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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gecccn 于 2024-1-15 09:51 编辑
本文为2024年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年会上的现场实录 主持：国泰君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何海峰 嘉宾：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 程实东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陈李方正证券研究所副所长 芦哲国金证券宏观资深分析师 陈达飞
何海峰：今天参加这个圆桌的一共是四位同仁，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东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李、方正证券研究所副所长芦哲、国金证券宏观资深分析师海外组组长陈达飞。我们分两轮来研讨，第一轮大家把核心观点抛出来，第二轮做一个延伸和总结。首先有请陈李首席谈谈全球资本在亚洲地区的流动情况。 陈李：就现在的观察而言，全球资本在亚洲的流动很明显，日本是最重要的热点话题。过去一段时间内，日本似乎一直走出了长时间的通货膨胀，日本国内的资本市场改革也做出了一些成效，自去年开始日本有效地吸引了一些全球资本的流入，我们非常强调的一点是从2020年开始，日本自上而下都毫不避讳地明确表示日本是中美竞争的一个最大受益者，很大程度上分散了一些国际资本的焦点。从印度基建的发展来看，印度似乎也想通过某种形式上的后发追赶，来承接一部分中国制造的能力和约束。所以我们看到印度也是全球资本在亚洲关注的第二个要点。印尼过去一段时间大宗资本市场的上涨和原料橡胶的上涨，成功吸引了一部分投资者对印尼的关注。 就当下观察我们看到全球资本在亚洲的关注点，如果客观的评述就是日本、印度、印尼，我们可能排在前三之后。我们开这个论坛的原因也是想重新启发起资本对中国的兴趣，以目前来看投资者的关注点确实在这前三个国家。 何海峰：有请程实首席简要就中国汇率和出口做一个展望。 程实：前面讲了对整个美联储和当前的货币情况的一些预判，今年有一个非常大的货币共识，美元不会像之前那么强了。人民币对美元，包括人民币对一揽子货币今年会呈现出一个相对的强势。从这个货币环境变化角度来讲，对中国的出口并不一定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汇率的升值会给出口带来一定的压力。 货币的变局之中我们该如何的应对这种压力？两件事情值得我们去做：从宏观着眼要坚持去做长期正确的事；从微观着手要细致的去做顺势而为的事。 什么叫做长期正确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中国面临的整个国际环境，全球化的格局已经不再是之前扁平式的全球化，而是以区域经济一体化为核心的新型全球化。这样的背景下中国需要长期做的正确的事情，过去10年我们一直在做的正确的事情是推进“一带一路”，我们“一带一路”听了很多的故事，但是能不能够非常细致地感受到对中国，包括对周边国家带来的影响。 我最近做了一个研究，在过去10年里面 “一带一路”到底带来了怎样的宏观经济的改变，逻辑链条就是“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实际上是改变了整个参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基建的水平。这种基建条件的变化，会引导贸易条件的改善，贸易条件的改善会推动双边贸易和经济增长。过去10年里面从全球的国际机构的指标来看，“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整体基建的条件指数是上升了2.5个百分点，带来的贸易条件的改善是0.55个百分点，对“一带一路”沿线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带来的长期的经济提振是0.5和0.6个百分点，这是非常明确的一个答案。我们要去做一些短期似乎带不来太多轰动，但是能够带来一些正面提振的长期正确的事。 第二，我们要细致地做一些顺势而为的事情。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最近调研了很多的出口企业，有一家做水果出口的公司，疫情之后大家对健康都非常关注，这家出口公司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它的创始人用区块链技术把整个水果从种植、采摘、运输各个环节都上链，全球的买家对这个非常买单，整个贸易得到新技术的加持。对于中国的企业家来讲，我们如何去顺应这个时代的发展，做更多创新的、微观的努力，对中国的出口来讲非常重要。这两个维度中国都正在做，这也是我为什么对整个中国的出口，在今年即便汇率上不那么讨好的情况下，还保持一个相对乐观判断的关键原因。 何海峰：接下来有请方正证券芦哲所长，雷蒙德刚刚跟我们的商务部部长也见了面，中国也发了全年的贸易数字，请把中美的汇率和中国的出口再进一步做一个延伸展望。 芦哲：汇率的问题，今天下午很多位专家学者都聊到的是货币政策，从货币的角度来讲，中美的息差，美元汇率对人民币的压制，2024年肯定趋势对国内环境是有利的，给了货币政策更大的空间，汇率贬值的压力明显降低，趋势性的问题有一定的共识。人民币进一步贬值的难度是大的，升值升到什么幅度和区间，这是今年需要关注的问题。7%附近，还是7%以内？甚至6.8%、6.9%的位置。更核心的是，纵看2022年、2023年人民币压力最大的时候，中美息差未必达到最高的点，更多的是来自于中国内生经济动能是否有信心，影响到了海外投资者“用脚投票”，对中国汇率的高低体现的是对内生经济动能，这里面跟财政政策有很大的关系，明年中国经济增长中枢在什么位置上，对判断汇率的走势是非常关键的。 我们整个2023年GDP数字，下周三就会公布。大概率在市场的预期范围之内，5.2%左右的水平，完成了全年的目标。关键是2024年我们会取得什么样的成绩？大部分人的市场观念都认为2024年的增长目标和2023年大差不差，应该还是维持在5%上下的经济工作目标。大家都很清楚如果2024年做到5%和2023年到5%之间一个很大的差别是2023年有基数的差别，如果算两年平均即便2023年是5.2%，其实也是一个4%附近的增长，我们占了低基数的优势在疫情之后的第一年做了休养生息。疫情之后的第二年，疫后红利效应退却之后，我们如何在5%的基础之上继续实现5%？是更有难度的，无论对经济体，对企业、对政府宏观调控都是有难度的。这个时候除了货币政策的灵活应对，以及海外相对宽松的流动性状况的改善之外，中国能否在财政政策上有所发力加码？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从4%的GDP到5%的GDP速度的增长，一个点的GDP差1.3万亿左右的经济体量，如何保证2024年比2023年多做出来1万多亿的GDP？还是需要稳住经济的增长驱动力，上午很多专家都强调了地产的问题，地产的下行是否止住，还是一个问号，存在着一定的风险。 这是一个长期的中国新旧动能的转换，我们如何去地产化找到新的经济增长发力点，可能要从产业端想办法。短期来讲，中国经济去地产化绝对不是一年两年能够完成的问题，2024年的经济增长的支持动力来自于什么，财政要发力。我们看到最初的迹象来自于2023年10月份增发了1万亿国债，用于灾后重建类的基础设施，这给投资者带来了一定的信心，我们依然预判在今年依然要支持大型水利设施、管网、城市轨交这类的投资方向，在短期之中对冲现在比较低迷的拿地和投资下滑。12月份央行PSL开始放量，这里面已经有3000多亿，财政能发力多少钱对能不能构成1.3万亿GDP增量非常关键。去年10月份发的1万亿国债，在2023年使用了2000亿，2024年还剩8000亿，大概率还会像2023年增发1万亿的特别国债，就1.8万亿。全年给到三大工程的资金算上PSL，算上各类专项借款应该也有1万亿左右，这是在专项债维持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增量有3万亿左右的财政资金。如果我们有3万亿的增量财政资金守护1.3万亿GDP增量，理论上可以做到，我觉得至少在这个时点上需要做的财政发力，是保证人民币汇率稳定，我们需要的是过渡政策。 何海峰：从内部着重财政要发力才能保证人民币对实体支撑有一个保障，这样我们的出口才能稳得住。接下来有请国金证券陈达飞博士就日央行的相关政策以及汇率的情况做分析展望。 陈达飞：很荣幸参加本次论坛，程首席也讲到了日本是疫后海外资本在亚洲首选的目的地，过去的几年里面我们总是谈中美周期的冲突，以及与之相关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周期的冲突。2024年从中美的角度来讲周期可能趋于一致，从日本的角度来讲2024年对他们来讲可能是一个周期的冲突，美欧是一个从紧缩到边际宽松的转换，日本从超长的宽松向正常化的转换。 我们讨论这个问题一方面确实是市场关注，另外一方面，从另一个更大的意义上来讲，是站在日本是否重新回到所谓的摆脱过去失去20年经济状况的背景下讨论这个问题的。而且从我们自身国内的一些宏观方向或者趋势的变化上看，日本也确实能给我们提供一些经验和教训，能否摆脱过去20年的长期通缩，低通胀、低增长的环境。因为日本在货币政策这块，确实是所谓的量化宽松利率政策的第一站，同时也是这种政策最后的退出者，也是过去我们长期谈论的负利率政策的终结者。谈论短期的问题，日本今年上半年退出这种常规政策的概率比较高，无非就是择时的问题。为什么会退？其实一方面是功成身退，另外一方面也是副作用趋于上行。 在退的过程当中肯定是希望减少退的风险，这个风险在什么地方？一方面是日本货币政策的退出，对于日元汇率的影响肯定是一个趋于升值的状态。日本国内的货币政策最核心的目标肯定是通胀目标，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日本经济的分析特别符合“小型”开放经济体。通胀目标能否实现，归纳起来三个关键的变量：日央行经常说的专注于内部工资、物价的良性循环，这个是决定通胀能否可持续的最核心的内部因素；外部因素有两点，一个是全球大宗商品，这个跟全球总需求相关，与之相关的另外一个变量就是汇率，取决于进口这些商品到底是贵还是便宜。所以外部因素与国内货币政策相关的变量的交集就是汇率，日元的有效汇率和日本的国内通胀之间是一个高度负相关的状态，国内通胀目标能否实现，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日元汇率，日元汇率又建立在所谓的向全球资本流动和国内的日央行的货币政策，日央行的退出边界在什么地方，边界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日元汇率到底升到什么样的区间。 它当然不希望在退出的过程当中，日元特别强，可以在一定的空间强，这是市场自发选择的，但是如果最终的落脚点影响到国内通胀目标的实现，就会去干预，日央行在西方主要国家的央行里面干预外汇市场是最频繁的。最后落到择时，自然不希望在一个欧美降息的周期里面去加息或者说正常化，我们自己分析的角度最好在今年一季度或者说在今年二季度早期，这个确定性高一点。 何海峰：第二轮我们要继续延伸，同时用一两句话做一个观点总结。刚刚谈到了货币政策，特别是日本的货币政策，首先请方正证券芦哲首席，有请您对美中的货币政策分化发表一下观点看法。 芦哲：聊回货币政策，中国和美国货币政策在整个2024年来看，不能说大方向是分化，至少会渐渐的趋于一致。中国的利率中枢下行和降息的趋势应该不会改变，我们也不太需要再靠加息的措施来呵护汇率。美国的角度来讲，拐点会在什么时点发生是一个关键问题，全年一定会有降息，到目前的情况来看最激进的判断是到4月份这个时间点，降息幅度市场预期能达到150个BP甚至以上，这个是对宽松预期来讲比较激进的判断。 我们还是持偏中性保守的判断，2023年1月份开始，基本上这个观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变过，我们认为到年中5月份左右的时间点才会进行降息，提前到3月份的概率有，但是目前看起来不是非常大。美联储政策出发点永远是价格水平和劳动力的状况，这两个问题目前还是交织在一起，美联储面临怎么解决长期通胀中枢在上行的这个问题。问题在于劳动力市场还是相对紧俏的，之前跟美国的极其激进的财政政策有关系，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洒钱的力度相当大，包括到2023年财政政策力度也是强，到2024年可能会发生变化，大选年两党对宽财政的政策不一样，越是在大选的时点上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超额储蓄大概率会在上半年用完，可能会用到二季度。 总体来看，美国的收入和消费情况依然偏积极正向的，同时劳动力市场的短缺度，因为超额储蓄没有用完，包括过渡提早退休相关加在一起，劳动力市场供需结构还是有需求缺口，满足不了现在劳动力的诉求。所以有可能出现上半年利率中枢还是在下行，下到3%就很难继续，毕竟工资刚性还坚挺的维持在这里。如果在3%的附近位置无法继续下行，这是对货币政策严重的掣肘，现在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到底是Q1末还是Q2末进行降息，带来了降息幅度到底是100个BP还是150个BP甚至更高的判断，趋势是一定的，只是早一个季度晚一个季度、多50个BP少50个BP的判断，越早对全球来讲是好事。因为大家都相信美国经济至少要下行，越早的开始降息对美国总需求的修复是有帮助的，这也对提振中国包括整个全球总需求的拉动是有帮助的，即便我们通过“一带一路”国家进行出口的转移，“一带一路”的终端需求更多的也来自于美欧经济体，美国货币政策越早确实是对全球经济更温和更呵护的。 中国的货币政策怎么看？我们已经对货币政策降息降准期待了至少一个季度。相信大家从10月份开始，尤其是二级市场，尤其是债券投资者，觉得降息降准概率非常大，下周一两天之后又是一个15日，MLF利率调整的时间，但不少债券投资者笃定的相信周一就会有一次利率的下调，包括之前央行做的存款利率的调整。但是为什么整个Q4中国没有进行过降息降准的操作，就我们在这个上面的观点，觉得你要从长期和短期两个角度来思考中国的货币政策，短期货币政策的角度来讲确实应该做了，而且如果1月份做甚至有点看似做晚的感觉。在整个Q4的过程之中，中国公开市场的流动性，银行间市场的流动性是紧张的。整个银行和非银在四季度是难受的，同时我们坚信的是货币和财政之间有互动关系，增发了1万亿国债，发行已经结束了，置换债在化解地方债务的过程之中已经发行了接近1.4万亿，年底增加的债券供应量是非常大的。债券供应量这么大，流动市场偏紧的情况之下，货币政策应该及时，至少做降准，防止“钱荒”流动性冲击的情况出现，这是短期的逻辑。从更长期的角度来讲，两轮驱动中国经济的逆周期手段，财政在积极发力的时候我们对整体货币政策的诉求并没有那么高，流动性确实偏紧，银行不好受，非银机构不好受，但是有没有严重影响到实体流动性造成冲击？其实也没有。中国人民银行核心货币政策的目标，维持流动性的合理充裕肯定是其中一条，这个流动性的合理充裕一定是实体流动性，绝不是单纯的盯住银行间市场和债券市场的流动性。 对央行来说，Q4包括1月份，降与不降是可做也可不做的行为，我会倾向于偏向于审慎或者滞后地做货币的宽松。2024年跟2023年比，全年的降息幅度未必弱。2023年两次，2024年大致判断两次，或者两次以上做到三次。金融工作会议10月底开了，金融服务实体、金融让利、金融支持科技，进一步降低社会的综合融资成本，这是金融体系要做的责任。房地产市场没有企稳，进一步的首套、二套存量房利率下调相关的政策，呵护地产防止风险的进一步发生，这个政策未未必能够一定遏制住现在地产市场的下行风险，但是有一定的正面积极作用。 同样中央政府交给地方政府的主要责任是地方债务风险的化解。化债过程之中除了置换债提供的是借新还旧，更重要的还是要商业银行和国有大行，接续很多地方债务做展期和降息。展期的过程之中，降息的过程之中，中央银行房贷利率要降，对政府部门的利率也要降，银行承受的息差挤压是必然的。这符合金融工作会议讲的金融服务实体的过程，央行为什么要在12月份做存款利率的下调，中国的银行体系确实面临银行息差被进一步挤薄，利率中枢下行的趋势。全年来看确实是有必要的，当经济目前的趋势压力不那么大，目标是5%在2023年做到5.2%甚至更高的可能性非常大，短期的经济压力并没有非常强的时候，我们适度审慎把更多的降息降准空间留到一季度偏后期，甚至更往后也并不是不可能。所以全年来看，中国也一定会践行利率中枢下行，无论是政策利率还是市场利率这个大方向没有问题，从交易的角度是不是笃定的认为央行会在近期就采取这个政策，我们持保守态度。 何海峰：芦哲一上来说中美货币政策方向趋于一致，如果方向趋于一致剩下就是节奏的问题，您对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是中性偏保守，对中国的货币政策是谨慎偏乐观。接下来请程首席谈谈外资投资中国有哪些需要关注的？ 程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外资关注中国什么？外资分成两种，第一种是短线的外资，第二种是长线的外资，他们的关注点不太一样。短线的外资更多关注的是不同的经济体，高频经济数据的表现，一些突发政策的状况，包括一些事件的变化所带来的短期的投资机会，在全球如何做一个腾挪。从短线的角度来看，短线外资现在也开始在更加地关注中国，因为中国从短线来看有三个有利于资金流入的变化，主要是中美之间的对比： 第一，利率的对比。中美利差是最核心的关键的变量，中美利差未来的变化有利于中国。 第二，中美经济基本面的对比。我们都知道去年美国经济增长是超预期，这个超预期在三季度的GDP增长4.9%之后，接下来肯定会有一个下行的变化，对于中国来讲，实际上我们从去年7月2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政策的大转向正在逐步的发声，政策累积滞后的效果会逐步在今年释放，今年正好是中美经济周期交错的一个有利于我们的关口。 第三，汇率的变化。人民币正在逐步走强，走强到什么程度是另外一个话题，这个趋势本身有利于中国，有利于整个人民币的资产。 这三个中美对比的变化，是在更多的吸引短线投资者对中国的目光。对于长线投资者，主要是一些养老基金包括主权财富基金这些，这些全球的投资者更关注的是什么，当然不仅是指中国，投资于任何一个地方关注的永远是四件事情：第一个是长期可持续的投融资环境，第二个是稳健可预期的政策搭配，第三个是强劲可挖掘的增长潜能，第四个需要看到的是生动可诠释的产业故事。 这四个方向中国都在做新的努力，我们最近看到中国对于外资投资于中国的一些准入门槛正在放低，金融对外开放正在有一些新的内涵，现在政策开始在关注外国人在中国做投资的实际困难，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变化。 稳健可搭配的预期这点很重要，从去年7月份政治局会议，再到12月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整个中国经济的政策，反复强调了政策基调，以进求稳、先立后破。我们工作的方向现在重要的是转向，中国政策从之前的一种状态到现在更加兼顾跨周期的资源配置和逆周期的经济托底，这样一种新的变化之后，我们需要维持经济政策的持续性，让长线外资对整个中国政策的方向更加的可预知，更加的能够相信我们的政策方向会在很长的时间内达到优化中国资源配置的效果。这也需要我们更好地去做一些经济政策的宣讲工作，特别是对外。很多的政策语言在翻译成通用的经济学，让世界都能接受和理解的这些政策的预期引导方面，还有很多的工作可以做。 是否有足够强劲可挖掘的经济增长的潜能，对经济学家来讲一定要测算中国经济的自然率，就是潜在的经济增长水平。中央从二十大以来做了这么多资源配置的优化工作，我们2024年的九项经济工作里面排第一的并不是恢复和扩大内需，而是以科技创新更多地推动产业升级。所以说中国的全要素生产力的变化及其所带来的中国经济增长潜能的变化，这点是外资非常关注的，在这方面需要更多的做一些严谨的测算。虽然说我们和全球经济增长速度都在下降，但是我们相对的比较优势还是有的，这是需要我们去关注，也需要让外资更多了解的事情。 生动可诠释的产业创新。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故事是外资非常关注的，包括中国的电动车、中国出口的新三样、中国消费的变化等等，现在对于外资来讲关注的并不是口号和空洞的话语，而是一些正发生在数据上的，他能够听得懂、能够去理解的产业变革。包括我自己在跟外资打交道过程中，我们在讲中国数字经济故事，包括其他的一些产业故事的时候，更加需要从事实出发，需要从整个中国大的产业结构的资源配置的角度理解，要从一个产业逻辑的角度让大家理解这个产业的政策和微观的群体自我创新之间的关系。中国还是有很多的一些新的产业故事可以去讲，关键我们怎么讲，要以生动可诠释的角度去讲。 总结，长期可持续的投融资环境，稳健可预期的政策搭配，强劲可挖掘的增长潜能，生动可诠释的产业故事。从四个维度来讲中国在吸引长线的外资方面正在发生许多积极的变化，未来我们更加期待。 何海峰：非常细致的分析，我们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正是承载了这个使命，讲好中国故事传递正向能量，各位首席同仁都要担负这样的职责，把中国的政策讲好。接下来有请陈李首席，我们谈了欧洲的资本，谈了美国的资本，不能忽视来自中东石油的这些资本，这也是一种正在壮大的力量。请陈李首席就中东的资本投资中国的新去向做个展望。 陈李：在过去一段时间内中美两极的竞争使得大量非中美的资本都开始两头下注，一方面是在美元市场上下注，另外一方面很明显在中国市场也有下注，在过去的差不多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内，大量的中东资本也来到中国国内，来到香港市场。我想如果不出意外，未来一段时间内中东的资本还会继续两头下注的情况。 我想引入一个个人非常不成熟的想法，在中美竞争中，有一些人试图替代我们在全球产业链中的指导地位，包括日本、印度，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个人觉得我们在2024年没有汇率压力的情况下，适度调贬人民币。如果可以适度管控人民币，让人民币表现得更弱势一些，对我们有一害但是有百利。对我们有一害当然是全球资本中间货币的本质可能有一些变化，但真的有百利。第一，可以应对所谓的2024年欧美总需求的下滑和下降，恢复出口的竞争力。第二，在虎视眈眈与我们做竞争，妄图取代我们制造业产业地位的日本、印度面前更有竞争力。第三，那些企业家含辛茹苦地科技创新做商业活动，一个比较相对有竞争力的人民币对他们有所助益。第四，更加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一带一路”中那么多国家，他们想使用人民币，人民币越来越便宜借人民币的意愿会更加强烈。 我是觉得贬值真的不一定影响我们国际化，反而可能会推动我们的国际化，尤其是在“一带一路”上这些大量的南方新兴市场特别愿意使用便宜的货币。尽管我们今天讨论的主要话题毫无疑问中美的利差，货币政策走向，经济对比形势都有利于人民币稳定，但是我觉得在人民币稳定条件下，我们可以适度的让人民币变得便宜一点，有竞争力一些，对我们有一害但是对我们有百利。 何海峰：陈达飞博士有个特点，每周都会写一本读书笔记发出来，现在请您从全球、从世界经济的大视角看看，这个世界经济运行到底是怎么了？ 陈达飞：聊未来的新范式之前得聊一下我们从哪个范式过来的，每个时代以10-20年为单位总有一个名字，以美国为例70年代的时候叫大滞胀，80年代中期到2008年之前叫大缓和，2008年之后叫长期停置，未来的20年代甚至更长时间，我搜寻了经济学的概念感觉没有一个能对应得上的，有点像大缓和的对立面。大缓和是低波动，低通胀但是增长偏高的状态，从我的角度来讲，未来可能跟它对立面增长不见得特别高。经济增长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讲AI带来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带来潜在技术的上升，但是数据不知道什么时候体现，70年代信息技术到80年代之后，或者90年代中期才体现在数据上。 从通胀的角度来讲，对应的长期停滞，包括以日本为代表确实是低通胀和低利率，未来如果要我说一个所谓的新范式，跟过去相比可能是通胀水平略高、通胀波动率略高、潜在增速可能有小幅抬升的一个状态。从实际增长的水平上，我们确实跟全球平均水平相比还有优势，名义增长和相对增长来讲其他比我们还要后发的经济体确实相对占优。从我们加入WTO到现在，20-30年的时间里面会发现有一个趋势，海外便宜的钱往中国资本回报率更高的地方流，未来可能出现的变化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海外的名义增长或者亚洲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潜在增速，和我们国内相对便宜的融资环境会使得整个资本的流向出现一定的变化，这个包括我们自身的资本积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也做到了资本积累，我们未来也要向全球去建工厂，类似于像80年代之后的日本。 从资本的角度来讲，日元是在日元升值的大背景之下走出去的，包括最近几年大家喜欢到日本购物，包括香港也喜欢到深圳消费，如果是一个大的贬值趋势，这个对我们资金的趋势不利。一方面我们出去把现有的过去长时间积累下来的技术，包括我们国内相对物美价廉的商品卖出去，与此同时我们肯定也希望在更高附加值，也就是创新的领域、产业升级的领域做出更多。 何海峰：最后用一两句话总结一下这场圆桌讨论下来的核心观点。 陈达飞：以前是全世界廉价的钱到中国来获得更高的资本性收益，这个当中还有包括人民币汇率的收益，未来确实可能会出现中国一方面把境内物美价廉的商品卖向全球，另外一个层面也是中国在过去几十年积累的产业升级的心得，包括新能源车领域在内，也可能把相应的资本迁出去，来应对全球价值链重构带来的机会和规避一些风险。 芦哲：无论长期来看国际经济周期的变化和产业发展的趋势是什么样，中国制造在未来的3-5年之中要经历一个转型阵痛，当新旧动能转化的路线还不明晰的时刻，不要让经济出现出轨脱离轨道的风险，这是我们经济学家应该倡议的，也是我们相信政策导向应该支持的。 陈李：在过去的一年我们接触很多投资者也在探讨提振市场的重要举措。有一个投资者说了一句话糙理不粗的话，利率降到零，汇率贬到8，股市立刻涨，这也是回应了我们的政策想法。 程实：大仲马在《基督山伯爵》写的一句话，人类最伟大的力量永远体现在两个词：等待和希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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