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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建亮(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构建产业互补共促、要素畅通对流、基础设施一体、公共服务均等的城乡融合发展格局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推动共同富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城乡融合发展的短板在乡村,乡村发展滞后是城乡发展不平衡和区域不协调的主要因素。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因此,必须深刻认识乡村振兴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全局性、长远性和基础性地位,举全社会之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把乡村全面振兴 作为城乡融合的指向与依归
城乡融合的根本目的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由于技术进步和空间集聚带来的要素生产率提升,要素尤其是劳动力在非农部门和城镇的生产效率高,从而报酬高于农业和乡村,因此工业革命以来的现代化进程,其外在表现就是经济的部门结构和空间结构的变迁,也就是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过程,并且两者相互协同,相互促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带来资源要素部门和空间转移的同时,也伴随着传统乡村的衰落,但这个进程并不以传统部门和乡村的消亡为终结。实际上,随着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和社会以及城市的转型,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和乡村宜居性升级,城乡在产业结构、空间格局、要素流动、服务共享上达到了一种新的均衡状态,也就是城乡一体化的状态。
而由于特定历史背景和初始禀赋原因,我国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采取了分离的路径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其主要表现是采取城乡分割的方式,通过控制城乡商品、要素的流动,控制农产品价格,为资本紧缺条件下低成本推动工业化提供支撑,其结果就是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
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大力推进,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已经大为缓解,城乡差距扩大的趋势得到根本性扭转,城乡协调发展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是也不得不看到,我国乡村的发展仍然面临一系列突出的问题。乡村产业单一,生产效率不高,难以创造高质量就业岗位,导致乡村留不住多少劳动力,缩小城乡差距的长效机制仍然缺乏,等等,这种情况在中西部地区和欠发达地区显得更为突出。从全国层面来看,东中西地区乡村之间的差距大大超过城市之间的差距,是造成区域差距的重要因素,可见,乡村发展仍然是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的短板和难点。因此,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必须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把乡村全面振兴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指向和依归。
一方面,从理论上来说,城乡融合是城镇和乡村双向互促的过程。但是从我国当前城乡发展的现状和面临的主要问题来看,城乡融合的瓶颈在乡村,重点是推动形成“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有效机制和持续发展局面,这既是对过去长期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遗留问题某种意义上的“补课”和“矫正”,也是常态化背景下,促进农业农村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没有乡村的全面振兴,依靠城镇的单边突进难以实现真正有效的城乡融合。
另一方面,检验城乡融合是否取得成效的重要考量标准,就是看乡村发展的活力是否提升、城乡差距是否缩小。城乡关系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从党的十六大提出“城乡统筹”发展战略,到党的十七大、十八大提出“城乡发展一体化”,从党的十九大提出“坚持城乡融合发展”并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到党的二十大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党中央一直高度重视处理好城乡关系,将乡村振兴作为协调城乡关系的重中之重,成为全党农村工作的主线。
此外,城乡融合发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补齐乡村发展短板,不仅有助于促进乡村振兴,大幅度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而且城乡融合通过乡村建设和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有助于进一步增加市场需求,促进国内循环,为经济增长提供可持续的内生动力。
以“千万工程”经验为钥 开启乡村全面振兴
如何更加有效地开启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各地都在进行积极探索和实践。而这其中,浙江省以“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千万工程”)为抓手,探索出了一条以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为突破口,通过不断持续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造就美丽乡村、造福农民群众的乡村振兴路径,成效显著,影响深远,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美丽中国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借鉴。
“千万工程”是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广泛深入调查研究基础上,立足浙江省情农情和发展阶段特征,准确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趋势,亲自谋划作出的战略决策。整个工程在浙江近4万个村庄中遴选1万个左右的行政村进行全面整治,并将其中1000个左右村庄建设成全面小康示范村。工程以乡村整治为切入点,持续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断实现迭代升级,从“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到“千村精品、万村美丽”再到“千村未来、万村共富”,打造了万千美丽乡村,绘就了城乡共富画卷。浙江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38年居全国各省区第一。
“千万工程”为浙江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驱动形成了浙江省城乡协调高质量发展的良好局面,可以说,“千万工程”经验是开启新时期乡村全面振兴的一把金钥匙。
切口小,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乡村环境整治是乡村治理中比较具体和常规的工作,对广大基层行政治理主体而言,是再熟悉不过的事情。“千万工程”以基层治理主体的日常工作小切口为突破口,针对性强,工作具体,易于执行,无疑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有利于更加方便的调动基层工作积极性。特别是对于广大乡村基层干部而言,其在熟悉的具体事务上展现出来的能力禀赋和主观能动性更强,更能准确贯彻政策意图,并取得良好的政策效果。
场景大,具有广阔的迭代升级空间。村容村貌治理看似小工作,但是其后续的累积效应可持续放大。通过村容村貌的改善,不仅大大提高了乡村在留人引人上的吸引力,遏制和扭转了农村人口外流的局面,同时通过高效农业、乡村旅游等产业注入,极大夯实了乡村经济基础,提高了农民收入水平,实现了美丽生态、美丽经济、美好生活的有机融合。
得民心,老百姓支持度高。“千万工程”把整治村庄和经营村庄结合起来,把改善村容村貌与发展生产和农民致富结合起来,农民不仅生产生活环境焕然一新,而且收入水平持续提高。农民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从而全心全意支持配合政府推进相关工作,降低了政策实施难度,提高了政策实施成效。
机制活,充分凝聚和调动了全社会的力量。“千万工程”以乡村为载体,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出政府作用,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汇聚全社会资源参与美丽乡村建设。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推动生态价值转化,政策引导企业打破行业和区域边界,积极投身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个振兴”源源不断地注入动力。
畅达城乡融合发展 助力乡村振兴的体制机制
借鉴“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落脚点是要着力构建畅达的城乡融合发展助力乡村发展的体制机制。
城乡要素优化配置体制机制。破除妨碍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和平等交换的体制机制壁垒,促进各类要素更多向乡村流动,在乡村形成人才、土地、资金、产业、信息汇聚的良性循环,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通过大力推动乡村转移人口市民化,促进“以城带乡,以工促农”,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加强乡村发展资本支撑,以提升乡村产业发展的市场基础和外部环境。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共享机制。推动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社会事业向农村覆盖,健全全民覆盖、普惠共享、城乡一体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标准统一、制度并轨。促进城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健全乡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大力发展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完善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和救助制度。
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推进城乡建设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管护。重点加大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推动乡村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实现城乡基础设施无缝对接。特别是加强数字乡村建设,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农业农村领域的应用,夯实数字赋能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
乡村经济多元化发展体制机制。巩固农业基础地位,不断提高农业和乡村其他产业生产效益,积极发展现代农业、培育新产业新业态,完善农企利益紧密联结机制,实现乡村经济多元化和农业全产业链发展。加强农业支持保护,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
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体制机制。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持续缩小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差距。大力促进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长,拓展农民经营性收入增长渠道,完善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机制,强化农民转移性收入保障。(来源:四川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