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农产品供给保障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高原（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

农产品是初级产品中的一项重要类别。农产品供给保障关系到人民食物消费水平、经济平稳发展和国家安全稳定。新古典范式下农业经济学领域的农产品供给保障研究，主要是围绕“食物安全”概念，进行影响因素、决策行为及福利变动分析。古典政治经济学从农业作为重要的经济部门加以分析。经典作家对农业部门在原始积累中扮演的角色、农业的生产组织形式、以及农业土地所有制和地租性质展开了大量讨论。后来的农政研究与早期发展经济学仍密切关注这些主题。这一脉研究的重心是农业部门对于资本积累的作用，本文则集中从农产品作为人类社会基础性物质资料和作为商业及金融资本利润实现载体的属性出发，阐明农产品供给保障的双重意涵，探究新发展阶段中国农产品供给保障面临的主要挑战以及如何应对。

（一）从农产品的经验特性到其政治经济学属性

农产品具有独特的生物及物理属性。首先，农产品作为当前地球上人类食物的最终来源，具有使用价值特殊性。其次，农产品来自植物、动物等生物，其生产过程虽受人类影响但无法与自然作用及生物本身的生长过程剥离开来，由此具有生产过程特殊性。最后，农产品具有产品品类特殊性。地球上的动物植物数以百万计，但人类甄别或驯化而能够成为农产品来源的，仅占极少部分，且无法持续增加。农产品的品类有限性，与其他初级产品类似。

农产品这些经验特性，使其在进入人类社会、参与经济循环之后，具有了特殊的政治经济学属性。第一，农产品是一种人类社会必要的基础性物质资料。农产品作为食物的使用价值，使其成为社会稳定、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的基石。第二，农产品也是流通领域的商品，是商业与金融资本谋求利润实现的一种载体。农产品因其特殊的使用价值和产品品类有限性，从而具备成为所谓大宗商品的潜力。作为大宗商品的农产品又可以进一步成为金融资本投机的标的。从世界范围看，农产品这种以商业和金融资本谋利载体形态的存在，与农产品作为支撑人类社会存续的基础物质资料的存在，形成鲜明的张力。

（二）农产品供给能力影响实际工资、物价水平和增长路径

作为基础性物质资料的农产品，其供给能力直接影响经济增长路径。早在20世纪50年代，波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卡莱茨基即对此进行了系统阐释。随着工业化展开和城市人口扩展，食物需求增加，农产品价格上涨，带动整体物价水平上涨，进而带来工人实际工资下降。这会减损工业部门扩张动力，降低资本积累速度。面对农产品供给瓶颈，如国家对工人进行工资补贴，因农产品供给未有提高，反而会刺激通货膨胀加剧；如进口农产品，又会挤占宝贵的外汇储备，减少资本和技术引进，也会导致国际贸易收支失衡。由此，提高农产品供给能力，尤其是在低收入阶段提升口粮供给能力，是落后国家必须突破的重大挑战。

（三）农产品价格波动是宏观经济运行中不可忽视的风险来源

作为商业和金融资本谋求利润载体的农产品进入经济循环形成的风险渠道，集中体现为农产品价格波动。农产品价格波动会导致农产品生产者收益预期的不稳定，进一步影响生产者包括投资、技术选择和要素投入等方面的经营决策。农产品价格波动也会通过价值链及其嵌入的生产网络传导，由此产生的对国民经济总量的影响，将会超出农业部门本身的份额而出现乘数效应，可能成为宏观经济运行中的系统性风险。

（四）农产品供给保障的双重意涵

农产品的政治经济学属性揭示出农产品供给保障具有双重意涵。其一，它指的是农产品总供给需要与农食总需求相匹配。其二，是需要防范化解围绕农产品供应链而对国民经济产生的重大系统性风险。双重意涵之间具有相互作用：提高农产品供给能力，使农产品总供给与农食总需求尽可能匹配，本身即为防范化解围绕农产品供应链产生的波动及冲击风险创造了应对能力和政策余地。防范化解围绕农产品供应链行成的系统性风险，也为稳定农产品生产者价格及成本预期，从而稳定农产品供给能力，创造了基础条件。

（一）农业生产单位的要素利用与技术选择

在农业生产基础条件保持不变的前提下，一个生产单位内部的要素利用和技术选择，决定了农产品供给水平。传统要素的价格大幅下降非常困难。只有通过工业化，建立现代化的支农工业部门，为农产品生产提供现代化要素，才能够借助工业部门的规模经济效应，降低现代化要素的生产成本和出厂价格，使农民更加便宜地使用到这些现代化要素，进而提升农产品供给。

生产者对于新技术的采纳，是农产品供给持续增长的关键。研发新技术往往超出个别生产者尤其是小农户的能力，而只能由外部提供。新技术向生产者推广，也需要有组织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来实现。这需要有合适的制度或政策为生产者提供融资，以及通过保险或其他组织方式对冲技术采纳风险。在收益分配上，农村产权形式要使技术采纳的预期收益能够归生产者所有，才能对其应用新技术产生激励。

（二）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

超出个别生产者的建设能力、需要个别生产者之外的具有社会属性的经济力量发挥作用而影响农产品生产的那些物质与社会因素，是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物质性的基础条件，包括兴修水利、国土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等；社会性的基础条件，包括农业科技研发与推广，农民教育与培训，农村医疗和卫生公共服务等。这些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往往附着在土地或特定国土空间上。改善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需要对农业和农村进行超出个别生产者能力的长期投资。

前述农业生产单位内部微观效率的改进，高度依赖于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例如，使用化肥需要先行改善灌溉条件；使用农业机械，尤其是能够同时实现种植模式优化的农业机械，要对土地进行整治；设施农业需要电力和能源供应；投入农用运输车辆需要修建农区道路桥梁；采用良种需要现代育种机构体系支持；新技术的示范推广需要建设农业试验园区；农民技能的提升需要建设农民职业培训体系；改善农民身体状况和劳动能力需要在乡村实现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的普及。没有农业生产基础条件的预先改善，实现个体生产单位内部微观效率的改进是困难的。

（三）农业经济的组织和制度

适宜的组织及制度可助力生产者内部效率改进和农业生产外部条件改善。在具有悠久小农经济历史的发展中国家，变革农业组织和制度以提高农产品供给能力需要解决三个关键问题。首先是，如何形成超越小生产尺度的社会劳动和更高的生产力水平，使农业按照“社会化的方式”、凭借“农艺学的自觉的科学运用”来经营。中国探索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曲折历程揭示出，寻求合宜的农业经济组织与制度形式，复杂性超出了经典作家最初的设想。其次是如何实现对农业生产基础条件的持续投资。从中国农村发展的历程看，改善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需要在国家公共投资主导下，市场、企业和农户协同参与，也需要农村集体“统”的一面发挥承接作用。这是新型举国体制在农产品供给保障中发挥作用的具体体现。这样的特点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围绕农业生产基础条件而发生的资本循环的时间尺度远超于农产品本身的生产周期。最后是如何兼顾庞大农民人口的生计需求。一种组织和制度形式，其在克服小农局限性和大规模投资上可能是能够做到的，但是如果导致庞大农民群体被剥夺了维持其基本生计和社会保障的生产生活条件，那么也将是灾难性的。虽然小土地所有制和小农经营具有经典作家反复论证的局限，但在保障农民生计上，作为一种分配关系，有其关键价值。

商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自我循环与生产领域的价值创造之间的矛盾，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重要特征。分析农产品供给保障面临的风险，也需要分析农产品参与经济循环的过程中以商业资本及金融资本形式存在的风险。在主权独立的国家之内，国家政权具有节制农产品供应链上资本矛盾性后果的力量。然而，在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领域，主权国家的权力往往力有不逮。当今帝国主义式的全球资本循环体系，也并未创造出应对资本内在矛盾的妥善方案。

（一）农产品供给保障对于国际贸易的依赖性持续增加

农产品生产对特定气候和区域自然条件的依赖决定了农产品国际贸易具有持续发展潜力。19世纪的蒸汽轮船、火车，以及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远洋巨轮、集装箱和冷冻技术等发展起来以后，极大地降低了贸易成本，使谷物等低值农产品的长途贩运成为可以谋利的生意。二战后多边贸易的基本治理框架关贸总协定一直在推进全球贸易自由化，而农产品贸易直到1986-1994年的乌拉圭回合谈判，才开始大幅削减贸易壁垒。这背后的深层动力则是拉美国家债务危机和新自由主义思潮下的跨境资本流动、全球金融市场自由化、知识产权保护以及跨国公司崛起。到2019年，全球已经有超过20%的人口，其食物摄入热量需求的33%需要依靠进口农产品满足。所有被摄入的脂肪、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分别有超过30%、20%和15%通过进口农产品满足。

（二）国际农产品供应链的垄断化及农产品大宗商品的金融化

在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同时，国际农产品供应链愈发集中地掌握在少数跨国企业巨头手中。一类巨头从流通领域入手，通过控制大宗农产品的流通渠道，而形成对全球农产品供应链的控制。这些巨头凭借国际金融资本的支持，从控制流通环节和农产品现货出发，向上和向下控制生产、运输、加工和营销等价值链上的其他环节，形成垄断优势。另一类巨头，通过控制生产领域中的关键技术和生产要素，加上雄厚资本作为技术推广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后盾，对于特定品种的农产品生产形成了巨大影响力。

农产品贸易自由化，以及巨头对国际供应链的垄断性掌控，为农产品被形塑为所谓的大宗商品创造了基础条件。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金融自由化和资本跨境流动，农产品大宗商品又展现出了金融化趋势。一是，围绕农产品大宗商品而形成金融衍生品市场，成为投机交易的场域，使农产品价格出现超出实体经济供需基本面的波动。二是，农产品以及其他大宗商品的库存，被作为融资的抵押品，从而与金融市场本身的流动性挂起钩来。一旦农产品完成了大宗商品化及金融化，它就从最初作为满足特定需求的使用价值，从作为居民消费品和产业资本的中间投入或原材料，变为商业及金融资本寻求利润的特殊商品形式与投资形式。

（三）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及地缘政治冲突通过农产品供应链扩散风险

嵌入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使农产品供应链承载着金融与货币周期性波动所带来的风险。当全球货币金融条件宽松时，大量流动性被释放，货币涌入农产品大宗商品的期货及现货市场，推高农产品价格。流动性充足时，机构投资者具有较强加杠杆的能力，农产品金融衍生品市场上充斥投机交易，同时放大了现货市场价格波动，导致居民消费和产业资本利用原材料的成本随金融市场的波动而波动。一旦流动性出现收缩，货币从期货、现货市场撤出，农产品价格下跌，这又使生产者猝不及防。

美元是国际贸易计价和结算的强势主导货币，农产品等大宗商品的交易亦莫能外。美元价格走强，以美元计价的农产品价格下跌；美元走弱，农产品价格则趋强。两国间的农产品贸易，如用美元计价，又会受到两国各自货币相对美元汇率波动的影响，额外承担一层风险。美国国内加息、降息、刺激计划等操作，通过美元这一中介向世界传递波动风险。由此，利用国际市场获取农产品供给，在获得贸易收益的同时，也承载着自外部输入风险的可能性。

地缘政治冲突的上升，为农产品供应链增加了新的不确定因素。一旦爆发冲突，农产品供应链可能受到波及而卡断，使依赖于这些供应链的农产品进口国出现食物短缺和价格飙升。以制裁为名，禁运、冻结外汇储备等经济与金融的武器化行为，也将导致货币价值和汇率大幅波动，对全球农产品供应链和食物供给产生间接冲击。

步入新发展阶段，农产品供给保障面临两个维度的结构变迁。从农产品总供给与农食总需求相匹配的维度看，伴随着国民收入的持续增长，变动了的食物需求结构为农产品供给提出了新的挑战，需要在稳定粮食供给的基础上，进一步保障整个大食物体系的有效供给。从防范化解围绕农产品供应链产生重大风险的维度看，当前全球地缘政治冲突明显加剧，国际供应链与货币金融体系展现出潜在的重构潜流，需要防止本币与农产品大宗商品之间比价出现巨大波动，减震供应链与货币金融动荡产生的风险内溢冲击，保障居民消费及实体经济平稳运行。

（一）食物需求转型与大食物体系有效供给挑战

自2007年以来，不计入进口粮食，国产粮食的人均占有量已经超过400公斤这一国际粮农组织提出的粮食安全线。取得这一成就，是国家在农业生产基础条件、农业经济的组织和制度，以及农业支持政策体系等方面持续不断探索努力的结果。

与此同时，城乡居民食物消费转型为农产品供给保障提出了新的挑战。随着国民收入增长，班尼特定律作用凸显，居民口粮需求趋稳，而肉禽、蛋奶、水产、蔬菜、水果等农产品需求呈持续增长的趋势。多项农产品品类存在较大的供需缺口，需要依靠国际市场满足需求。我们测算发现，大豆、肉禽、蛋奶等农产品需求，以2019年为基期距未来峰值仍有18.5%-34.1%的上升空间。而为了保障肉禽、水产、蛋奶等动物性农产品供给，饲料粮的高需求所派生的粮食供给压力将长期存在，粮食供求总量将持续处于紧平衡状态。面对新的农食需求结构，农业增产、提质和降成本仍任重道远。

（二）全球供应链与货币金融体系再构型风险的挑战

农产品供给保障面对的另一新挑战是农产品进口量的增长与国际农产品供应链风险上升之间的张力。从主要发达国家的政治倾向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质疑全球化合理性、推崇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的政治纲领不断扩大其支持者。政治上的孤立主义抬头，逐渐传导到贸易与产业政策领域。各主要国家对于全球供应链不确定性的顾虑已大为上升；包括大宗商品在内的主要产品供应链的韧性与可控，成为政治经济决策中权重日益上升的因素。同时，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与货币体系日益展现出其政治性乃至武器化的一面。剥夺被制裁国参与美元体系的资格成为一种常用手段。美元体系展现出的这种不确定性成为重大风险隐患。

为应对国内食物需求转型和国际农产品供应链风险上升这两个挑战，首先要在战略目标上，牢牢把握“口粮绝对安全、谷物基本自给”“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的大方向。需要认识到农产品供给保障是中国国家安全与发展战略中最为重要的环节之一，不能懈怠。

其次，农产品供给保障必须立足于国内农产品供给能力的提升。为此，一是树立大食物观，拓宽食物来源。二是探索与新发展阶段变化了的农产品需求相适应的农业生产组织与制度形式，提高农业要素与资源配置效率。三是持之以恒建设和改善农业生产基础条件，重点补齐新阶段凸显的短板，在种业翻身仗、农机装备研发、高标准农田建设、土地整治与村庄更新、农民教育与技术培训、农产品及要素供应链升级、智慧农业与数字乡村等有助于农产品增产、提质、降成本的领域中，不断寻求突破。

最后，需防范围绕国际农产品供应链形成输入性风险，影响国内居民生活消费及实体经济运行。为此，一是有必要针对需大量进口的农产品品类，逐项研判其国际供应链的风险程度。针对风险高的农产品，探索国内供给能力提升方案；同时与国内农产品生产布局联系起来，可以扩大高风险品类国内种养殖面积，调减相对低风险品类面积。二是坚持建设和维护农产品储备体系，为应对农产品价格波动做足准备。在国际农产品价格大幅波动时，凡是具有国家主导的战略性储备的国家，可以从容应对，凡是放弃国家战略性储备的，往往遭受重创，甚至发生食物危机和社会动荡。三是，推动更为安全和公平的国际农产品贸易与供应链治理方案。应在国际上反对将具有国际公共品属性的货币金融机制加以武器化，倡导一种拒绝将关乎人类基本生存权的农产品贸易及供应链作为制裁工具和打击手段的共识，并且推动建立维护这些共识的治理和制度框架。（来源：乡村发现转自：《教学与研究》2023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