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婷婷 张辛：财政金融协同支持农业现代化的影响效应研究

谢婷婷 张辛（新疆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新疆财政与金融协同创新研究中心教授；新疆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硕士研究生。）

一、引言

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三农”问题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议题，连续十九年成为中央一号文件关注的重点。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农村战略的部署，也提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可以看出，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对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在国家政策引导和多方共同努力下，近年来我国农业现代化水平有了较大提升，但农业基础设施薄弱，科技支撑能力不强，农业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发展质量效益不高和竞争力不强的现实依然存在，这极大制约着我国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在资金来源中，金融资金对于农业发展来说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肖卫东，2022）。然而，金融特别是商业性金融具有“追本逐利”与“嫌贫爱富”的性质，使其并不倾向于在经济效益相对较低的农业农村地区大量投资（张林、温涛，2019）。这既需要政府财政支持保障，也需要金融体系动员各种金融资源参与。财政金融协同支持农业现代化指的是运用财政和金融的相互协作，使二者得以有效结合并产生更加显著的协同效应，从而影响农村资金配置，促进农业现代化的全面发展。因此，必须采取财政金融协同联动的措施，借助资金的杠杆效应，通过积极推进城乡资源的有效整合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有效解决农业农村发展中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由此进一步促进和支持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为其作出积极的贡献。

金融在农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关于金融支持农业现代化发展方面，学者早已获得共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必须有资金的支持和制度的保障，以提高农业生产率（Glodsmith，1969），因此金融资源的投入是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关键要素（Gary，2007）。在实证研究方面，学者应用了Pagano模型探究农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金融支持路径的可行性和有效性（顾宁、余孟阳，2013），甚至从数理角度构建并证实农业对资金的需求（宋坤，2016）。这些研究都表明，金融可以为农业提供融资、信贷、担保和保险等多种服务，从而有效推动现代农业发展。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数字金融可以减小传统金融的区域排斥限制（何宏庆，2020），特别是在农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起到了“加速”门槛效应的作用（杨雪云、时浩楠，2021），显著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刘艳，2021）。

但金融体系的逐利性在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这就要求财政发挥福利性优势。随着农村金融支持力度的加大，要提升财政金融支农的支持效果，必须将二者有机结合在一起，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才能使金融资金有效支持农业发展（温涛，2010）。经过财政金融协同支农效率的测算，得出的结论表明，在支持乡村产业兴旺方面，财政金融协同支持的效率显著高于单一财政支持的效率（谢婷婷、轩露云，2022），从而影响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效率。然而，有研究发现，财政和金融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支农协作机制、农业投入规模偏小、涉农贷款的供需失衡等问题成为财政与金融在农业领域协同发展的重要障碍。

综合上述文献可以发现，以往研究基本从全国层面以单独分析财政或者金融对农业现代化中的其中一种效应为主，但对粮食主产区以及财政金融协同角度的研究相对较少。财政金融协同能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农业现代化？影响是否与城镇化率有关，是否存在门槛效应？探讨财政金融协同发展对农业现代化的影响不仅在学术上拓宽了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影响因素的研究，而且对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从粮食销售情况看，粮食主产区农户人均售卖粮食总数占全国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可见粮食主产区的重要战略影响力，其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我国农业现代化总体发展水平。鉴于此，本文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尝试以下三点创新：第一，从协同的视角展开研究，构建粮食主产区下的财政金融协同与农业现代化的研究框架，旨在探讨其作用机理、协同路径与影响效应；第二，以我国粮食主产区13个省作为样本，分析我国粮食主产区农业现代演进背景下财政金融协同与农业现代化的框架；第三，以城镇化水平作为门槛变量，并且通过农业现代化的分项异质性检验，以揭示财政金融协同对农业现代化影响的具体特征。

二、理论分析

（一）财政金融协同对农业现代化的影响机制分析

农业现代化一词在中国由来已久，早在196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便提出四个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就是通过高新技术与农业机械及现代农业管理模式等方式对传统农业进行改造，从而使其向当代先进的现代农业转变，这一转变过程就叫做农业现代化（杜志雄，2021）。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逐步转变需要财政和金融互帮互助、相辅相成，协同促进农业现代化多个领域的发展（张林、温涛，2020）。事实上，财政和金融的协同作用对促进农业现代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它们各自的优势发挥中，并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灵活地融入资金融通和基础支持等方面的实际需求并展开互动交流，进而使财政和金融二者协作配合达到“1+1＞2”的目标，实现农业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由图1所示。

财政服务推动农业现代化致力于通过惠农政策、农业补贴等方式，实现提升劳动生产率、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目标（程智强、程序，2003）。从金融发展来看，金融发展有利于将储蓄变为投资，并创造更大的流动性效应以促进资本的形成（Bodie & Merton，1998），明显增强了农户购置农机的能力，推动了农业机械化的提升。并且，以储蓄-投资转化机制下提供的农业贷款将支持乡村持续性自主创新和经营规模化生产，对资源配置结果产生积极改变（Beck T et al.，2000），引导科技进步和先进管理模式的引入，提供有针对性的金融创新产品以带动乡村产业的繁荣，从而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

财政与金融领域对农业发展的支持有着不同的路径、方法及资金属性，尽管如此，二者的共同目的仍是优化社会资源的配置效能。并且，这两个支持方式之间可以相互补充、协同作用，促进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绿色发展等多个领域的发展（姚凤阁、王兆勋，2022）。基于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内涵与方向，财政金融协同对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即提升劳动生产率、改善农民生活水平、优化产业体系建设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首先，金融与财政之间的协同作用主要体现在财政资金撬动和风险承担这两个机制，通过补贴贴息、投资补贴、税收减免、设立担保等措施为金融资金支持农业现代化的投入提供导向和风险补偿。一方面，金融实质上是资金的融通，因为农业产业所带来的收益回报相对有限，资本本性的逐利倾向促使其往往难以进行有效的推进，同时农民所面临的高涉农贷款利息制约了农业现代化发展所需的资本投入。这种情况对于农业现代化进程形成了一定的资本需求上的障碍。此时，财政杠杆效应可以发挥积极作用，通过引导社会资金和金融机构向农村投资，降低农民借贷的准入门槛，为全面推动农业基础设施完善、农业生产技术创新和农业大数据平台搭建等提供了重要的条件。同时，可以通过引导金融机构开展创新的农村金融产品、建立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等方式，促进农村金融服务供给主体更加多元化，有助于把更多的服务形式涵盖到农村金融服务之中，同时，还可以通过激发传统农业衍生的相关产业如加工业、制造业、餐饮业以及旅游业等领域的发展，为农村产业体系的优化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农业生产存在风险性和不确定性，具有生产周期长、科技转化率和商品转化率低等特征，对金融支农实现农业现代化带来了挑战。为了支持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财政可以通过风险补偿和贴息补贴等策略分担金融机构支持农业信贷的风险，并增强支持力度。其次，金融市场基于其强大融资机制，极大程度地缓解了财政支出的压力，同时，通过利用金融市场的价格发现机制，可以更加精准地把握经济的变化趋势，并且更好地满足市场的需求，从而大大提高财政资金的利用效率，以助力农民增收进而提升其生活水平。在财政政策的指引下，金融机构借助中长期贷款占比的提升，积极创新金融产品，并通过完善业务模式确保财政政策的精准实施，为实现可持续发展，优先向乡村生态产业与乡村绿色产业给予金融扶持。

基于此，本文提出：

假设1：财政金融协同对农业现代化发展带来促进作用。

（二）不同城镇化水平下财政金融协同对农业现代化的影响

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在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方面存在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考量指标之一，城镇化或许会在政府财政投入服务和金融支农资金协同作用方面为农业现代化建设中带来实质性效益。城镇化的推进不仅对城市自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会对接壤的农村地区形成广泛的影响，其辐射作用显著，表现为城乡资源因素交流的促进，包括向农村流动资本、先进技术、信息等重要要素，以此支持和加强农村产业、乡村治理和文明建设等领域，解决农村地区经济产业的不足和薄弱，强化其基本公共服务能力，促进农民收入水平的提升，从而完成乡村振兴总体战略的规划目标。通常情况下，城镇化水平较低的地区因其人口规模较小、资源配置限制、公共服务压力较小等问题，面对城市发展的种种挑战和压力，往往难以获得足够的金融资金投入。同时，在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上缺乏足够的优惠政策和扶持机制，财务上的压力也在逐年增大。此时政府面临的选择，往往是更倾向于将大量资金投入城市建设，以期能够迅速推进城市化进程，进而减少对农村与农业发展的资金投入。并且，相较于城镇化水平低的地区，金融机构的逐利性驱使它更倾向于选择城镇化水平高的地区。此外，财政金融支农的资金分散到农民手中，可以为农民家庭带来一些收益，但难以形成有效的资金规模，从而使得农业现代化进程受到影响。城镇化水平越高的地区将会推动农业向规模化经营的趋势转型，提升财政金融服务的支农效率，从而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

基于此，本文提出：

假设2：财政金融协同对农业现代化存在门槛效应。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描述和数据说明（完整版详见知网）

（二）数据来源和描述性统计

本文以我国粮食主产区13个省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原始数据均来自《中国农村统计资料》《中国农业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各省统计年鉴等。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5所示。

（三）计量模型设定（完整版详见知网）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旨在探究财政金融协同对粮食主产区农业现代化的影响方向与效果，采用2011—2020年我国13个粮食主产区样本数据，以财政金融耦合协调度为核心解释变量，并以农业现代化水平作为被解释变量，运用面板回归方法进行研究。在进行面板回归之前，首先需要对各个变量的数据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为此，使用LLC检验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所有变量的数据序列均显示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从而验证了数据变量的平稳性。其次，应用Westerlund检验方法对数据进行协整性的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在1%的统计显著水平上，拒绝了原假设，财政金融协同耦合协调度与农业现代化水平存在局部和全局的协整关系。

基于此，本文采取最小二乘法（OLS）、随机效应（RE）和固定效应（FE）对式（1）进行回归。表6报告了财政金融协同对农业现代化的回归结果，在列（1）至列（6）中，全样本回归结果显示，财政金融协同对农业现代化的影响显著为正，表明财政金融协同对我国农业主产区的农业现代化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由此可知，假设1得到验证。

根据地理区域将粮食主产区划分为长江流域（江西、安徽、湖北、湖南、江苏、四川）、松花江流域（吉林、辽宁、黑龙江）、黄河流域（河北、山东、河南、内蒙古），并考察不同地理区位下财政金融协同对农业现代化的影响效应，如表7所示。

结果可以看出，财政金融协同对粮食主产区中三大流域的农业现代化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其中，长江流域的促进作用最大。长江流域属于中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从而使得有更多的投资投入农业产业化、机械化发展，进而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

（二）内生性处理

在进行基准回归之后，研究结果表明，财政金融协同在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显著的促进作用。然而，由于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以及遗漏变量对估计结果的影响，从而估计结果会出现偏差。为保证基准回归结果的一致性，本文进一步引入工具变量并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检验。因此，本文选择解释变量财政金融协同耦合协调度的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其原因为，该变量与当期财政金融协同耦合协调度具有较高的关联性，而与当期其他变量和扰动项则没有明显的相关性，此外，经过识别不足与弱工具变量检验，发现所选工具变量具有良好的有效性。结果见表8的模型（1）和模型（2），可以发现财政金融协同耦合协调度估计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与基准回归结果相比依然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这表明在考虑内生性问题的条件下，财政金融协同驱动农业现代化的结论具有稳健性和可靠性。

（三）稳健性检验

1.删除异常样本

为验证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从样本中剔除了小于1%分位数和大于99%分位数的极端值，重新进行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回归分析。具体回归结果见表8中的模型（3）。研究结果表明，财政金融协同耦合协同度的估计系数在符号和显著性方面均未发生实质性改变，进一步证实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2.替换被解释变量

在前文的基准回归中，采用被解释变量农业现代化水平的熵值法测算进行衡量，此处采用主成分分析法重新测算作为衡量农业现代化的替代指标，并进行回归，结果见表8中的模型（4）。结果表明，财政金融协同耦合协同度的估计系数在更换了被解释变量的测算方法后依然显著，估计系数符号也没有发生改变，表明基准回归结果稳健可靠。

（四）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为深入研究我国粮食主产区在不同城镇化水平下财政金融协同对农业现代化的影响，本文采用面板门槛模型进行检验。

表9呈现的门槛效应检验结果表明，以400次自抽样作为样本观测次数，进行单一门槛检验时，统计出的P值为0.000，小于显著性水平0.05，从而拒绝原假设。在进行双重门槛检验时，所得P值为0.233，超过了显著性水平0.05，不拒绝原假设。这表明，面板门槛模型可以被视为单一门槛模型，其门槛值为0.657。基于研究结果，可将城镇化水平不超过门槛值0.657视为低水平城镇化，相应地，城镇化水平高于门槛值0.657者则被定义为高水平城镇化，以此为依据，进一步研究财政金融协同在不同城镇化水平条件下对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影响。

表10的门槛回归结果显示，当处于低水平城镇化时，即城镇化水平小于门槛值0.657，财政金融协同与农业现代化的系数为0.266，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当处于高水平城镇化时，即城镇化水平大于门槛值0.657，财政金融协同与农业现代化的系数为0.336，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由结果可知，在低水平城镇化和高水平城镇化下，财政金融协同均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高水平城镇化下的促进作用更强。主要原因是：在低水平的城镇化过程中，由于农业基础设施投入滞后，加之农业领域所能获得的财政支持资金不足，且这些资金的分配也往往不够集中，使得农业生产缺乏规模化经营与统一化管理。但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城市吸引力增强，农村人口纷纷迁往城市，导致农村人口数量大幅减少，将分散的土地和农业资源合并，是推动农业规模化和集约化的重要途径。此外，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为农村地区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使其基本公共服务的完善工作得以稳步开展。同时，城镇化进展也为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在这个过程中，提高财政对于农业领域的支持力度以及金融方面的资助可以充分保障农户所需的资金，进而改善农业生产设施建设，有效提升农业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同时有利于推动传统农业向绿色农业领域的转型（叶初升、惠利，2016）。

（五）异质性检验

1.农业现代化分项检验

为探究财政金融协同对我国粮食主产区农业现代化的七个方面影响是否有差别，文章将财政金融协同分别与物质装备水平（y1）、产业体系建设（y2）、绿色发展水平（y3）、质量效益水平（y4）、信息技术水平（y5）、社会经济发展水平（y6）和经营管理建设（y7）进行固定效应回归，结果如表11所示。

从表11的模型（1）至模型（7）可以看出，财政金融协同对物质装备水平、质量效益水平、信息技术水平、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经营管理建设均有正向显著促进作用，但对产业体系建设和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不显著，可见，财政金融协同主要从物质装备水平、质量效益水平、信息技术水平、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经营管理建设这五个方面来促进农业现代化。可能的原因是财政金融协同提供的资金及政策支持给农业带来了大量的数字化技术，改变了原有的人力耕种方式，采用信息化技术助力传统农业的数字化转型，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率和耕地产出水平，同时也很大程度改善了农民的生活质量（彭晖、张曌，2023）。不过，财政金融协同对产业体系建设和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并不突出，其原因可能是农户在享受资金和政策的福利时，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大量引进机械设备、提高农业生产率上，在改进产业建设和推动可持续发展上仍然是个难题。

2.区域异质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研究粮食主产区财政金融协同与农业现代化之间的区域异质性，本文以人均资本配置水平为研究对象，将样本按照区域人均资本水平分为低配组A组和高配组B组进行分析。其中，A组包括安徽、黑龙江、河北、河南、湖南及江西七个省份，B组则包括湖北、吉林、江苏、辽宁、内蒙古及山东六个省份，检验结果如表12所示。

结果显示，在人均资本配置水平较高的区域，财政金融协同对主产区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影响系数为0.475，并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在人均资本配置水平较低的地区，财政金融协同对主产区农业现代化的影响系数为0.334，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在人均资本配置水平较高的区域下，财政金融协同对农业现代化的促进作用更大。

五、结论与启示

基于我国粮食主产区农业现代化演进背景下财政金融协同与农业现代化的分析框架，建构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与门槛模型，利用13个主产区2011—2020年的相关数据，实证检验我国粮食主产区下财政金融协同对农业现代化发展影响的内在逻辑与路径。主要结论及启示如下：

第一，从全粮食主产区来看，财政金融协同对农业现代化具有促进作用。因此，应当针对农业现代化发展特征，深入调查研究，积极探索以提高财政支持和金融支持之协作性为目标的方法。一方面，政府机关应充分发挥政策资源的优势，积极推动“政府-合作社-银行-保险”等多元化联动机制的发展，并借此构筑协同机制来支持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化。另一方面，政府应组织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并联合成立农业现代化发展基金，引导社会资本投资和参与农业支援项目的建设，应设立农业现代化发展基金，以促进农业相关支援项目的建设。该基金应引导社会资本积极参与，达到投资效益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良性互动。通过全方位的资金支持，营造稳定的农业投资环境，提高农业的市场竞争力，以及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跨越发展；在财政资金的合理配置方面，可考虑将其用于支持涉农贷款利息补贴和风险补偿，更进一步提振金融机构在农业领域的信贷信心。同时也可以在此基础上鼓励商业性金融机构增加涉农贷款和中长期贷款占比，并引导金融资本流向农业领域。

第二，财政金融协同对农业现代化存在门槛效应，门槛值为0.657。在城镇化水平高的地区，促进作用更大。因此，应进一步提升城镇化水平。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升，财政与金融协同可以更好地发挥作用，以达到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目标。因此，地方政府需明确城市化对农业发展所具备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城镇化进程中，需要将政府财政和金融资金的有限资源充分利用，以高效的方式推动乡村产业规模的有效形成。在此过程中，应该建立健全的财政和金融体系，通过实现财政资金与金融资金的有机协同，共同推进乡村产业达到兴旺状态。这不仅可以提高支农效率，更为重要的是，可以为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注入积极的助推效应，推动我国实现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目标。

第三，粮食主产区下财政金融协同对农业现代化信息技术水平影响力度最大，但是对产业体系建设和绿色发展水平无显著影响，说明我国农业发展在产业化、绿色化方面仍存在不足，财政金融协同与产业体系建设和绿色发展管理融合度不高。因此，应建立和完善一个与产业体系建设以及农业污染物减排相关的财政金融支持体系。为此，一方面需要强化对农户生态知识的宣传教育，提高财政投入和金融支持力度，以促进农业生产区域周边植被的恢复，并加强对农业环境保护型技术的推广与应用；另一方面则需建立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的财税金融制度，采取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等方式，对乡村产业进行有效扶持，降低其经营风险，并运用金融资源提高财政资金利用效率，实现财政资金与金融资金的协同作用，积极促进乡村产业的振兴和发展。

第四，不同人均资本配置水平的财政金融协同对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影响效果具有差异，分地区来看，粮食主产区中长江流域的促进作用更大，分社会经济条件看，人均资本配置水平高的地区促进作用更大。因此，由于区域间财政金融政策的实施差异，针对性地制定支农、惠农政策变得至关重要。为了避免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一刀切的现象，需要充分考虑区域特点并因地制宜，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和制度。在这一过程中，应当增加对经济基础相对薄弱区域的财政资金支持，以避免不公平现象的出现，并推动区域间的协调发展。同时，为满足欠发达农村地区的金融需求，应当开辟更多元化的金融支持渠道，并适度引入开发性金融手段，以引导地方经济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