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策略] 王亚华：笃行乡土话三农 慎思治道谋振兴

2023年9月27日，清华大学文科沙龙第29期“多学科视野下的乡村振兴”在清华大学教师发展中心举办。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农村研究院执行院长王亚华，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中国农村研究院兼职研究员王天夫，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国农村研究院兼职研究员李朝阳应邀参与讨论，沙龙由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法学院兼聘副教授陈天昊主持。本次活动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共有近41.5万名观众同步参与。

图 | 沙龙现场（左二为王亚华）

身为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执行院长，王亚华已致力“三农”问题与乡村振兴多年，他深谙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对于补齐国家现代化短板、稳定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重要意义。在解码“乡村振兴”的过程中，王亚华借助生动而具体的案例，深入浅出地剖析了产业振兴、乡村治理、数字乡村、农村空心化等关键议题，并为我们揭示道：“如何实现兼具‘山水田园风光’与‘现代化生产生活条件’的未来乡村愿景？”这一问题的答案，或许就藏在乡村自身的潜力与后劲之中。

产业振兴是乡村五大振兴之首，直接关系着乡村的就业增收机会与人才吸引能力，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前提。在王亚华看来，乡村并不具备发展所有产业的条件，因此，找准乡村功能定位、发挥乡村比较优势，是推动乡村产业兴旺的关键。以香港荔枝窝村的复兴历程为缩影，王亚华详细阐述了将“乡村功能”转变为“产业效能”这一发展思路的现实价值。

王亚华指出，乡村具有三大基本功能，即经济功能、生态功能和文化功能。荔枝窝村能够成功振兴的关键便在于充分激活了自身的天然生态优势，以繁茂的风水林维护生物多样性，由此发展成为香港地区不可多得的休闲游憩和生态保育场所。随着荔枝窝村重焕生机，其所承载的乡愁文化功能也得到放大，迁走的居民陆续回迁复耕，来自城市的新农户逆向扎根，这又进一步带动了当地的农产品发展，使其经济功能恢复良性运转。短短十余年，荔枝窝村就依靠比较优势，实现了从“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的蜕变。

王亚华补充道，从更深层和更长远的视角来看，香港处于成熟后现代社会发展阶段，其乡村振兴经验对于内地乃至其他国家的乡村振兴都具有一定的前瞻价值。荔枝窝村的振兴实践不仅验证了以乡村功能撬动产业效能的可行性，还向我们表明，逆转乡村与城市之间的要素流通关系，化单向流出为双向流动，对于乡村振兴具有深远意义。

乡村治理与乡村振兴互为表里，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是构建形成乡村治理新格局的重要思路。王亚华认为，“三治融合”若要产生理想成效，既要各司其职，即“以自治消化矛盾”、“以法治定纷止争”、“以德治春风化雨”，更要有的放矢，着重完善村民自治。

王亚华进一步指出，以自治作为乡村治理的基石，是顺应乡村社会运作逻辑的选择。不同于城市的“陌生人社会”，乡村至今仍保留着鲜明的“熟人社会”特征，这意味着非人格化的科层管理体制很难完全融入沿亲缘、地缘关系层层推开的乡村社会格局。因此，提炼并升华乡村的原生治理模式，合理维护村民自治空间，释放自治对乡村治理的引擎作用，正是“三治融合”机制得以落地的关键。

自治的核心在于激活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社会机制，它既包括农民之间的互助行为，也鼓励村民自组织带头人的出现。王亚华认为，成熟的农民自治能够创造性地解决乡村治理的“两个最后”顽疾，即公共设施的“最后一公里”和公共服务的“最后一米”。例如，依靠“用水户协会”规范农村基层农田灌溉沟渠建设，能够有效化解小微水利遍地开花的问题；再如，山东乐陵推行的“互助积分养老模式”、北京大兴探索的“养老社工服务模式”，都切实地改善和提升了当地的养老服务水平。此外，王亚华还以贵州塘约村的脱贫致富经验为例，强调了乡村自治在革除陈规陋习、重塑乡土观念方面的文化振兴潜力。

图 | 王亚华在沙龙现场

随着数字技术日渐浸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把握数字化转型机遇已经成为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意。乡村振兴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需要紧追数字东风，加快数字乡村建设，让广大农民共享时代红利。

王亚华认为，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振兴应当着眼于“三项重点”：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其一，以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发展。一方面，农业关系着国计民生，将现代信息技术成果应用到传统农业的生产、管理、销售等环节，积极发展智慧农业，用数字化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是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发展的基础场景。另一方面，数字技术也有助于孵化农村新业态，如火如荼的乡村旅游、方兴未艾的认养农业、令人耳目一新的云享农场等，都在拓宽乡村发展的可能性。

其二，以数字基建升级乡村建设。这既是实现农村生产现代化的必要基础，也是改善农村生活条件、缩小城乡差距、加速人才回流的前提条件。

其三，以“互联网+”创新乡村治理。对此，王亚华特别分享道，数字技术与乡村治理的结合并不一定十分复杂。他的一位学生曾专门调查过“智治”对村务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哪怕只是简单地建一个微信群，都可以显著提升村务的办理效率，并有效维系外出人员与家乡之间的情感联结。至于电子政务小程序、移动互联网应用软件（APP）等信息终端的不断涌现，则将更多数字红利引向乡村，使农民成为数字时代的受益者。

谈及“农村空心化”困境，王亚华表示，应当以各村庄的实际情况为基础，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原则，有针对性地制定乡村发展规划，从源头化解农村的人口与人才流出问题。

王亚华认为，《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的“分类推进乡村发展”部署，即对破解农村空心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文件依据不同村庄的发展现状、区位条件、资源禀赋等因素，将我国现存村庄归为四类：具有一定比较优势、有潜力迸发新动能的集聚提升类村庄，地理上邻近城市、可以承接城市功能外溢的城郊融合类村庄，自然历史文化特色资源丰富、值得保留原有风貌的特色保护类村庄，以及先天条件不利于生产生活或人口流失特别严重而建议复垦还绿的搬迁撤并类村庄。

王亚华指出，第一类村庄是乡村振兴的重点，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典型发展案例都来自这类村庄中的佼佼者。例如，如今游客络绎不绝的丫山景区在15年前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贫困山头，全村户籍人口仅600人，常住人口更是不足100人。然而，一位土生土长的丫山乡村企业家看准了当地的生态资源优势，大胆带领村民进行旅游开发，用十年时间将无人问津的“穷乡僻壤”改造成了年客流量百万、收入达数亿元的“热点村庄”。据不完全统计，当地的常住人口业已增至1200余人，是早前常住人口数量的十倍之多。由此，王亚华强调，立足乡情探索多元化发展路径，注重有限资源向重点区域集中，并且充分发挥乡村自身功能，是解决农村空心化和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

活动尾声，王亚华表示，乡村振兴本质上是乡村从传统文明迈向现代文明的转型过程，这离不开农民的主体作用，更需要全体人民的共同创造，他相信，经过全社会的携手努力，乡村振兴的美好愿景一定能成为现实。

图 | 王亚华在沙龙现场

（来源：清华文科微信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