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好“稳”与“进”、“立”与“破”的关系

冯煦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智库研究室主任）

科学制定实施宏观政策，对于巩固经济恢复势头、促进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具有重要意义。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为当前形势下制定实施宏观政策明确了基本遵循。

宏观政策要把握好“稳”与“进”的关系。“稳”与“进”是当前经济工作尤其是宏观政策制定实施中需要重点把握好的一组基础性关系。“稳”与“进”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须要作为一个整体来看。

一方面，在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内部挑战增多的情况下，“稳”是第一位的，是“进”的前提。只有保持宏观经济大盘稳定，才能为深化改革和转型升级营造有利条件，不断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进；才能不断巩固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地位，在世界百年变局和大国博弈中争取主动。正因如此，近年来中央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

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只有积极谋求“进”，才能真正实现“稳”。只有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加快培育新增长点，才能有效对冲经济下行压力、稳住宏观经济大盘。特别是在当前形势下，受疫情“疤痕效应”的影响，市场预期不稳、信心不强的局面对经济发展造成制约。因而，需要采取更加积极的宏观政策来强化预期、提振信心，以宏观政策的“进”实现经济发展的“稳”。

宏观政策要把握好“立”与“破”的关系。“立”与“破”是当前经济工作中需要重点把握好的另外一组基础性关系，两者之间的先后顺序和动态逻辑尤为关键。

在新旧动能转换的关口期，必须恰当处理好新动能的“立”与传统动能的“破”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中低端制造品出口等传统动能规模庞大，在经济中占比较高，但近年来增速明显放缓。另一方面，新能源汽车、光伏组件、锂电池等新动能快速成长，是未来发展的方向，然而目前总体规模仍较为有限，尚不足以弥补传统动能下滑带来的缺口。以上矛盾决定了，现阶段既要注重培育壮大新动能，也要重视传统动能的维持，做到先立后破。

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低碳转型的过程中，也需要把握好新能源的“立”与传统化石能源的“破”之间的关系。一方面，绿色发展是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涵之一，绿色低碳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大方向，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向国际社会作出的庄严承诺，因而必须积极发展清洁能源、降低化石能源消耗。另一方面，我国经济规模大、产业结构复杂、能源禀赋具有自身特点，绿色低碳转型需要一个过程，难以一蹴而就。因而，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低碳转型的过程中，首先要培育壮大新能源产业，实现新能源的“立”，然后先立后破，稳妥推进，逐步降低对传统化石能源的依赖。

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制定实施宏观政策。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既是总体上需要遵循的原则，也是具体工作中需要践行的方法论。当前制定实施宏观政策过程中，需要辩证地、审慎地把握好“稳”与“进”的关系、“立”与“破”的关系，为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提供有力支撑。

财政政策方面：其一，以积极财政政策的“进”，促进宏观经济的“稳”。在当前居民消费倾向下降、企业投资意愿不足的情况下，积极的财政政策应加大支出力度，弥补私人部门需求缺口，同时尽可能发挥乘数效应，带动私人部门消费和投资走向活跃。具体而言，一是要用好财政政策空间，适度扩大财政支出。二是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创新财政政策工具，增加科技攻关、绿色发展、乡村振兴、生育养育教育等领域的投入力度，转变方式和调整结构来提高财政政策的质效。

其二，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进”，保障中长期财政运行的“稳”。科学高效的财税体制是财政运行平稳可持续的基础。2024年是分税制改革三十周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通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央地财权和事权关系分配，更好地平衡央地收支结构，有利于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为保障中长期财政运行平稳和可持续打好制度基础。

其三，以完善投融资体制机制的“立”，配合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的“破”。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是在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其中成因之一就在于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机制不健全、资金来源渠道单一。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我国仍处于快速城镇化的发展阶段，仍然具有较大的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需求。为此，必须针对新发展阶段基础设施建设需求的特点，加快完善投融资体制机制，从而在根本上破除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过度举债的生存土壤，杜绝地方隐性债务风险的再度积累。

货币政策方面：首先，以货币金融环境的“稳”，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进”。货币政策的首要功能是为实体经济发展营造稳定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具体而言，一是要在数量上，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确保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二是要在价格上，以自然利率为锚引导实际利率合理下行，降低实体经济增量融资成本和存量债务利息负担，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其次，以结构性货币政策的“进”，推动经济结构“稳”步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转型升级，设计得当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能够在总量政策基础上更加精准有效地发挥货币政策对科技创新、绿色转型、普惠小微、数字经济等转型升级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促进经济结构向更高水平和更高质量稳步转型升级。

再次，把握好“立”与“破”的关系，为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强化制度基础。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制度和体制机制上增强金融体系风险识别、风险定价、风险管理的能力，加强中小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硬化国有企业尤其是地方融资平台公司的软预算约束，增强信贷弹性，严肃财经纪律。及时推动房地产行业融资总体恢复平稳，助力构建房地产新发展模式，防止信贷收缩加剧房地产市场风险。（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