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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明川，男，浙大城市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李育松，女，浙大城市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工业化的兴起和全球化的持续推进，加速了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往来，促进了世界经济社会发展，但也对全球气候环境产生了不利影响，气候正义和全球气候治理问题日益凸显。在当下诸多应对气候危机的方案中，最为切实可行的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然而，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再到《巴黎气候协定》，世界各国始终难以在碳排放问题上达成一致，这一现实窘境使气候正义问题的复杂性更加突出。如何公平正义地分配各国温室气体减排量，成为实现气候正义的核心问题。既有研究多从政治哲学、生态伦理的角度切入，对于深入研究气候正义问题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但气候正义问题归根结底是发展问题，不能停留于政治、文化、伦理层面，还要把经济因素考虑其中，需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出发，聚焦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机制及其社会效应，对气候正义的出场逻辑、本质表征与实现路径进行总体性阐发与分析。一、气候正义问题的主要表现 气候正义是指人类在应对全球性气候危机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关于气候治理主体之间根本性的价值规范和道义准则，是一个涵盖坚持气候资源分配与责任义务承担的分配正义、坚持溯及既往的矫正正义、强调世代公平的代际正义、强调种际之间和谐相处的种际正义等的气候“类正义”概念。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1年“领导人气候峰会”上指出：“面对全球环境治理前所未有的困难，国际社会要以前所未有的雄心和行动，共商应对气候变化挑战之策，共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勇于担当，勠力同心，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联合国在2023年3月通过了气候正义决议，鼓励各国采取更加大胆、更为有力的气候行动。虽然诸多国家表现出对解决气候危机的积极态度，但如何在具体行动中实现气候正义，始终是一个难以妥善处置的问题。气候正义在不同主体的理论阐释和现实实践中表现出复杂多样的话语形式和伦理关切，分析气候正义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一项亟须完成的前置性工作。1.气候禀赋的先天不平衡先天的气候禀赋对特定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及其成效具有决定性作用，对其在推进气候正义进程中所展现出的态度、制定的方案、采取的行动等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在分析气候正义问题时，绝不能泛泛而谈权利与义务，而应首要考虑各国面临的客观气候条件。先发国家往往具有优质的气候禀赋，它们在最初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无需为气候环境所带来的发展阻滞而担忧。对那些并不具备优质气候禀赋的后发国家而言，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还要应对日益突出的气候问题，这也是导致其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从当下的世界经济发展格局来看，气候禀赋的先天不平衡所带来的气候正义问题非常清晰。首先，各国家和地区气候禀赋不同。对于气候禀赋较差且对气候变化异常敏感的国家和地区来说，每年仅在应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危害上就已困难重重，更不用说推动经济发展了。其次，各国家和地区应对能力差异巨大。气候变化将对全球生态系统产生重大影响，有些影响甚至是不可逆的，特别是那些对气候变化敏感和脆弱的地区。即使最发达的国家在面对“天灾”时也显得力不从心，更不用说经济基础薄弱的国家和地区了。最后，各国家和地区承载能力有别。发达国家往往具备更加优越的气候承载条件，而“穷国往往比富国更加倚赖于农业，这就意味着，它们在面对任何程度的变化时都比富国更为脆弱”。在全球性气候危机的背景下，欠发达地区民众生存权所受到的威胁远大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民众。综上，无论是从先天资源占有来看，还是从经济基础或者产业结构来看，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民众所占有的气候资源都比发达国家和地区要少，这是分析气候正义问题时必须首先考虑的客观因素。2.碳排放量的阶段性差异在分析气候正义问题时，不仅要考虑客观的先天气候禀赋，还要以历史眼光分析世界各国碳排放量的阶段性差异。忽略历史、空谈正义，本身就是非正义的表现，这也是当前气候正义所面临的现实难题。纵览人类碳排放史，1979年以前的碳排放量占当前世界碳排放总量的54%，1980—1999年期间增长部分的占比为15.3%，2000—2019年期间增长部分的占比高达30.7%。那些谴责后发国家在20世纪以来造成高排放的先发国家，显然刻意回避了自身在1979年之前的碳排放史。诚然，20世纪以来，后发国家在大规模的工业化中向大气层排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但是，那些工业化较早的、从20世纪90年代起就实现碳达峰并开始进入减排阶段的先发国家，能否以气候正义之名来指责这些后发国家的碳排放行为是非正义的呢？显然不能。如果按照人类工业革命以来的碳排放总量计算，那些已经实现碳达峰的发达国家的碳排放总量远远超过了现今的发展中国家的排放总量，更不用说人均数据了。若按照人均计算，美国和澳大利亚现阶段的碳排放量仍是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西等后发国家的8倍，即便是中国，其人均碳排放量也不及美国的一半。联合国在2007年指出，如果使发展中国家的每个人都拥有发达国家民众的平均碳足迹，那么人类需要6个地球才能够承受。3.气候代价的隐蔽性转移气候正义难以实现的另一重要现实成因是气候代价的隐蔽性转移。如果说发达国家的超高人均碳排放量是为了满足其奢侈性需求，那么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微不足道的人均碳排放量则仅仅是为了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即便如此，发达国家还以各种方式将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量占为己用。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主要表现形式有二。第一，生态资源的隐秘掠夺与统计缺场。当下世界通行的碳排放量计算模式，并未将毁林等因土地用途改变而导致的碳排放量统计其中。这一碳排放指标的缺场，有意无意地造成那些拥有丰富生态资源且以此为经济发展核心动力的国家和地区，成为生态掠夺的对象。资本在利用生态资源时不费分文，以资本增殖为目标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跨国集团对发展中国家乃至落后地区丰富的生态资源具有天然的渴求。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大多数拥有优越生态资源的发展中国家都遭到了严重的生态破坏，而生态环境的破坏进一步导致其气候环境的恶化、经济发展的停滞甚至倒退，使其陷入发展困境。第二，生态污染的产业转移与排放侵夺。在经济全球化和资本主义强势扩张的背景下，不少发展中国家受到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效仿或者直接引入外资来对本国产业结构进行转型升级。资本、技术、管理模式等的全盘引入，激发出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潜力，经济形势在短期内明显好转，但是也帮助发达国家实现了本国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产业的隐蔽转移以及对生态资源的隐秘掠夺，在为发展中国家带去生态污染的同时，还很可能永久性地侵夺“帮扶”对象的发展机会。4.气候援助的实质性缺失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在国际气候合作中，经济利益和政治意愿是合作最重要的制约因素。作为上层建筑的行为形式，政治决策归根结底取决于经济利益。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等国际性气候合约中，世界各国都曾表达过为气候变化负起责任的决心，发达国家也明确承认其有对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进行经济援助的义务。但从2011年加拿大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2019年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等现实例证中可以发现，大部分的发达国家在权衡气候正义和本国经济利益的时候毫无疑问地选择后者。一旦涉及本国利益，气候正义问题立刻被搁置起来。部分发达国家所遵循的“有利则来，无利则散”的行为逻辑，无法真正实现气候正义。二、气候正义问题的政治经济学本质 从政治经济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角度来看，气候正义问题本质上是资本逻辑下的发展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历史之境：资本主义扩张与全球气候破坏加剧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对作为资本主义核心程式的资本进行深入分析，对资本的增殖本性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尤为深刻的说明。一方面，“资本的合乎目的的活动只能是发财致富，也就是使自身变大或增大”。实现自身增殖是资本存在的根本目的和理由，是其固有本性。在商品所具有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二重性中，通过交换获取价值是资本实现增殖的根本目的，其运行的机制和逻辑在于利用“死劳动”支配“活劳动”，并将活劳动的劳动产品占为己有，通过市场实现产品商品化、货币化，如此循环。在此过程中，看似平等交易的背后隐藏着对工人剩余劳动的剥削、对自然资源的盘剥。客观而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以来，人类社会生产力得到空前提升。但是，资本主义在实现现代化的同时，也因其与自然生态以及气候环境之间的固有矛盾，把人类抛入严峻的全球性气候危机之中。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人与自然的对立不可避免。作为盘剥对象的自然生态资源往往被资本不费分文地攫取。如福斯特所言，资本主义“为了实现商品交换而对自然极尽掠夺”。在人类工业化发展初期，自然资源最大的使用价值就是作为生产原料参与工业化生产过程来实现资本增殖。作为使用价值本就不甚明显的气候资源，则被资本更加肆无忌惮地侵吞与破坏。随着气候危机逐渐凸显，气候资源的价值引起人们的普遍重视。实际上，对现代人类社会来说，气候资源的使用价值不仅表现为重要的社会再生产原料，还表现为对气候环境的保护价值。但是在资本循环中，资本对商品（含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不甚关心，它更加关注的是商品所具有的交换价值。以至于在资本全球扩张进程中，对气候资源进行肆意盘剥和破坏，致使全球气候日趋恶化。资本主义的全球延展和世界市场的不断开辟，在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为现代社会的主要生产方式的同时，也对全球生态系统，尤其是大气系统造成了系统性破坏。在过去的150多年里，大气中的温室气体随着工业生产的扩大逐步增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逻辑的驱使下，始终坚持利益最大化原则，完全无视资本扩张产生的碳排放对全球气候的影响。根据世界资源研究所、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等机构对世界各国温室气体排放所做的时间系列分析可以发现，在20世纪以前相当长的时间里，95%以上的人类温室气体排放是由缔结《气候公约》成员中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造成的；最近几十年来发展中国家的排放量才开始慢慢增长。这表明，当前大气中导致世界气候危机的温室气体绝大部分来自那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而且这些气体还在不断地通过累积效应对当前气候产生持续性影响。讽刺的是，在全球气候危机频发的当下，作为危机的始作俑者，这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发展及其资本增殖并没受到多大影响，但危机所造成的恶劣后果却由世界人民分摊。经过长时期的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然拥有了成熟完备的工业体系，并开始进行能源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有些革新方案已经颇具成效，但这并不能够消弭其对全球气候危机产生的历史影响，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不能掩盖历史事实，推卸历史责任。2.现实之维：经济全球化与气候危机全球化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表明，资本的增殖本性决定了其运动形式具有独特的时空诉求，“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流通空间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资本运动证明了马克思判断的科学性，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加速运作，客观上创造了一种全球化景观。资本全球化的进程与经济全球化和气候危机全球化的进程，是同一历史进程。如果说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资本时空运作的世界性表现，那么它作为全球气候危机之最大推手的现实运动机制是什么呢？全球化时代，一方面，资本在发达国家流通的“性价比”变低，不得不运用自己“敏锐的嗅觉”来探索新的增殖方案：“资本……力图从发达的空间移动到不发达的空间而后再回到发达的空间，而此时这里已经由于资本的剥夺而变得不再发达，如此循环往复。”另一方面，资本所展现出来的强大力量，使其成为任何一个想要生存和发展的民族、国家和地区无法抗拒的社会权力。资本附带制度的直接引入或效仿，俨然成为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但在这一进程中气候问题在世界范围内逐渐凸显。在资本的“指挥”下，部分欠发达地区所建立起来的产业体系除了涵盖资源、劳动密集型产业之外，还不得不承接由发达国家转移而来的高污染、高能耗的落后产业，不得不坐视乃至放任资本对本国人力资源、生态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只能通过大量出口资源密集型产品来获取更多经济利益，落后的产业结构又导致其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低下水平，在全球利益分配中始终处于被剥削的地位。3.发展之限：气候正义背后的发展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气候危机本质上是人类的社会危机。气候正义所诉诸的是现实经济关系的公平正义化，即发展正义。客观而言，由资本推动的经济全球化迅速扩大了世界交往，推动形成了世界分工体系，组织起体系化、规模化的世界生产，带来了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在气候正义的视域下，整个工业文明的发展以及其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关系和合作模式，都显现出非正义的一面。首先，通过产业转移进行气候资源剥削。作为人类本质力量的集中体现，科学技术在资本逻辑中已异化为实现资本增殖的核心力量。科学技术与资本的合谋，客观上塑造了当下非正义的世界产业链条。掌握高科技的资本主义中心地区对世界产业结构具有天然的支配权力，他们在推进自身产业结构创新发展的同时，向不发达地区转移了大量高耗能的低端产业。在这种产业结构和产业链条的重组过程中，碳密集型生产转移已然成为众多发达国家“出口”碳排放量的最主要方式。再加上广大发展中国家大都拥有丰富的资源型原料以及低廉的人力成本，在资本逐利的驱动下，发达国家更加迫不及待地向发展中国家伸出所谓的“援助之手”，建构产业体系，助力其工业化发展。这一行动的背后隐藏着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气候资源的无情剥削。其次，锁定产业位差，强化经济依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维持原有的世界利益分配秩序，通过各种手段误导、限制甚至干涉其他国家的发展模式，通过剥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来维持自身的优势地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手段是产业结构的位差锁定。先发的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前期积累和发展，拥有对世界产业链、价值链编目和排序的强大权力。它们通过强化专利限制、设置技术壁垒等方式，对其他国家进行技术封锁，甚至对其认为的竞争对手实施更为严重的打压政策，把科学技术政治化。在这种被锁定了产业位差的国际贸易体系中，发达国家的工业制成品与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型初级产品和原材料之间形成了巨大的价格“剪刀差”，这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剥削的现实表征，导致广大发展中国家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依附进一步强化，产业位差和价值链序列愈发变得难以打破。在应对气候危机时，广大发展中国家依旧需要依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技术援助，而在如此位差结构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谓的生态“援助”与气候“合作”等最终只会导致发展中国家对资本的愈发依赖，陷入更为深层的结构性发展困境。最后，制定严苛标准，扼制发展进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应对气候危机之名，利用自身优势，制定不切实际的、有利于自身的各项标准，以实现自身利益、遏制他国发展，这加剧了全球气候危机。这些国家无视各国各地区在发展阶段、发展水平、发展程度方面的现实差异，以保护环境、资源和人类健康为名，任意提高生态环境的衡量标准，蓄意制定远远高出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技术发展水平的严苛环境标准，限制对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进口，试图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施压，增加其减排责任，通过霸权工具剥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利以制约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进而将它们永远框定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郊区”。三、气候正义的中国方案 在气候问题危机四伏的当下，西方社会关于气候正义问题的讨论却远无定论，在现实层面的气候合作更是有名无实。中国秉持着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正确认识和分析经济发展和气候环境的相互关系，积极参与和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承担大国责任、展现大国担当，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促进全球气候正义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1.绿色发展：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气候问题本质上是发展问题，要想从根本上消弭危机，就必须从经济发展模式的改革着手。战胜自然、控制自然、规制自然是西方一以贯之的思维前见。在现实的经济运行层面，西方现代化所采用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不可能发生根本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很难从根本上解决气候危机。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发展之路，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气候治理。首先，中国式现代化在发展理念上实现了根本转换。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一种根本不同于“人类中心主义”“生态资本主义”等理念的全新理念，它既具有共产主义文明的先进性，又兼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远的精神灵性，把人与自然从传统的二元对立关系辩证地转换为共生共存的对象性关系，有效消弭了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紧张对立，是人类发展理念上具有非凡意义的重大转折。其次，中国式现代化在发展方式上实现了系统变革。作为解决全球气候问题的负责任大国，中国立足“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积极倡导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将生态治理现代化上升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尤其是在发展模式与生态保护的关系方面，充分认识到“绿水青山既是自然的本色，又是经济发展的底色；既是自然财富、生态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在此基础上，全面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系统变革传统生产方式，全面打赢蓝天白云保卫战，实现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赢。生产方式的系统性变革，为从源头上解决气候危机提供了可能。最后，中国式现代化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先进典范。中国积极履行气候治理的各项义务，在2020年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习近平主席代表中国政府向世界郑重承诺，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意味着中国将完成全球最高的碳排放强度降幅，用全球历史上最短的时间实现碳达峰达到碳中和，需要付出极其艰巨的努力。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中国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中国建立二百亿元人民币的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用以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气候治理，为应对全球气候危机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为世界上诸多探索绿色发展之路的国家和地区提供中国智慧，为全球气候治理树立先进典范。2.合作共赢：推动全球气候环境共建共享气候危机之所以是全球性危机，就在于危机来临时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无法独善其身，这是人类的共同危机与共同命运。但由于各国在思想谱系、制度属性、文化传统、利益诉求上存在差异，在现阶段的气候合作中很难形成共识。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消除思维前见，搁置意识形态分歧，以历史的、人类世的眼光来看待气候危机之消除对于人类利益和自身利益的重大意义。中国大力推动全球气候环境共建共享，正是基于这一原则的科学认识。较之于其他生态环境，气候环境的共享性、共建性更加鲜明，更需要全球合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应对气候变化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不应该成为地缘政治的筹码、攻击他国的靶子、贸易壁垒的借口。”“中方欢迎各国支持《巴黎协定》、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更大贡献。”“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推进全球生态治理合作共赢的典范。参与“一带一路”的大多是发展中国家，相比于保护生态环境，它们更注重本国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方式多为简单粗放型，这导致其国内资源环境压力不断增大，资源环境问题不断叠加，同时由于其科学技术水平相对落后，难以应对生态环境面临的严峻挑战。中国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基于沿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同的历史责任和发展能力，积极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能力建设等方面的支持，以绿色投资、绿色科技、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等助力沿线国家经济发展和气候治理，共商共建共谋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在推进经济发展与气候合作方面起到显著成效，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了合作典范。3.各尽所能：构建气候治理多边主义新局面应对气候危机、实现气候正义必须抛弃传统的霸权思维，在尊重各方诉求的基础上，围绕共同的现实问题各司其责、各尽其能，开启全球气候治理多边主义新局面。为此，中国始终以身作则，遵循“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积极呼吁、推进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援助工作的落实。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在国际性讲话中指出：“面对全球环境风险挑战，各国是同舟共济的命运共同体，单边主义不得人心，携手合作方为正道。”发展中国家要努力推动本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绿色转型，发达国家在履行减排承诺的同时，还要正视自身的社会责任与气候责任，引导社会投资进行生态友好型投资，调适甚至约束对碳密集型产业的投资，要积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应对气候危机、优化产业结构所必需的资金、技术和人才支持。总之，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其应对气候危机以及气候正义问题的态度不会改变，中国将继续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百分之百承担自己的义务。始终坚持和推动以多边主义应对全球环境风险挑战，为解决全球气候正义问题展现中国态度、贡献中国方案。编辑：刘一 文章见《中州学刊》2023年第9期“经济理论与实践”栏目“绿色低碳发展研究”专题，因篇幅所限，注释、参考文献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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