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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2024年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明年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应当说,在坚持稳中求进原则的前提下,我国经济工作继续以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为目标,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继续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继续着力扩大国内需求;继续通过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为高质量发展带来活力和动力;继续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抓好“三农”工作、保障和改善民生,以及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低碳发展等等。 现在,有一种声音认为,中国应该采取美国在疫情期间的做法,财政和货币政策同时采取宽松立场,推升通胀后再实施紧缩政策加以控制。持此观点的人认为,这个方案可以避免通缩,保住地产财富,同时激活市场。市场上还有其他类似鼓励大水漫灌的建议。但是,如果重新回到大放水的做法,虽然短期内看上去有热热闹闹的繁荣,却是以积累更大的危机为代价。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的数据显示,今年我国一季度宏观杠杆率升至281.8%,居民部门杠杆率在62%左右,居于较高水平,地方政府目前承受较大的债务压力。由于流动性环境相对宽松以及创新发展等需要,非金融部门的杠杆率增速也比较快。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以大幅增加支出的方式推动通胀,那意味着宏观杠杆率要大幅攀升,这会制造更大的金融脆弱性以及面临未来更大的通缩压力。 在中低端领域生产过剩的状态下,如果实施通胀政策,毫无疑问,货币主要流向资产领域,吹大资产价格泡沫。但是,资产泡沫会通过提高成本、吸食资源等方式严重挤压我国正在转型升级的制造业,扭曲整个市场的要素配置。同时,会继续放大贫富分化,不仅不利于扩大内需,还带来生育率下跌以及潜在的社会不稳定。最终,会加重经济结构失衡、社会分配失衡并积累更大的金融风险。 我们应该抓住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升级的机遇,借助于构建新发展格局,以及应对全球工业化热潮的挑战,及时转换发展模式,通过创新等提高生产效率,推动产业升级,走高质量发展道路,避免跌入中等收入陷阱。我们更要关注发展的公平性,创造更为均衡的发展,从而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通胀政策会加剧贫富分化,虽然会暂时增加市场活力,但会令财富更加集中以及流出。 因此,我们必须坚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高质量发展,而不是盲目刺激。发展模式的转换本质上是通过利益调整而改变人们的理念和认知,走向有质量、高效率与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如果不能一以贯之,市场就会因失去方向而令行为更加短期化、投机化,改革就会前功尽弃,丧失大好时机。 当然,我们必须正确处理改革与发展稳定的关系,辩证地实事求是地制定政策,直面困难和挑战,做出更加灵活的反应,即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原则,增强经济活力、防范化解风险、改善社会预期,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高质量发展之路要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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