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风策略] 霍四通：修辞智慧与文明交流互鉴

霍四通（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望道研究院副院长）

语言是石器时代的发明，但它已占据人类活动的中心地位，和人类融为一体。如果说语言依存的言语不能脱离生理—物理性质，那么它赖以存在的心理—社会机制就是修辞。修辞智慧在推动语言发展、建构民族文化、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

常用常新：修辞使语言之树长青

亚里士多德说：“人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动物。”社会性是人的天性。巴赫金揭示的“对话性”，又证明交流性是人类语言的根本属性。虽然过去有学者主张语言的最大用途是思考，但当代科学家发现，如同动物的梳毛行为一样，人类语言主要用于交流。正是凭借语言，人类得以高效地维护社交网络，维系群体团结，不断扩大群体规模。如果语言仅是思考的工具，那么也许不必考虑修辞问题。但语言一旦用于日常交流，担负起联结社会的重任，那么它就自然进入修辞学的视野，成为修辞活动。修辞是语言之树根深叶茂的关键。

一种语言，有可能开始只是在不足百人的群体中流通，当群体扩大到一定规模，发生阶层、团体划分时，变异会自然发生。听读者不是话语的消极接受者，而是从一开始就影响着交流。《韩非子》就强调，“知所说之心”，要善于根据对象的心理调整言辞。根据《论语》记载，孔子在不同场合的说话风格完全不同。语言的理想状态是为一个意义保存一种形式，为一种形式保存一个意义。修辞正是因语境参数的变化为区别语义而作的配置和调整。“一形一义”的修辞要求推动着词汇功能分化（如正式程度不同的近义词）、语法结构体和表达功能出现转移（如疑问句不表疑问表祈使的“语法隐喻”）等。

文明进步使新事物不断产生，表达的新要求和语言系统不断冲突。这也推动着写说者乐意尝试并传播经过一定修辞操作的语言创新。比如，名词“观点”“看法”，形容词“酸甜苦辣”等，都实现了从感官、感觉到心智情感领域的隐喻转换。再如，动词“吃”从搭配食物，到接续“罚单”“红灯”等；动词“打开”，从支配门、窗到启动“手机”“浏览器”等，都是通过隐喻和转喻交错的复杂机制来一步步扩展自己的应用场景的。

语言要表达得体、表现新奇、适应变化的时代，必须借助修辞的创新力量。因为修辞，语言在交流中不断适应，常用常新，与人类社会同步发展。当前修辞创新表达增多、流行语迭代增速，也正是我们社会充满活力的表现。

机智话语：修辞是语言文明的精华

千百年来，不少人视修辞为修饰、修辞是偏离甚至是反常，这种观念根深蒂固，中外攸同。孔子主张“辞达而已矣”，反对“游言”“巧言”；笛卡尔、洛克和康德则先后对修辞语言提出严厉批评。

修辞不是偏离而是常态。汉语修辞学重视区分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消极修辞并不是没有修辞，要把话说得清楚明白，需要很大的努力。而积极修辞更是打破旧认知、旧规则，利用传统话语遗产的推陈出新、守正创新。修辞是利用“语言文字的一切可能性”，发挥语言表达的最大效能、挖掘其最大潜力的积极探索。一种语体中的“反常”，在另一种语体中则是“经常”。

反修辞者针对的主要是辞格。他们痛恨动辄罗列百余种辞格的做派，疾呼对其实行大幅精简。目前，简为隐喻和转喻这两种的较为流行，极端的甚至简为隐喻一种。而笔者以为，简为隐喻、转喻和反喻（即比喻、借代和反语）三种的方案相对合理，因为这三种辞格大致对应交流的写说者、语言和听读者三个要素，较有代表性。

辞格不是“语言本身的缺点”，恰恰是要弥补“语言本身的缺点”，这一点在这三个辞格上也显露无遗。例如，隐喻就是新联系的创造。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说，隐喻是“机智的话语”，“只有眼光敏锐之人才能看出相距甚远的事物之间的相似来”。隐喻的意象更能有效增强语言的形象色彩。转喻能在符号缺失时“救急”。如手机作为一种新的通信工具刚出现时，华语各地普遍使用“大哥大”一名，这是由“人”到“物”之转。反喻则增加了语言理解的张力，可以中和语言的非褒即贬的极化倾向。可见，比喻反映了说话人的认知创新，借喻是语言本身的符号创新，反喻是照顾听话人主观感受的表达创新。

过去常说，修辞是“语言之花”，这绝非虚言。修辞创新经过时间的过滤会进入大众语言系统。上一代人的语言创新会成为下一代人的约定俗成。语言本身就是修辞创新的层层堆积。修辞是语言里最富智慧、也最有生命的部分，是语言文明的精华。在成人的语言里，很难找到没有隐喻的片段。凝固了的借代语和反语在语言里俯拾皆是。上海话里的“买汰烧”是常用的借代语，可指所有家务活儿，还可谑称干家务的人（常谐作“马大嫂”）；“帮帮忙”等也都不是真的要人帮忙的意思，而是反语。解读这些修辞，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特定时期、特定地域的文化。

每一种语言实际上都是一个修辞共同体。因为语言共时和历时的二重性，原始的修辞意义已经很难追索。语言对当代人来说只剩下了约定俗成的任意性。所以西方学者感叹，“我们和先人之间最大的障碍是修辞。”要深入了解一个民族和文化，必须知晓其具体的修辞活动，掌握其特定时期在特定场合的言说方式（问候语、称呼语、寒暄语、谦让语、禁忌语、委婉语等）、修辞技巧及话语遗产。语言史就是修辞史。目前，各语言修辞史研究及对比修辞研究都还很薄弱，亟应加强。

促进交流：修辞是人类共通的语言

修辞的智慧在于促进交流、增进和谐。修辞学正是聚焦语言的交流功能、探求修辞智慧的学问。亚里士多德论劝导要诉诸人品（言者）、语言和情感（听者），就分别针对交流双方及媒介三者。

修辞学长期聚焦的所谓修辞技巧，本质上也都是实实在在助力交流的工具。比喻能以形象的语言启发理解。因为自己本来就明白，思想表征不一定是语言的，但为了让别人明白，有时必须借助比喻才行。刘向《说苑》记载，魏梁惠王就请善辩的惠施“言事则直言耳”，不要使用譬喻。惠施就不客气地教训魏王说：“夫说者固以其所知谕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无譬，则不可矣。”借代语常有一定的感情色彩，能对交流实现有效的管控、调节。比如，自称“教书的”可用于自谦，他称则带有蔑视意味；外交语言中的“阁下”等带有尊敬意味；饭馆里说“包子往里走”（相声《别扭话》），用商品代称顾客的方式虽然方便，但很容易引起不快。而反语体现了语用的“礼貌原则”，并根据能否正确解读而有效区分是否“自己人”，就更不消说了。

修辞反对“假大空”，因为它终究会阻碍交流；崇尚“真善美”，这正是人类共同的追求。文化交流首先是语言交流，而修辞是人类都听得懂的语言。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引用了两句西方名言，一句是雨果说的，“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一句是拿破仑说的，“世上有两种力量：利剑和思想；从长而论，利剑总是败在思想手下。”这两句话，前者是比喻，后者是借代。因为演讲地点在巴黎，这两句名言更容易获得现场听众的共鸣。

孔子说：“非文辞不为功。”在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中，应该充分重视修辞的力量。修辞意味着平等的交流、优雅的应对、和平的对话，体现着从容的风度和理性的沟通。读懂一个民族的修辞，才算真正读懂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和诉求。“修辞立其诚”昭示着我们坦荡和真诚的民族性格。我们应诚字当先，积极了解各国的修辞文化，运用修辞智慧，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沟通心灵，消除芥蒂，增进共识，不断扩大我们的朋友圈。（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