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风策略] 何哲：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中华文明的责任与使命

2023年3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面向世界首次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包括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等内容。这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后，中国向世界提出的又一国际公共产品，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人类文明进步指明了方向与路径。

当前全球格局正在处于一种非常微妙的阶段，各种暴力冲突和非暴力的恶性竞争正在全球多处发生并不断累加导致更大的危机。如今，摆在人类文明面前有两条明显不同的道路，一条是延续某种长期以来的恶性竞争的文明冲突观，用极度血腥的文明间暴力来解决长期积累的诸多文明发展压力；另一条路则是用文明之间的和谐合作、交流互鉴来化解文明之间的冲突，解决文明之间的矛盾，共同实现人类文明的跃升。在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的背景下，中国提出了文明交流互鉴、美美与共的不同文明相处之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我们要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

从整个人类文明发展演化的宏大历史来看，包括数十万年的智人史和数万年的现代人类演化史，可以发现一个重要规律，就是人类历史上长期处于极为残酷的内外部竞争之中，竞争中形成了文明演化的冲突范式。

从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来看，由于人类长期较为落后的生产力，人类要不停地征伐自然才能获得生存发展的必要资源。而人与自然的这种紧张关系，直接决定了人类内部的文明对立，因为要竞争生存资源。

在人类文明演化史中，某些优势文明倾向于对其他文明进行征服和压榨。直到进入二十世纪后，人类还爆发了两次伤亡远超千万的世界大战。除了战争之外，人类文明内部的社会压迫也非常残酷。工业资本主义崛起后，西方一些人还以血腥残忍的贩卖奴隶作为资本的原始积累，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西方一些人在观念上认为自身人种、文明优于其他民族和文明，可以把其他民族和文明当作可利用、可欺压的资源。进入到二十世纪晚期，以亨廷顿为代表的西方思想家提出了“文明冲突论”，认为全球文明可以划分为六七个大的版块，在过去是冲突的，未来也必然发生冲突，对于西方文明而言，东亚文明和伊斯兰文明是最大的威胁者。这些都揭示了人类文明旧模式的残酷竞争性，以及人类历史惯性形成的思维定式。而这些旧的模式和观念，也在不断制造当今文明之间新的内在紧张状态，从而加剧文明之间的冲突。

人类之所以会产生长期的竞争冲突，本质有三个根本原因，一是生产力长期不发达导致的资源匮乏。匮乏必然产生对生存空间和生存资源的争夺，从而也就必然产生排他性的暴力或者恶性竞争。二是惯性的、内在的排他性习俗和记忆。正因为人类长期以来旧的文明竞争与冲突模式形成的文明惯性，使得暴力、压迫与反压迫成为一些文明内在的思维定势。三是文明之间的猜疑。文明之间由于相互的隔离和长期以来形成的各自竞争惯性，即便双方都不想恶性竞争，但是由于信息沟通不畅形成各自的猜疑，从而进一步加剧敌意和敌对行动。以上三个原因，使得人类历史很长时间内充斥暴力和恶性竞争的旧文明模式。

今天，人类文明的发展已经到了不得不改变且必须根本改变的十字路口，人类必须要转向和谐共存、交流互鉴的新模式。这其中既有文明发展的冲突压力，也有来自于技术变化和人类文明格局以及观念变化形成的新机遇。

从当前文明发展的压力而言，可以说，传统以暴力冲突、恶性竞争为代表的文明旧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毫无任何前途可言。一是人类面临的内部冲突足以毁灭整个人类文明。与传统的局部暴力不同，两次世界大战都显示出暴力的全球化和惨烈化。二战后，核武器的快速发展，更是使得人类具有了相互毁灭的能力。二战至今虽然无大战，但是大战的风险却丝毫没有减弱，在冷战期间，人类多次接近触发全球核大战。至冷战后，虽然文明冲突看似缓和，但多极化格局并未真正形成，随着核扩散的加剧，以及全球文明内部矛盾累积，各个区域局部战争不断爆发，全面战争的风险也在加剧。

二是来自环境压力和技术发展产生的共同文明危机。除了毁灭性暴力冲突危机之外，越来越严重的全球环境问题也造成了人类文明的整体危机，而环境问题的治理，迫切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合作。实事求是地讲，人类确实已经容不下再一次如同工业资本主义早期那种大规模先污染后治理的模式，这需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创造一种新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而从技术角度看，当前生物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实实在在形成了足以威胁全人类共同文明生存的新的严峻风险。而对这类技术的治理，也绝不是传统恶性竞争性文明模式能够解决的，相反，旧的文明模式一定会鼓励创造出比核威胁还要严峻的生物和人工智能威胁。

三是人类文明整体发展升级的停滞危机。即便以上的多种生存威胁不存在，单纯从发展的角度，旧的人类模式也无法完成人类文明的进一步升华。人类文明历经上万年，演化到今天，创造出了繁荣的物质文明，但人类普遍的幸福感并没有进一步提升。以发达国家为例，当代发达国家的自杀率、精神性疾病发病率已经达到了历史最高且继续攀升。这就意味着传统的文明模式已经达到了它能够产生的正向价值的顶端。人类文明的意义绝不仅是物质的占有，还要包括精神的安宁幸福、关系的和谐等多种高层次的需要。而这些，旧的文明模式都不能充分给予。

以上是从负面的角度来看。而从正面的角度出发，当前人类发展也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因素，从而促使了全球新文明模式的形成。

首先，从全球化的角度看。人类自工业革命后，全球化的进程极大加快了，尤其是二战后的近几十年来，传统以自然隔离为基础的产业分工被极大地改变，绝大多数产业都形成了深刻覆盖全球、跨越不同国家文明的产业网络体系。这也就意味着，绝大多数终端制成品的生产，都要依赖全球各国的通力合作。因此，经济的深度嵌合使得文明间共同的经济利益远超过传统时代围绕狭隘生存空间和资源竞争的旧模式所能够产生的利益。除了经济的合作外，社会生活的全球化也进一步加深了文明之间的互信，大量的交换留学生、跨国工作经历，甚至大量的跨民族跨国别家庭的出现，都使得文明之间的融合被极大加深了。

其次，从技术角度看。近年来，网络、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一系列新兴信息技术，更进一步加快了全球文明之间的多元交互和相互理解。在今天的互联网上，可以非常轻松地看到其他大洲、其他国家中普通人的生活状态，了解他们的思想，分享他们的喜怒哀乐，甚至学习他们的语言。而更高效的人工智能翻译工具的出现，甚至可以跨越人类长期存在的语言文字障碍。在网络信息空间中，人们真正有可能跨越传统人类社会的文明隔阂，共同来工作、交流、学习、研发、生产、消费、娱乐。这就意味着，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相互连接，正在打破长期以来以地域空间作为自然隔离基础的文明隔离状态。传统人类社会因为相互猜疑、陌生、刻板印象引发的歧视、对立、敌对状态，会因为这种深度的共同理解而减弱。更重要的是，建立在网络体系之上的新的全球经济体系的生产能力变得更加强劲，物质资源越来越丰裕，人类已经基本摆脱了物质匮乏的旧时代。“仓廪实而知礼节”，科技进步、生产力的发展也极大消除了传统人类社会为了争夺资源而恶性竞争的物质基础。

第三，从文化和思想观念角度看。近年来，伴随着全球进步运动的不断发展壮大，崇尚公平、正义、平等、和平、友爱，反对各种歧视和暴力的思潮已经在全球形成，加上全球互联网的激荡，日益成为世界范围的主流意识形态。因此，可以说，从全球各国人民的文化观念上，越来越多的人反对敌对、暴力、冲突、恶性竞争等旧的文明相处模式。人心思变、人心思善，成为全球各国人民的共同心声。

因此，无论从必要性还是当前人类社会发生的重要因素变化，改变传统人类文明的暴力性恶性竞争的旧模式，建立平等和平、交流互鉴的新模式，都成为一种历史和现实的共同迫切需求。

作为人类历史上悠久且具有连续性信史记录的文明，中华文明具有很多非常美好的鲜明特质，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内在的良善、仁爱与和谐。这体现在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形成的传统文化之中。

文化作为一个文明根本的思想意识维度，对文明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文明的历程和特质形成文化，文化反过来进一步塑造文明。中华文明自早期起，就确立了以良善为基础、以仁爱为根本、以和谐为追求、以大同为理想的文化属性。

中华文化悠远流长，上自三皇五帝，至周礼大成，春秋起百家争鸣，又经秦汉一统后而定型，后又容纳其他文明传入的优秀文化，形成了以道儒释法墨为核心轴线的文化体系，无论是哪家哪派，都体现了中华文化的仁爱、良善性。

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经典的《道德经》，在多处都倡导和平，反对战争，如“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兵者，不祥之器”，“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强调以道德仁善、民心所望治理天下，所谓“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

儒家更是倡导和平仁爱。儒家自始至终推崇的根本道德就是仁，而仁就是爱人，如孔子所谓，“仁者，人也”，“仁者，爱人”。孟子又言“人性本善”，推崇仁义礼智信，强调行仁政，以仁爱治天下，“得民心者得天下”，反对争夺领土的不义战争，认为“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孟子·离娄上》）。

法家虽然强调严明律法，但也是爱民的。法家通过强调君民上下都要遵循共同的法律，所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以法制恶，来遏制社会内斗和压迫，从而倡导良善，最终爱民，即“法者，所以爱民也”（《商君书·更法》）。

墨家尤其爱好和平。墨家的两大核心主张就是“兼爱”“非攻”，认为“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墨子·兼爱上》）。

甚至专门论述战争的兵家，本质上也是反战慎战的，即便要战，也是不得已才被迫发动正义战争。兵家认为“国虽大，好战必亡”（《司马法·仁本》），“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孙子兵法》）。

至于中华文化所吸纳的释家，更是以平等慈悲为理念。佛教文化之所以能够顺利地融入中华文化，根本上是因为中华文化内在的和谐性和包容性，是中华文化选择了同样具有和谐良善本性的佛教文化，这亦体现了中华文明本身博大的和谐包容和内在的慈悲良善。

而从历史和政治实践来看，自古以来中华文化中对于帝王明睿、政治清明都有一个字来形容，那就是“文”，所谓“文者，德之总名也”（《国语·韦注》）。例如，在“政书之祖，史书之源”的《尚书》中，对于尧舜禹三代明君都用了“文”字，如评价尧帝：“昔在帝尧，聪明文思，光宅天下”；评价舜帝：“浚咨文明，温恭允塞”；评价禹帝：“文命敷于四海”。这里“文”就意味着和谐、德化、良善。又如在谥法中，对帝王最高的评价也是“文”，如《逸周书·谥法解》曰：“经纬天地曰文，道德博闻曰文，学勤好问曰文，慈惠爱民曰文，愍民惠礼曰文，锡民爵位曰文。”历代以“文”而谥的君主多极为明睿且爱民，如周文王、汉文帝、唐文帝（李世民），显示出中华文明内在的和平性和良善性。

从对外交往来看，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多是以羁縻、和亲、通商、传道等方式来实现对外交往交流。即便汉武帝北击匈奴、唐太宗征突厥，也是一种被外来侵略逼迫无奈的反击政策。而反击之后，很快又以招纳、交好的方式形成和平的关系，匈奴王子金日磾甚至能够成为汉武帝的心腹托孤之臣。唐太宗被各族誉为“天可汗”，从西域到东洋，使团络绎不绝，文化交流繁荣，所谓“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外来文化传播进来，中华文化传播出去，如日本遣唐使，不但带走中华儒道释等文化，还仿效长安城对称格局建立平安京（京都），并以长安和洛阳分别命名右区和左区；文成公主将汉地的文化、建筑、医学、农学等带入吐蕃，极大促进了文明的发展和传播。至于更远的西方也深受影响，例如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列举了中国古代科技向西方传播的水力冶炼鼓风机等26项发明，极大促进了西方的技术进步；反过来，西方也向中国输入了4项技术。此外，在中国对外传播农耕技术的同时，辣椒、胡椒、番薯、玉米、西瓜等来自海外的农作物也传入中国，逐渐成为中餐常见的食材。这些都说明了中华文明本身博大的胸怀和致力于良善和谐、平等交流互鉴的特质。

从以上对中华文明特质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华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内在良善性、和谐性、和平性，对于今日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新模式的形成，具有积极意义。这种历史传承和文明属性，也赋予了当代中国更好促进全球文明新模式形成的历史责任。

进一步从现实出发，中华文明对于当前人类文明的转型也具有重要意义，必须承担起历史性责任和使命。从近年来一个重要的表述变化可以看出中国在这一过程中的积极担当，就是“世界文明百花园”的提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许多场合强调文明交流互鉴。如201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都扎根于本国本民族的土壤之中，都有自己的本色、长处、优点。我们应该维护各国各民族文明多样性，加强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而不应该相互隔膜、相互排斥、相互取代，这样世界文明之园才能万紫千红、生机盎然。”202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中指出：“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而“百花园”与“丛林”的根本区别在于，园中百花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从具体的责任与使命而言，进一步推动全球文明交流互鉴，作为世界上主要大国之一的中国，除了做好本身的示范作用外，需要在以下方面进一步发挥作用。

推动全球文明之间确立文明平等、相互尊重、交流互鉴的理念。人类文明内部长期冲突纷争的根源之一就在于没有根本上建立起文明之间平等交流的理念。某些科学技术、经济发展占优势的文明，总有一种优越感，认为自己文明高于其他文明，甚至把相对落后文明的人不当人看。所以近代以来，西方在世界范围内血腥扩张，肆意征伐。从人类文明的根源来看，人类各人种、民族之间没有生殖隔离，基因显示高度的同源性，因此，是完全同一的生物学种族。而从文明发展角度，各民族都在各自条件下发展出各自的文明。只不过因为种种原因，各种文明的科学技术、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但这不能否认其作为平等的文明的尊严。中华文化内在的平等、和平、包容性，为全球人类进一步推动文明平等、交流互鉴理念的完善有着重要的精神启示。

推动全球各国之间经济、文化、科技交流与合作。人类社会的整体进步，离不开各个国家、民族和文明的共同努力。这需要更大程度地推动经济文化技术的共享交流和共同繁荣。从历史上来看，大范围的交流，对于各个国家民族和文明的繁荣都是有益的。然而长期以来，文明间的经济文化技术交流都受制于狭隘的经济利益或者地缘政治，缺乏更为深入的基于公正、仁爱、慈悲之心的互助机制。实际上人类文明本性中既有徇私的方面，更有积极利他的一面。人们也因为跨文化的和平交流而感到愉悦、幸福、满足，文明之间也因为有益的交流而繁荣起来。因此，当前迫切需要构建起更大范围的全球协作机制，来促进跨区域、跨文明的深度交流融合，让落后区域尽快发展起来，让全球人们都享受到整体文明进步之光。中国国内已经通过积极的跨区域合作和精准扶贫，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这对于全球类似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推动完善全球重大共同问题协调解决机制。当前人类文明整体面临着若干重大的共同问题，包括核控制、气候问题、新兴技术风险防范、可持续发展、贫困问题等。现有的解决机制虽然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但从可见的现实而言，还存在着协调力度不够、资源投入不够、积极性不够等问题。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推动完善关乎全球重大共同问题的协调解决机制。在这一过程中，必须既要发挥好全球市场、跨国公司、跨国公益组织的作用，更要积极发挥好各个国家政府的核心力量。作为世界主要大国之一的中国，要积极发挥好倡议和参与工作，有力推动全球重大问题协调机制的完善。

完善全球纠纷和冲突解决机制，促进全球和平。当前，全球安全问题日益成为对人类文明的整体威胁。全球和平事关人类整体的前途和命运，与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全球人民的幸福安康都息息相关。近年来各种冲突频发，未来重大冲突的危险也在累积，现有的全球安全机制暴露出很多问题。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西方主导的安全机制没有充分考虑到全球各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从文明进步的角度，需要更进一步调动全球所有国家、民族和各个文明板块的共同参与，在更大程度上以友好协商和公平公正的方式来化解全球安全危机。中华文明内在倡导良善、公正、和谐，积极促进友好协商、与邻为善的理念和实践做法，在全球安全机制的构建和完善上，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示范价值。

当前人类面临着文明生存发展的重大危机和风险，迫切需要改变长期以来人类内部残酷暴力和恶性竞争的文明演化模式，构建基于和谐交流、平等互鉴的人类文明新模式。这既是化解人类危机的必然选择，也是人类文明进一步发展升华的必由之路。中华文明内在的良善性、和谐性、和平性、平等性、包容性等，成为人类文明交流中的积极因素，也决定了中华文明在人类文明由“丛林”转为“百花园”的进程中具有重要的历史责任。进一步发挥好中华文明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我们要积极履行大国担当和责任，推动文明平等交流，共同化解重大问题，促进人类文明的整体升华。（来源:《国家治理》2024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