，科学界多以“纯科学”或“纯研究”等区别于“应用科学”或“应用研究”。二战后，美西方国家更加意识到科学突破对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以1945年万尼瓦尔·布什发布《科学：无止境的前沿》报告并直接促使成立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来支持基础研究为标志，各国纷纷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正是由于基础研究的内涵模糊，各国政府和学者通过不同的政策文本、资助框架和研究成果对基础研究的定义、内涵、性质、类型和关键驱动因素进行了广泛持续的讨论，概念的内涵被持续界定并不断丰富。

基础研究内涵演进与知识生产内涵演进的历史进程基本一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出版的《弗拉斯卡蒂手册》（第一版）对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的内涵界定成为各国开展R&D统计调查的基本依据，反映了工业经济时代的认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对R&D的定义与OECD一致，并于1984年发布《科学技术活动统计手册》，认为“基础研究主要是为获得关于客观现象和可观察事实的基本原理的新知识所进行的实验性或理论性工作，不以任何专门的或具体的应用或使用为目的”。在高产的科技创新和高效的商业实践推动下，知识、数据为重要的生产要素。OECD在《1996年科学、技术和工业展望》报告中提出发展“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the knowledge-based economy）。《弗拉斯卡蒂手册2015》（第七版）虽然没有改变基础研究的定义，但对R&D活动进行了拓展，指“为增加知识存量，包括人类、文化和社会的知识以及用已有知识设计新的应用而进行的创造性、系统性工作”，反映了R&D投入主体增多、统计领域扩大、测度步骤细化、支出统计口径拓宽等新态势。

基础研究发展模式。基础研究发展模式是科技界、政府和社会为实现一定的基础研究目标而采取的基础研究组织形式及运行机制，是对基础研究发展规律、内在机制、基本结构、本质特征和阶段特征的概括和描述，是“目标定位-资源投入-绩效评价”的统一，也是“结构范畴”与“过程范畴”的统一。在不同发展阶段，人们对基础研究的内涵、功能认知不同，相应地，基础研究的发展模式、资源配置、评价评估也不同。

第一，“线性模型”。1945年，《科学：无止境的前沿》报告提出基础研究是没有明确应用目的、以好奇心驱动的科学研究，是应用研究的源头。这一认识被认为建立起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试验发展的“线性模型”，与工业经济时代的创新组织和管理相适应。1993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认为，基础研究是增加新的科学知识的活动，没有特定的、直接的商业目的，但不排除会在当前或其他潜在领域具有商业价值，这个定义认识在“线性模型”基础上拓展了基础研究应用的渗透性、广泛性与不确定性，凸显了基础研究的“无用之用”。

第二，“象限模型”。1997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司托克斯在《基础科学与技术创新：巴斯德象限》中提出，基础研究包括好奇心驱动的纯基础研究（玻尔象限）和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巴斯德象限），拓展了基础研究的内涵，推动政府更加重视应用基础研究（也称定向基础研究、技术科学、战略性基础研究等）。“象限模型”加深了人们对基础研究和应用及潜在应用关联度日益增强的认识，更加强调应用场景驱动的知识生产模式，凸显了应用基础研究的重要性。

第三，“循环模型”。2017年，美国哈佛大学文卡特希·那拉亚那穆提教授等在《发明与发现：反思无止境的前沿》中揭示出科研活动是复杂的非线性过程。“发明-发现”“循环模型”突破了传统线性思维框架，更加重视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的循环促进。启示人们围绕“发明-发现”良性循环来组织基础研究，促进自由探索导向的基础研究与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相互赋能，提升“科学-技术-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第四，“生态模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础研究一方面要遵循科学发现自身规律，以探索世界奥秘的好奇心来驱动，鼓励自由探索和充分的交流辩论；另一方面要通过重大科技问题带动，在重大应用研究中抽象出理论问题，进而探索科学规律，使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互促进。”“生态模型”阐明了基础研究的双驱动力：一方面由科学家的好奇心、想象力和能动性驱动，代表知识生产内驱力；另一方面由经济、社会、安全等多元需求驱动，代表知识应用外驱力。

总之，大科学时代、数字时代的基础研究，是“线性模型”、“象限模型”和“循环模型”融合基础上的“生态模型”，基础研究的创新主体更广泛、合作网络更复杂、投入更多元、导向更多样，其发展路径可以归纳为重大基础设施和平台驱动、学科驱动、人才驱动、数据驱动、任务带动、需求拉动以及前沿交叉融合推动等。

02

回顾世界科学中心转移发展的历程，科技强国都是科学基础雄厚的国家，不仅在重要科技领域处于领先地位，而且在构建新的科学理论体系、解决重大科学问题与挑战、开辟新领域新方向上作出原创性、引领性贡献。当前，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的关联度日益增强，全球科技竞争日趋激烈并不断向基础研究前移。谁抓住了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谁就能站在科技创新的潮头，将科技发展的命脉和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基础研究正在从“跟踪学习”向“原创引领”转变，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跃升”。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必须大力加强基础研究，加快提升原始创新能力，以科技支撑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增强发展的安全性主动权。

基础研究是抓住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支撑。知识是经济的底层逻辑。回顾历史，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基础研究产生巨大突破的基础之上，那些及时抓住变革机遇的国家，综合实力也会随之跃升。科学革命是科学思想的飞跃，源于现有理论与科学观察、科学实验的本质冲突，表现为新的科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引起科学思想、理论和认识的变革，提高了人们认识世界的能力，并为改造世界奠定知识基础。技术革命是人类生存发展手段的飞跃，源于实践经验的升华和科学理论的创造性应用，表现为技术集群式发明与创新，引起重大工具、手段和方法的创新，提高了人们改造世界的能力，并为认识世界奠定技术基础。经济社会发展到瓶颈时期，会对某些领域的创新提出强烈需求。在成熟的市场机制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下，社会需求会吸引科学家和企业家关注，促使社会投资显著增加，进而带动广泛领域的科技进步和产业发展。当前，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的新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正在重构全球科技创新版图，重塑全球产业形态和经济格局。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我们要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从根本上说，必须强化基础研究对科技创新和创新发展的战略支撑。

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科技是基础性支撑。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实践反复告诉我们，基础研究是科学体系的源头，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全面加强基础研究，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发展和安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与自力更生、自主创新一脉相承，是指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同时，建立起自主、完备、高效、开放、包容的现代化科技创新体系，形成基础牢、能级高、弹性好、韧性强、可持续的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从源头和底层解决关键技术问题，为不断增强国家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提供强大、全面、持久的战略科技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有五项重点任务：一是要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二是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三是要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形成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四是要构建开放创新生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五是要激发各类人才创新活力，建设全球人才高地。2020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科技自立自强是促进发展大局的根本支撑”；2022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科技政策要聚焦自立自强”。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科技教育人才工作的新形势下，加强基础研究、夯实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根基的要求更为迫切。

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强大的基础研究是世界科技强国的基石，高水平原始创新是科技强国的重要标志。创新型国家是以科技创新为经济社会发展核心驱动力，具有强大创新优势的国家。基础科学知识具有基础性、体系性、累积性和衍生性等特点，首先创造并应用基础科学知识的国家掌握了巨大的经济优势与持久的领先优势。目前，全球创新型国家有20个左右，我国已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科技强国是创新型国家的高级阶段，体现为科学领先、技术发达、教育兴盛、经济繁荣、思想解放、军事实力强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必须具有强大的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要求“强化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基础是实现教育科技人才现代化，建成教育科技人才强国，关键是“加强基础研究，突出原创，鼓励自由探索”，建设世界主要科学中心、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夯实科技自立自强的科学根基。

03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国家强盛之基、安全之要，体现为原创力和引领力强，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和安全性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和带动作用强，应急应变和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的能力强。实践证明，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是根本前提。基础研究的根扎得越深，教育科技人才之树就越枝繁叶茂。

2023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从强化布局、深化改革、形成骨干网络、培育人才、加强国际合作、弘扬科学精神等六个方面作出系统部署，要求强化基础研究前瞻性、战略性、系统性布局，推动基础研究实现高质量发展，夯实科技自立自强根基。我们要深刻把握基础研究发展规律和趋势、态势，把党中央关于科技创新和基础研究的一系列战略部署落到实处，持之以恒加强基础研究。

强化基础研究前瞻性、战略性、系统性布局，把握大趋势、下好“先手棋”。基础研究是科技自立自强和科技强国的根基，处于从研究到应用、再到生产的科研链条起始端，地基打得牢，科技事业大厦才能建得高。一是坚持“四个面向”，坚持目标导向和自由探索“两条腿走路”。把世界科技前沿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结合起来，统筹遵循科学发展规律提出的前沿问题和重大应用研究中抽象出的理论问题，凝练基础研究关键科学问题，加强多学科融合的基础研究和技术科学研究，形成完整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二是强化科技战略咨询，准确把握科技发展趋势和国家战略需求。要加强基础研究重大项目可行性论证和遴选评估，充分尊重科学家意见，把握大趋势、下好“先手棋”。三是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有组织推进基础研究。坚持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开放创新一体设计，实现科学、技术、工程、产业有效贯通。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统筹部署战略导向的体系化基础研究、前沿导向的探索性基础研究、市场导向的应用性基础研究，注重发挥国家实验室引领作用、国家科研机构建制化组织作用、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主力军作用和科技领军企业“出题人”、“答题人”和“阅卷人”作用。四是优化基础学科建设布局，构筑全面均衡发展的高质量学科体系。支持基础学科、重点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冷门学科和薄弱学科发展，推动学科交叉融合和跨学科研究。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优势学科。

深化基础研究体制机制改革，发挥好制度、政策的价值驱动和战略牵引作用。世界已经进入大科学时代，基础研究具有长期累积性、灵感瞬间性、路径不确定性、环境宽松性、影响难预测性等规律特点，基础研究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制度保障和政策引导对基础研究产出的影响越来越大。一是加大多元化基础研究投入。稳步增加基础研究财政投入力度，优化支出结构，通过税收优惠等多种方式激励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鼓励社会力量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元投入，提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其联合基金资助效能，建立完善竞争性支持和稳定支持相结合的基础研究投入机制。二是优化国家科技计划基础研究支持体系。完善基础研究项目组织、申报、评审和决策机制，实施差异化分类管理和国际国内同行评议，组织开展面向重大科学问题的协同攻关，鼓励自由探索式研究和非共识创新研究。发挥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序社会作用，依托战略科技力量组织实施战略科技任务。三是处理好新型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的关系。健全并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提高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健全同基础研究长周期相匹配的科技资源配置、科技评价激励、成果应用转化、科技人员薪酬等制度，长期稳定支持一批基础研究创新基地、优势团队和重点方向，强化应用研究带动，鼓励自由探索，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和基础研究先锋力量。

加强科技基础能力建设，形成强大的基础研究骨干网络。科技基础能力是国家综合科技实力的重要体现，是基础研究的物质技术基础。一是协同构建中国特色国家实验室体系。统筹布局国家实验室、基础学科研究中心建设，着力推进全国重点实验室体系重组。二是构建定位合理、分工明确、优势互补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机制，优化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和新型研发机构等骨干力量差异化开展基础研究、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生态建设的定位与布局。三是科学规划布局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超前部署新型科研信息化基础平台，形成分布式、网络化的基础研究平台支撑体系。结合国际／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重大创新战略部署，系统布局前瞻引领型、战略导向型、应用支撑型设施建设，厚实基础研究的物质技术基础。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完善全生命周期管理，全面提升设施开放共享水平和运行效率。四是打好科技仪器设备、操作系统和基础软件国产化攻坚战。鼓励科研机构、高校同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提升国产化替代水平和应用规模，争取早日实现用我国自主的研究平台、仪器设备来解决重大基础研究问题。

建设基础研究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加强基础研究，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人才。必须下气力打造体系化、高层次基础研究人才培养平台，让更多基础研究人才竞相涌现。一是加大各类人才计划对基础研究人才支持力度。坚持各方面人才一起抓，在攻坚克难的创新实践中发现人才，培养使用战略科学家，支持青年科技人才挑大梁、担重任，不断壮大科技领军人才队伍和一流创新团队，争取涌现一批科学大师。二是完善基础研究人才差异化评价和长周期支持机制。构建符合基础研究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的评价体系，赋予科技领军人才更大的人财物支配权和技术路线选择权，实行人才梯队配套、科研条件配套、管理机制配套。三是加强科研学风作风建设。推进院士制度改革，更好发挥院士胸怀祖国、服务人民，追求真理、勇攀高峰，坚守学术道德、严谨治学，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四个表率”作用。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引导科技人员十年磨一剑，摒弃浮夸、祛除浮躁，坐住坐稳“冷板凳”。四是坚持走基础研究人才自主培养之路。深入实施“中学生英才计划”、“强基计划”和“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优化基础学科教育体系，发挥高校特别是“双一流”高校基础研究人才培养主力军作用，加强国家亟需的高层次人才培养，源源不断地造就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的基础研究后备力量。

扩大国际基础研究合作，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人类要破解共同发展难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国际合作和开放共享。越是面临封锁打压，越不能搞自我封闭、自我隔绝，而是要实施更加开放包容、互惠共享的国际科技合作战略。一是构筑国际基础研究合作平台。加强国际化科研环境建设，设立面向全球的科学研究基金，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参与或牵头国际大科学计划与工程，围绕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生物安全、外层空间利用等全球问题，拓展深化中外联合科研，主动融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拓展合作共赢的创新伙伴关系，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中提升科技自立自强水平。二是前瞻谋划和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参加或发起设立国际科技组织，支持国内高校、科研院所、科技组织同国际对接，提出全球性创新议题，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提高我国在全球科技治理中的影响力和规则制定能力。三是努力增进国际科技界开放、信任、合作。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以更多重大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的更大贡献，让科技成果为更多人所及所享，并有效维护我国的科技安全利益。

培育基础研究创新文化，营造创新友好社会氛围。创新文化是滋养创新精神、强化创新动力的基础性社会环境。我国几代科技工作者通过接续奋斗铸就的“两弹一星”精神、西迁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科学家精神、探月精神、新时代北斗精神等，共同塑造了中国特色创新生态，成为支撑基础研究发展的不竭动力。一是弘扬科学精神和科学家精神。在全社会大力弘扬追求真理、勇攀高峰的科学精神，广泛宣传基础研究等科技领域涌现的先进典型和事迹，教育引导广大科技工作者传承老一辈科学家以身许国、心系人民的光荣传统与科学家精神，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二是加强国家科普能力建设。强化全社会科普责任，促进科普与科技创新协同发展，构建新时代大科普发展格局。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线上线下多渠道传播科学知识、展示科技成就，树立热爱科学、崇尚科学的社会风尚。三是加强科学教育。在教育“双减”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构建校内、校外有机融合的科学教育体系，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索欲，培育具备科学家潜质、愿意投身科学研究事业的青少年群体。四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学习科技知识、发扬科学精神，增强把握科学发展规律、推动基础研究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能力，提升科技创新治理现代化水平。

04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不断强化基础研究顶层设计和系统布局，加快推动基础研究实现高质量发展。

2018年1月，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从完善基础研究布局、建设高水平研究基地、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提高基础研究国际化水平、优化基础研究发展机制和环境五个方面提出重点任务。2020年，《加强“从0到1”基础研究工作方案》、《新形势下加强基础研究若干重点举措》等规章制度，从优化基础研究总体布局、激发创新主体活力、深化项目管理改革、营造有利于基础研究发展的创新环境、完善支持机制五个方面切实加强基础研究工作。十年来，我国持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2022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支出为1951亿元，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经费比重已经连续4年超过6%。从投入来源结构看，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中约90%以上来自中央财政，2022年，中央财政本级预算中基础研究支出比上年增长7%。国家成功组织一批重大基础研究任务，引用排名前千分之一的世界热点论文占全球总量的41.7%，高被引论文占27.3%，在中微子震荡、铁基超导、量子信息、干细胞、脑科学、类脑芯片、纳米材料等基础前沿方向取得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大原创成果。我国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取得重要成就，如期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开启了全面建设科技强国的新征程。与2035年科技实力大幅跃升，建成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的新目标新任务相比，我国基础研究原始创新能力不足、顶尖战略科学家较少、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有待提升等问题仍然突出，科研选题机制、资源配置方式、组织管理模式、评价激励机制等与原创引领、高质量发展要求不相适应。

优化发展模式，构建新时代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新格局。一是在中央科技委员会领导下，建立全国统一、合理分工的基础研究体系。统筹基础研究战略布局、主体建设、资源配置和体制机制改革，研究审议国家基础研究重大战略、重大规划、重大政策，统筹解决基础研究战略性、方向性、全局性重大问题，解决主要战略科技力量分工模糊、科技资源配置粗放低效、科研选题碎片化、科技和人才政策协调性不足等难题，为原创引领、攻坚克难提供组织保障。

二是健全基础研究决策咨询机制，发挥好国家科技咨询委员会科技战略咨询作用。为中央科技委员会统筹推进基础研究体系建设和体制机制改革，制定国家基础研究重大战略、重大规划、重大政策，研究确定基础研究战略任务和重大项目，统筹协调军民科技融合发展等提供科学、前瞻、系统、切实管用的咨询建议。发挥好高端智库、战略科学家、企业家在咨询体系中的作用，服务科学决策。

三是坚持“四个面向”，走中国特色基础研究发展道路。全面布局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动态部署前沿探索、颠覆性创新等重大研究，突出科学、技术、工程、产业交叉融合。依托战略科技力量，聚集国内外一流基础研究人才，稳定支持一批基础性、挑战性强的原创引领攻坚任务。发挥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优势，主要开展好奇心驱动、前沿导向的探索性基础研究；发挥国家实验室和国家科研机构平台、任务、人才建制化优势，主要开展使命驱动、战略导向的体系化基础研究；发挥科技领军企业创新集成和组织平台优势，主要开展需求驱动、市场导向的应用型基础研究。完善选题机制，使重大科技问题带动与好奇心驱动的基础研究相互促进，系统推进学科布局、研发布局和人才布局。

增加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力度，优化科技资源配置机制。一是拓展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渠道，大幅增加全社会基础研究经费投入。2021年，中央财政科学技术支出3794.9亿元，占全国财政科学技术支出的比重为35.2%；地方财政科学技术支出6971.8亿元，占比为64.8%0.0。应优化财政科学技术支出结构，大幅提高研发经费支出占财政科学技术支出比重，引导多主体多渠道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确保2025年全社会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占研发经费投入比重提高到8%以上。建立中央财政基础研究投入增长机制，探索央地合作新模式，扩大政企联合基金规模，引导地方政府、科技企业强化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投入。鼓励企业、社会组织、个人以捐赠和基金等方式投入基础研究，在财政、金融、税收等方面给予激励相容的政策支持。

二是适应科研范式变革，优化基础研究资源配置模式。建立相对稳定的学科布局和灵活柔性的调节机制，在重点、前沿、新兴、交叉、边缘、薄弱等学科，多渠道提高投入，促进优势学科、潜力学科、短板学科和新兴学科协调发展，形成体系化布局。建立基础前沿重大项目弹性部署、滚动支持的常态化机制，形成自上而下设计与自下而上建议相结合的项目设置方式，建立稳定支持和竞争支持相协调的投入机制，保障科研机构、创新团队和科研人员更大的学术自主权。

加强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建设，完善培养、发现、使用机制。一是依托战略科技力量培养使用战略科技人才。加强基础教育阶段数理化等基础学科教育，加强新型研究型大学建设，推进科教融合、产教融合、军民融合。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人才培养，扩大理工科教师和学生规模，提高本科生、研究生培养质量。改进博士后制度，加强青年科学人才的培养使用，保证基础研究人才队伍源头供给。依托战略科技力量、平台、任务和开放合作，自主培养、使用高端人才，大力引进国际顶尖科学大师、战略科学家和基础前沿青年英才。

二是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攻坚克难的科研生态。大力弘扬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的科学家精神，营造良好基础研究科研生态，促进科学共同体健康发展。加强科学教育、科学传播、科学普及，促进全民提升科学素质，形成热爱科学、尊崇创新的社会文化氛围。建立以学术贡献和价值创造为导向的分类评价体系，优化评价激励，重视原创性评价。加强科研诚信、科技伦理制度建设和教育培训，加大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惩戒力度，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环境。

提升科技基础能力，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一是加强科研基础设施和基础条件平台建设。加快建设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实验条件平台。重视条件平台运行投入和开放共享，提高运行使用效率和效益。统筹布局国家实验室、全国重点实验室等高水平研究基地建设，注重国家项目和机构项目的衔接配合。大力支持科研手段自主研发与创新，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高端通用科学仪器设备设计研发，破解我国在实验材料、数据资源与数据中心、技术方法、工具软件等科研基础方法和技术手段方面的瓶颈制约。

二是扩大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实施更加开放包容的国际合作战略，打造优势领域“长板”，补上薄弱领域“短板”，布局新兴前沿领域新赛道。聚焦人类健康、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务实推进基础研究国际合作。坚持引进来、走出去并举，组织实施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倡导设立国际科技组织，支持我国科学家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国际科技组织，引导外籍科学家在我国科技组织和科研机构任职，办好一流国际学术期刊和学术交流平台。建立深层次基础研究合作机制，深化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双边、多边政府间及民间基础研究开放合作。加大基础研究计划对外开放力度，为国际合作与交流提供便利条件。加强国际化科研环境建设，提升大学、科研机构、实验室和团队开展国际合作的能力，拓展开放合作网络，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学中心和科技交流合作中心。（来源：《学术前沿》杂志2023年6月上（微信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