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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卫民，男，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
河西走廊控扼丝路要道，是西汉与西域各民族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窗口。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丝绸之路，对世界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欧亚大陆各个文明区和国家之间的政治、贸易联系由此开始并走向交流互动。对于西汉时期河西长城的调查和研究，已经有许多学者做了很多的工作。如阎文儒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曾随中研院西北科考团的夏鼐、向达等先贤对河西地区进行了考古勘探调查，考察了当地的石窟、墓葬、古代城址及沿线长城，将古之敦煌比作今之上海，认为其首先是作为军事重镇发展起来，在国防上占据了首要地位，且因其地处干旱少雨地区，保存了大量物质遗存。刘光华研究了汉武帝时对河西地区的经济开发，指出防御工事的修筑是为开发河西服务的，反之对这一地区的开发也为军事行动提供了人力、物力与地利的支持。李并成对河西地区的长城进行了深入的实地调查，并结合出土简牍与历史文献对各个遗迹与历史记载的位置进行了比对和考辨。王子今关于河西长城与丝绸之路有不少的研究成果。李永良回顾了陈梦家、陈直等前辈对出土河西汉简的研究，提到对其中军事文书的释读将为研究汉代边防体制、军事工程、烽燧兵器、戍卒生活、屯田开发等提供重要参考。李振国考察了山丹大马营的历代烽燧，结合文献资料与史志记录对其产生的历史背景进行了梳理，并阐述了部分遗址的保存现状。但将河西长城与丝绸之路联系起来进行研究的成果并不深入，笔者力图在这一问题上做一些突破。一、西汉为何修建河西长城 汉初由于秦末战乱和楚汉战争的影响，经济状况不佳，国力弱小，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汉武帝在“文景之治”的基础上，变汉初的“无为而治”政策为有为政策，开始设置河西四郡，并修建长城。汉代对长城的修建极为重视，《史记》记载严安上书武帝：“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濊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茏城，议者美之。此人臣之利也，非天下之长策也。今中国无狗吠之惊，而外累于远方之备，靡敝国家，非所以子民也。行无穷之欲，甘心快意，结怨于匈奴，非所以安边也。”主父偃建议汉武帝由进攻匈奴转为守边防御，置朔方郡“外阻河”以御匈奴。西汉时期，虽然在西南、岭南偶尔也有战争，但军事上的防御重点依然是北方的匈奴及西北地区的羌人。汉王朝因忌讳秦修长城导致秦快速灭亡，遂称长城为“塞”或者“鄣塞”，称秦长城为故塞。如《汉书·高帝纪》载，高帝二年（公元前205），“兴关中卒乘边塞”，“复缮古秦时蒙恬所为塞”。《史记·匈奴列传》云：“汉使光禄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余里，筑城鄣列亭至庐朐。”《汉书·张骞传》也云：“击破姑师，虏楼兰王。酒泉列亭鄣至玉门矣。”《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曰：“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燧有吏卒数千人。”从文献来看，“塞”就是长城。汉武帝时由于国力和军事力量的提升，与匈奴的关系由战略防守变为战略进攻，在军事战争取得胜利的前提下，在河西地区和西域也修建长城。武帝以后，由于汉与西域诸国关系缓和，故此后西汉对长城多修缮，较少新建。匈奴游牧的生业方式使他们可以长途跋涉逃避打击，当西汉大部队撤退后，又可机动地返回。同时由于西汉在与匈奴长途战争中消耗太大，经济实力无法继续支持其深入追击匈奴或保持胜利局势。对于匈奴游牧民族这种作战方式，只有靠修筑长城进行有效的防御，运用长城保卫战争果实。因此，汉王朝决定在新占领区域修筑长城。匈奴骑兵以运动和速度见长，他们像草原上的旋风一样来去神速。长城的出现，成为一条牢固的绊马索，有力地减缓并削弱了骑兵的进攻速度和能力，使骑兵的优势难以发挥，因此修建长城对于防御匈奴的侵扰有着深远的军事意义。武帝时期派兵出击匈奴后，匈奴远遁，对西汉的侵扰逐渐减少，危害也微乎其微。匈奴有狩猎、零星的农业、手工业等为辅助生计，还有贸易的往来以及与西汉和亲贡赐等，这些都可以给匈奴带来丰厚的利益，使得游牧自身的生产局限有所缓解。但是匈奴逐水草而迁徙，是马背上的民族，来去飘忽不定，其游牧本质决定其存储财富有限，在恶劣的特殊气候出现导致灾害时，不但游牧主业不支，其副业缓解力度也有所降低。在这种紧急情况下，虽然西汉防御体系的完善会使匈奴掠夺付出的代价不断增加，但在特殊气候造就的“紧急情况”、掠夺代价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情况下，匈奴仍会选择侵扰。因此游牧民族自身的生产基础，在面临特殊气候时会有效地推动匈奴采用侵扰获得补给，这时，长城的防御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虽然武帝之后的昭帝、宣帝时期，匈奴扰边微乎其微，尤其在匈奴内乱和南匈奴内迁之后，未再有侵扰。但西汉长城除了沿用秦长城外还有新建部分，且新建的长城主要是在武帝时期，宣帝时也有烽燧的修建，因此，此时的长城防御，匈奴的侵扰已经不是主要原因了，但是西汉王朝仍然利用长城来防御，说明西汉长城的修建除了匈奴侵扰外，还有西汉自身的内在原因。汉朝人认为匈奴不讲诚信，无法以礼教感化，因此无法消除对匈奴军事威胁的防御心理。武帝之后这种心理表现得更为明显，如宣帝时，呼韩邪前来朝拜，大臣萧望之认为：“单于非正朔所加，故称敌国，宜待以不臣之礼，位在诸侯王上。外夷稽首称藩，中国让而不臣，此则羁縻之谊，谦亨之福也。《书》曰‘戎狄荒服’，言其来服，荒忽亡常。如使匈奴后嗣卒有鸟窜鼠伏，阙于朝享，不为畔臣。信让行乎蛮貉，福祚流于亡穷，万世之长策也。”表示对处于“荒服”的匈奴臣服不寄希望，这也是当时多数大臣的态度。甚至到元帝时，匈奴威胁甚小，且临近汉境的呼韩邪单于已臣服多年，汉郎中侯应仍认为：“周秦以来，匈奴暴桀，寇侵边境。汉兴，尤被其害。”“边长老言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今圣德广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来臣。夫夷狄之情，困则卑顺，强则骄逆，天性然也。”“中国有礼义之教，刑罚之诛，愚民犹尚犯禁，又况单于，能必其众不犯约哉！”。可见武帝修筑防御工事后边境只是少安，匈奴的威胁依然存在。侯应对匈奴的认知是汉朝朝廷上下的一贯认知，匈奴人困则卑顺、强则骄逆，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因此武帝在用兵匈奴和修筑长城之后，西汉虽然受到匈奴侵扰的事件较少，但汉王朝内心防范意识依然存在，故仍时时防范，所以利用长城进行防御从未松懈，如宣帝设置西域都护府，治乌垒城，将长城烽燧建筑向西延伸至新疆库车西北，然而这时期长城修筑也只是“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多是出于汉朝朝廷“安不忘危”的心理防御需要。二、西汉河西长城的修建 西汉河西长城是汉武帝在大军驱逐匈奴占领河西之后为防御敌人的反扑和袭扰、维护安全所构筑的军事防御系统工程，其走向从今甘肃永登黄河西岸的令居一路向西延伸，经过武威、张掖，到酒泉，又随着防务和自然环境的需要，分道向北沿黑河（弱水）修到今内蒙古境内的居延。另一路则继续向西修到敦煌，过玉门关延至今新疆境内。汉王朝修长城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其一，汉朝建立两年后，即公元前201年缮治河上塞；其二，汉武帝时期，国力强盛，派卫青、霍去病征伐匈奴，将长城向西北扩至河西走廊北端；其三，公元前102年，武帝又命光禄卿徐自为修筑五原塞外列城，匈奴自此彻底退至大漠以北。西汉长城是修缮利用前代长城并新建长城，也就是在沿用前代长城的基础上对部分地段新建。修缮的主要是战国长城、秦长城，如在河南地、阴山南北麓、燕山地区的今河北省、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以及朝鲜境内几乎全部沿用战国赵长城、燕秦长城和秦朝的长城。新建的主要是河西及西域长城、外线长城。汉长城“至晋、魏、隋、唐时期，仍是军事战略的运输线、边疆安全的保障线、祖国疆界的奠基石”。甚至有些烽燧仍被后世修葺延用，如河西长城永昌县段中的河西堡东南、头墩西北5.5公里的明代边墙线上，发现一座烽燧遗址，“此墩台应始建于汉代，历经五凉、唐代，至明、清仍在使用”。西汉大规模地抗击匈奴和修筑长城，是汉武帝时进行的。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卫青复出云中以西至陇西，击胡之楼烦，白羊王于河南，得胡首虏数千，牛羊百余万。于是汉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这是汉代第一次大规模对长城的修葺。公元前121年，汉收复河西后，便把长城由朔方沿黄河往西延长至令居（今甘肃水登）。为了充实河西走廊一带的边备，汉在这里设置了郡县，首次在匈奴浑邪王旧地设酒泉郡。《史记·大宛列传》云：“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发关东饥民罪犯数十万屯垦，开水利。而随着河西郡县的设置，长城也延伸到了酒泉。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汉武帝命张骞出使乌孙及中亚各国，汉与匈奴的斗争逐渐向西北转移，长城也便一步一步地向西北延伸。元鼎六年，汉又完成了张掖、敦煌两郡的建置，“于是酒泉列亭鄣至玉门矣”，长城又从酒泉延伸到了玉门关。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汉不仅修缮了朔方以东的长城，还将之向东北延伸。太初四年，“汉使光禄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余里，筑城鄣列亭至卢朐。而使游击将军韩说、长平侯卫伉屯其旁，使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泽上。”长城修到了卢朐河（今克鲁伦河上游）。另外，是年汉还在朔方以西的居延泽（今内蒙古自治区居延）筑了长城，派重兵驻守以防御匈奴右贤王对新建的河西郡县的侵扰，同时从玉门关以西“列亭鄣至盐泽”。将长城西延至新疆罗布泊盐泽。至此一条自敦煌至辽东一万一千五百余里的长城巍然屹立在汉王朝的北方。河西段汉长城共分为三段：东段修筑最早也最完整，史称“令居塞”，东起今永登县滨河处，向西北绕过民勤县北部，西过永昌、山丹、张掖之北，经过东山寺口子、人宗口、加岭墩等地，越临泽、高台，而达酒泉以北的金塔县境；中段是酒泉至玉门关之间的边塞，东起金塔县境，西越敦煌西北至玉门关；西段是敦煌至盐泽之间的边塞，东起玉门关，西沿疏勒河向西，经哈拉湖到达盐泽（今新疆罗布泊）。汉长城修筑以“察地形、依险阻、坚壁垒、远望堠”为原则，河西长城根据当时河西自然环境条件，勘测合理线路，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大致沿龙首山、合黎山南麓向西北行，并辅以军事坞堡、报警烽燧、交通驿站等设施。全线由墙体、壕沟、山崖石壁、自然河岸和故城、坞堡、墩台、亭堠等列鄣构成，同时铺设“天田”（用作侦察敌人踪迹的沙田），形成了塞防天堑、要隘守关、墩堠相望、烽火示警的立体防御体系。由于历史上徙民实边、屯民联防措施的实施，内地移民对河西的开发，增进了民族融合，促进了农牧生产，固守了西部边塞，确保了长城沿线安定，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无阻。“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使河西出现了“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的繁荣景象。文献中有大量置郡、置田的记录，然不可能只设郡县而无防或置田而无保护，因此笔者同意白音查干的观点，即在设郡同时建有防御措施。故元鼎六年初置张掖、酒泉，开始修筑东起令居，西至酒泉的防御工程。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至元封三年“酒泉列亭鄣至玉门”。元封四年和五年，置敦煌郡，开始令居以西至盐泽地区的开辟，筑酒泉塞。太初三年“自贰师将军伐大宛之后，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即修建了东起敦煌，西至盐泽（今新疆罗布泊）的长城。太初三年在酒泉、张掖北之居延泽、休屠泽筑塞设防。天汉初筑敦煌以西之烽燧线。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置西域都护护北道，徙屯田，田于北胥鞬，治乌垒城，去阳关二千七百三十八里，与渠犁田官相近，由楼兰至渠犁的一系列烽燧亭鄣组成的长城建成。西汉时期在修筑长城墙体加强防御的同时，还大量调遣士卒，增筑堡垒，修造烽燧。目前在汉长城沿线发现了大量的烽燧、亭鄣，这些设施与长城组成一道严密的防御体系。从目前发现的汉简中，我们基本可以了解当时关于烽火的相关规定。要求假如发现有敌人一人或数人犯塞，则焚一捆薪，举起两个烽火。如果发现的是10人以上的敌军进犯，除举火外，还须将烽高高扬起。假如是500或1000名敌人来犯，则除焚薪外，需举三个烽火。这些预先约定的信号，可以使军内迅速而准确地知道敌情，以做必要的准备。烽火点燃时，所有边亭负责尉吏都必须到位，并及时将敌人入攻人数和到达部位，报告上级都尉府。若遇大风大雨施放烟火不成，则必须及时派出快马“亟传檄台，人走马驰”，报告上级。若敌情万分危急，或敌人已经攻下烽火亭鄣，该亭不能按时举火时，则应由相邻的亭台点火，依次通报下面的烽火台。三、西汉河西长城与丝绸之路 在西汉强大的军事力量威慑下，加之河西长城的完善和功能的有效发挥，促使匈奴政治局势发生新变化，呼韩邪单于向汉称臣，且其政权趋于稳定。在长城内外政局稳定的情况下，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加强与西域诸国和中亚、西亚等的商贸联系。丝绸之路是中国最早与西方之间的政治交往、商品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陆路通道。这条通道在《汉书·西域传》中称“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就是汉通西域道。河西走廊便成了通往中亚南北两条商路的必经之地。河西走廊的敦煌是中西交通的总枢纽，汉武帝为巩固西北边防，确保丝路东段河西道路畅通，从而在河西修建长城。虽然汉武帝以前东西方的丝绸之路是存在的，但由于所经过地区环境恶劣，匈奴等少数民族占领河西走廊，东西方的贸易多有不便。为了延长对丝绸之路的保护线，汉在河西走廊以西实行烽燧亭鄣制度。因为修建城墙代价太大，在玉门阳关以西每隔五公里左右修建烽燧，作为通信和安全保障系统。汉代的烽燧亭鄣制度实际上是沿丝绸大道设立供应粮食的驿站和军事防御线上设立的军事通信哨所。自从烽燧亭鄣制度建立后，“汉边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为边寇者少利，希复犯塞”。正如《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所云：“夫边郡之士，闻烽举燧燔，皆摄弓而驰，荷兵而走，流汗相属，唯恐居后。触白刃，冒流矢，义不反顾，计不旋踵”，为保障丝绸之路畅通做出了重要贡献。秦对匈奴的用兵只在北方地区，而汉对匈奴的用兵已经伸展到了河西走廊和西域地区，规模大大扩展，防御体系的范围也一定要扩大，否则会前功尽弃。因此西汉王朝在派卫青、霍去病等大将取得河南、河西、漠北三大战役的胜利之后，向西把烽燧、亭鄣从酒泉伸展到盐泽（今新疆罗布泊），向北则把“塞外列城”修到了居延海。这样一来，就控制了祁连山和焉支山，打通了河西走廊，从而比较彻底地解除了匈奴的威胁。同时汉武帝派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陆上丝绸之路，中西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推动了河西走廊与西域地区经济的大发展。与此同时，呼韩邪单于自请留居塞下，为汉守边，则开辟了匈奴政权接受中原政权领导之先河。以后的六七十年间，西北地区丝路畅通、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可谓边城晏闭、牛马布野。尽管先秦时期，中原政府与西域的联系道路是有的，贸易也是存在的，但西汉时期的丝绸之路是历史上第一个官方保护的丝绸之路。考古资料证实，张骞出使西域之前，中原与西域的联系是广泛存在的。实质上“秦穆公霸西戎”应该是先秦时期东西方交流的重大事件，在秦始皇陵陪葬墓中发现的金银骆驼证明汉代以前中原与西域的关系已经比较密切了。因为联系的主体不是政府，没有相关的保护体系和官方记载，因此不能广为人知。丝绸之路作为官方保护的交通道路始于西汉通西域，丝绸之路真正形成始于西汉张骞凿空之后。这个时期，丝绸的传播源、传播的目的地、传播的路线都非常清楚，有史可依，有据可查，传播的数量也非常大，东西方是有计划甚至是有组织地进行丝绸贸易，所以官方的丝绸之路真正开辟于西汉武帝时期。既然成为官方的丝绸之路，西汉政府采取了诸多措施保护这条道路的畅通，于是河西走廊修建数千里的长城保护体系便理所当然起到重要的作用。丝绸之路对于汉王朝来说实在太重要了，从此后汉文明才传播到中亚、西亚、欧洲等地，不只是贸易之路，也是政治之路。正是如此，汉代除了张骞不顾安危打通了交流之道，而且政府在想各种办法保护这条道路的畅通无阻，河西长城的修建及其在长城沿线设置的驿站，正是为了这一目的。自从汉武帝派兵打败匈奴占领河西走廊后，西域还有乌孙国等大大小小三十多个国家，但通往京城长安的路途遥远，人烟稀少，又缺乏食物补给，为便利同他们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促进共同繁荣，及时传达政令，西汉除设立河西四郡，又在河西地区设置了大大小小的邮驿设施，悬泉置是其中规模最大的一处。悬泉置是敦煌郡效谷县下辖的一处邮驿机构，当时编制是“官卒徒御”37人，传车15辆，传马40匹，还有牛车，由悬泉置啬夫总领其事，有置丞、置佐以为佐贰。通过考古发掘得知，悬泉置遗址由坞院、马厩、房屋及其附属建筑构成，为一座方形小城堡，四周为高大的院墙，边长50米，东北和西南角均设突出坞体的角楼，作为保护设施。悬泉置是当时汉王朝在丝绸之路上设置的官方接待机构，迎送过往使者、官吏、公务人员等。经过对悬泉置汉简的研究，可以确认悬泉置是汉代规格最高的驿站，类似的驿站在敦煌郡有9个，酒泉郡有11处。据研究，从酒泉郡一直到长安，则可以通过悬泉置、居延汉简的驿置道里簿进行大致排列。按照学者的研究大约有40个类似悬泉置的驿站。驿站除了有一定数量的驿马专供传递公文信件外，还须有一定数量的传车供来往使者和客人乘坐。《史记》云：“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黎轩、条枝、身毒国。而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人所赍操大放博望侯时。其后益习而衰少焉。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充分说明当时丝绸之路上来往人员众多。张俊民认为：“悬泉置是西汉敦煌到长安丝绸之路上规格最高的驿站之一，负责过往人员的接待与政令、邮书的传递。通过考古发掘获取的简牍文书再现了驿站的布局、规模、人员构成与日常运作所需要的物资，养40匹马，备10辆车；过往人员如何接待、接待过程中配备的传舍用具，吃饭标准，外事纠纷处置等。邮书传递的速度，除一般规定一时十里外，还会有一时二百里的厩置驿骑行。这是认识两千年前丝绸之路的绝佳素材。”悬泉置是丝绸之路上驿站的个案，但足以反映当时丝绸之路上繁荣的贸易和人员来往的景象。而要保证这些驿站的安全，与丝绸之路平行的长城防御体系必不可少。河西地区的汉长城在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从防御作用上来看，河西长城的墙体并不十分高大，顶端的宽度也不能很好地让士兵进行激烈的攻防战。它的作用更倾向于遮挡敌军的视线，使得他们疑惑畏进，更重要的是它能够阻挡北边游牧民族的骑兵骚扰。绵延的长城不但防止敌人的进入，客观上也可以防止境内不法分子的外逃。从军事战略上来看，修建长城控制河西对建都长安的关中来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之前匈奴占据河西，向西控制西域诸国，向东联合众羌族，以此为根据地三番五次侵扰汉朝的陇西地区，严重威胁了关中的安全。汉武帝夺取河西之后，剪除了匈奴右翼，修建了河西长城，彻底隔绝了匈奴和羌人的联系，从而使匈奴失去了外援，在与汉朝的军事斗争中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从经济上来看，河西长城的修筑沉重地打击了匈奴的社会经济，表现在：其一，匈奴失去漠南地区之后游牧区域大大减少，失去了河西地区良好的绿洲，漠北地区的草场质量远远逊色于漠南地区，这就使得匈奴的游牧业开始萎缩，动摇了匈奴社会的经济基础。其二，河西长城的修建削弱和阻碍了汉朝和匈奴之间的正常贸易往来，这对长期依赖南方提供农作物和手工制品的匈奴部落是致命打击。四、结语 长城作为一种立体防御体系，显示着某种战略优势，构成了一种对敌人的潜在威慑。汉王朝在威慑所及的地区设屯戍守，组织大规模移民垦殖屯田，迁徙安置降众，逐渐拓展了中原先进的耕作制度与生产方式，先进的耕作技术代田法在西北边郡得到了推广，促进了边疆地区经济的繁荣和各民族间文化的交流与渗透。有学者统计，武帝时期先后向西北徙民总数约160多万。其中“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这些大量士卒的出现主观上就是加强长城沿线的保护，客观上保护了丝绸之路的畅通。长城非但没有割裂各民族间的联系，反倒是因为有了长城及其戍守军人的管理监护，才更加有利于各民族之间的有序交往与文化趋同。因为汉王朝把依附而来的游牧民族安置于长城内外的边疆郡县，这就使他们更有机会接近中原地区的生产方式与文化传统，同时也为边境口岸的双向贸易提供了市场。如今沿长城一线不少称为“口”的城镇，都是基于边境贸易关口而发展起来的。汉民族形成于秦汉之际，是中原农业民族在与周边少数民族的长期交往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汉长城的建置，就是汉民族形成完成的标志。不过，在这里有一点必须说明，我们把汉长城一线作为汉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的分界线，并不意味着也把长城看成是汉王朝的北边疆域。众所周知，自秦汉始，我国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秦汉之际的北疆，均已远远超出长城一线，我们在这里是把汉长城放在民族学上考察，根据当时长城的文化性格而提出这个看法的，与我国历史上的疆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而我们把汉长城当作南北两种文化分界线的同时，也认为长城是当时南北两种文化的交汇线，当时南北两种文化的互相接触与传播，都是从长城脚下开始的。长城沿线关市的设立，使“今帝（汉武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胡商贩客，日款于塞下”，“通货羌胡，市日四合”，于是南北两种文化在此不断得到交融和传播。黄永美认为：西汉时期，特别是在汉匈战争之后，汉政府通过屯田、建设边郡、加强长城防御等多种方式不断充实和发展长城内外宜耕宜农地区，从而带动长城地带的发展。在长城地带的稳定和发展影响下，长城内外的西汉王朝和西域地区之间通过互派使节和侍子、联姻、丝路贸易、混居等方式加强了联系，交流内容也逐渐增多，贸易规模有所扩大，长城内外的文化也随着交流方式的增多而得以交流。综合以上的内容可以看出，西汉时期，汉朝政府在河西地区修建修缮的长城，是一个综合性的防御工程，它既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也保障了中西文化交流。编辑：何参 文章见《中州学刊》2023年第11期“历史研究”栏目，因篇幅所限，注释、参考文献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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