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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若晖，男，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别录》《七略》为中国最早的综合性分类图书总目，在中国思想史、学术史上有着不朽的地位。但是《七略》一名之释义，有章太炎与姚名达二先生之说歧出，学者往往依违其间，有如触蛮相峙。这需要学者不惮烦琐，仔细审察古代文献，对这一问题给出经得起检验的结论。一、《七略》之“略”章姚二解 章姚二说各有拥趸。右章者如孙显斌曰：“《说文》：‘略，经略土地也。’‘略’有分界之义，在‘七略’之名中则有分类之义，所以‘七略’为七‘略’之合称。姚名达、吕绍虞以‘略’为简略之义，这是说不通的，因为这样对‘辑略’的解释必然牵强。”左姚者如董广文，以之为姚名达的学术贡献之一。曹慕樊《目录学纲要》则未引章、姚之说，自出己意，将“略”释为“要”：“刘歆把各类书编在一起，只存刘向叙的大要。大要叫‘略’……及到后期，成果多了，就得编个简要的书目，以备查阅。这工作由刘歆去做。做这项工作，只能以刘向奏进叙的内容做根据。省文存要，所以叫做‘略’（略即纲要的意思）。”之所以二者难分轩轾，孙振田的分析可谓到位：“大致言之，衡之以《七略》文本上的特点，两种说法都有其合理性。例如，单纯就《七略》的确分为七个板块而衡之，章先生之论无疑是能够成立的，而再就《七略》确为据《别录》而来且较为简来看，姚名达之论当然也能成立。”也就是说，二者各有其长。章说与《七略》之名若合符契，所谓《七略》就是七个“略”合为一书，故名《七略》。将“略”释为“简略”显然无法解释作为篇名的“略”，如《六艺略》之“略”的意义。姚说则注意到《别录》《七略》内容与名称的整体性，也颇有见地。下面，我们就分别考察章、姚二说的立论依据，以推鞫其是否成立。二、章姚二说之辨析 章太炎《七略别录佚文征序》：“略者，封畛之正名，传曰天子经略，所以标别群书之际，其名实砉然。”《说文解字授课笔记》则讲得更为明白：“略，本义为略取（画界限而占领之曰略取），引申为劫略，汉律有‘略卖’。经略与经界谊近，《七略》，言七种书分界部居也。”“略”有疆界义，乃古之常训，可毋庸置疑。《小尔雅·广诂》：“略，界也。”莫栻《广注》：“《左氏》庄公二十一年，惠王与郑厉公‘武公之略，自虎牢以东’。又‘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东尽虢略’。杜注：‘略，界也。’”是则章说可谓有理有据。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然则《七略》何以名略欤？斯可引古义以明之。《公羊传·隐公十年》：‘“六月壬戌，公败宋师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取邑不日；此何以日？一月而再取也。何言乎一月而再取？甚之也。内大恶讳；此其言甚之，何？《春秋》录内而略外：于外大恶书，小恶不书；于内大恶讳，小恶书。’《公羊传》之意，盖谓《春秋》记国内之事较详细而记国外之事则较简单也。《七略》较简，故名略；《别录》较详，故名录。先有《别录》而后有《七略》，七略乃摘取《别录》以为书，故《别录》详而《七略》略也。《隋志》著录《七略》仅七卷，《别录》则有二十卷之多，即其明证。”姚说的全部根据，即“录”“略”相对，“录”有“详细”义而“略”有“简略”义。由于姚说成立与否，完全建基于对《公羊传》“《春秋》录内而略外”一语的理解，故而有必要廓清“《春秋》录内而略外”之义。详审《公羊传》之文，其所谓“《春秋》录内而略外”的具体做法是“于外大恶书，小恶不书；于内大恶讳，小恶书”。即对于鲁国的大小之恶都要记载，只是具体的书法不同：小恶直书，大恶曲笔；对于诸夏的记载，却是只直书大恶，小恶则不予记载。韦昭《国语叙》“故复采录前世穆王以来”，董增龄注：“录者，记也。隐十年《公羊传》‘《春秋》录内而略外’。”《左传》庄公二十三年：“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意谓史官于君主行为，有闻必录，无论大小善恶，皆予记载。《国语·吴语》：“两君偃兵接好，日中为期。今大国越录，而造于弊邑之军垒，敢请乱故。”韦昭注：“录，第也。敢问先期乱次之故。”韦氏以“第”释“录”乃随文释义，意谓吴王未能依照双方事先约好的行事次第在日中会面，而是提前在昧明即来至晋垒。此“录”当指吴晋会盟程序列表，于会盟中之大小事件靡不记录。至于“详”，《说文》：“审议也。”段玉裁注：“审，悉也。”这是指记载一件事情的细节之完备，与“录”指对于不同性质事件均予记载显然不同。如是，相应地，“略”之义也当不同。《春秋经》隐公三年：“八月庚辰，宋公和卒。”《公羊》何休注：“不言薨者，《春秋》王鲁，死当有王文。圣人之为文辞孙顺，不可言崩，故贬外言卒，所以褒内也。”徐彦疏：“鲁得尊名，不与外诸侯同文，即是尊鲁为王之义。”《公羊传》何休《解故》“隐公第一”下徐彦疏引何休《文谥例》云：“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王鲁则当以王文述鲁事。但如是则在现实中僭越了周天子，因此只能将外诸侯贬一等，以大夫之文述之。这样鲁仍述以诸侯之文，既未僭越天子，又高外诸侯一等，可谓两全。可注意者，何休此注之“贬外”，杜预乃径言“略外”。《左氏》杜预注：“称卒者，略外以别内也。”孔疏：“诸侯曰薨，礼之正名。鲁史自书君死曰薨。若邻国亦同书薨，则与己君无别。国史自在己国，承他国赴告，为与己君同，故恶其薨名。虽赴称薨，皆改赴书卒，略外以别内也。《释例》曰：‘天子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古之制也。《春秋》所称，曲存鲁史之义，内称公而书薨，所以自尊其君，则不得不略外诸侯书卒以自异也。’”可见“略”之义，即是在礼制上贬低一等。《穀梁》范注：“天子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周之制也。《春秋》所称，曲存鲁史之义，内称公而书薨，所以自尊其君，则不得不略外诸侯书卒以自异也。至于既葬，虽邾许子男之君，皆称谥而言公，各顺臣子之辞，两通其义。”杨士勋疏：“何休称死而异名者，别尊卑也。葬不别者，从恩杀略也。”所谓“葬不别”，即仅仅在外诸侯死时“略外以别内”，在该诸侯下葬时，就不再区别内外，完全依照其臣子之辞。杨疏解释之所以如此，是“从恩杀略”，也就是恩义减低了。此处“杀略”乃同义连用。《汉书》卷八十五《杜邺传》：“《春秋》不书纪侯之母，阴义杀也。”师古曰：“杀谓减降也，音所例反。”《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赐子产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产辞邑曰：‘自上以下，隆杀以两，礼也。臣之位在四。’”《汉书》卷七十三《韦贤传》引作“降杀以两”，即每降一等礼数减二。可见“略”也正是减一等之义。而宋穆公之“卒”也仅一字，在字数上与“薨”相同，可见并不存在记载内容“详略”的问题，而应是礼制上的降等。《春秋经》文公四年：“夏，逆妇姜于齐。”杜预注：“称妇，有姑之辞。”孔颖达疏：“桓三年‘齐侯送姜氏于欢’，注云：‘已去齐国，故不言女。未至于鲁，故不称夫人。’然则往逆当称逆女，入国当称夫人。此时逆则卿不行，入复不告至。其礼轻略，异于常文。徒以有姑，故称‘妇’，以齐女则称‘姜’，直云‘逆妇姜于齐’，略贱之文也。”言“轻略”，言“略贱”，皆礼制降等之谓。《春秋经》隐公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公羊传》：“宰者何？官也。咺者何？名也。曷为以官氏？宰，士也。”何休注：“天子上士以名氏通，中士以官录，下士略称人。”徐彦疏：“定十四年秋，‘天王使石尚来归脤’，石尚亦是士，而不以官录之，故以为难也。天子上士以名氏通者，即‘石尚来归脤’是也。云中士以官录者，言以所系之官录之，即此是也。云下士略称人者，即僖八年春，‘公会王人’以下‘盟于洮’是也。”依何休之说，天子之上士要加一等，以大夫之礼待之，故而以名氏通，即定十四年的“石尚”；中士“以官录”，就是如实记录其官称，不加一等也不减一等，即此隐公元年之“宰咺”；下士略称人，则为减一等，既不称官也不称名，此即僖公八年的“王人”。此处何休恰恰以“录”“略”对言，此“录”“略”也绝不可以“详细”“简略”来理解，只能是在礼制上加减一等。由此数例也可知《春秋》学中所用的“录”“略”实为礼学术语，即在礼制上加减一等之义。《仪礼·士丧礼》：“设盆盥于馔东，有巾。”郑玄注：“为奠设盥也。丧事略，故无洗也。”贾公彦疏：“云‘为奠设盥也’者，谓为设奠人设盥洗及巾。云‘丧事略，故无洗也’，直以盆为盥器也。下云‘夏祝及执事盥，执醴先酒’，即是于此盥也。但诸文设洗篚者，皆不言巾，至于设洗篚不言巾者，以其设洗篚，篚内有巾可知，故不言。凡不就洗篚皆言巾者，既不就洗篚，恐挥之不用，故言巾。是以《特牲》、《少牢》尸尊，不就洗篚，及此丧事略，不设洗篚，皆见巾是也。”黄以周《礼书通故》卷十《丧礼通故》三：“经‘设盆盥不设洗。’郑玄云：‘丧事略。’以周案：礼，设盥洗有不同者，洗礼繁，盥礼简，丧事略，故不设洗，此一义也。洗有定处，盥就近为之，丧事遽，故设盥不设洗，此亦一义也。礼有以之优尊，洗盥并设，如《公食礼》之公，《士虞》《特牲》《少牢》诸礼之尸，皆以尊不就洗，故既设洗，又设盥，此又一义也。凡盥洗皆有巾，诸文设盥言巾，设洗不言者，巾在篚也。”黄氏此处之“洗礼繁”乃谓洗礼加一等，“盥礼简”为言盥礼照正常礼制规定不加（不减），“丧事略”则是丧事较正常礼制规定减一等。正常之盥礼用洗器。《仪礼·士冠礼》“夙兴，设洗”，郑玄注：“洗，承盥洗者弃水器也。士用铁。”洗设于庭。凌廷堪《礼经释例》卷二《通例》下“凡庭洗设于阼阶东南，南北以堂深，天子诸侯当东霤，卿大夫士当东荣，水在洗东”条，引《士冠礼》：“设洗，直于东荣，南北以堂深。水在洗东。”《乡饮酒》《乡射》：“设洗于阼阶东南，南北以堂深，东西当东荣。水在洗东。”所谓卿、大夫、士之礼也。《燕礼》：“设洗篚于阼阶东南，当东霤。罍水在东。”注：“当东霤者；人君为殿屋也。亦南北以堂深。”《大射仪》：“设洗于阼阶东南，罍水在东。”《公食大夫礼》“设洗如飨”，注：“必如飨者，先飨后食，如其近者也。《飨礼》亡，《燕礼》则设洗于阼阶东南。”郑氏以《燕礼》证之，是《公食大夫礼》之洗当亦在阼阶东南也。此皆当东霤之洗，所谓天子、诸侯之礼。卿、大夫、士两下屋，故云“当东荣”；人君殿屋四向流水，故云“当东溜”，其实设洗皆在阼阶东南，异其文，不异其处也。故盥礼需由堂上下阼阶至庭就洗，可参凌廷堪《礼经释例》卷二《通例》下“凡降洗、降盥，皆壹揖、壹让升”条。尊者不降级就洗，即在堂上行盥礼。故黄氏云：“如《公食礼》之公，《士虞》《特牲》《少牢》诸礼之尸，皆以尊不就洗。”是庭虽设洗而不用，在堂上另用盘承弃水，此即黄氏所言“故既设洗，又设盥”。是则黄氏所谓“洗礼繁，盥礼简，丧事略”，是尊者设洗用盘，常礼用洗，丧事无洗用盘。“丧事略”即较盥礼设洗，降一等用盘。由上所论，可知姚名达完全不明白礼制上“录”“略”的真实意义，就草率地滥用其义。因此其依据《公羊传》“《春秋》录内而略外”对《别录》《七略》书名中之“录”“略”做出的新解也就绝不可信。姚名达《目录学》第一章第二节《录是什么》，据《殷虚书契类纂》“彔”字，认为：“这就是录字的前身。牠的本义只是表示用刀锥在木版或铜片上刻字的形式。古代初有文字，没有纸笔，有一种专门刻字的人叫做史；他这种刻字的动作，或叫做‘书’，或叫做‘录’。这本是我的臆见，不料古人已有先得我心的。”接下来，姚氏引用了俞樾、章太炎师徒的著作。俞樾《儿笘录》卷四“录”条：“录者，彔之或体也。《说文·彔部》：‘彔，刻木彔彔也。’刻木必用刀，故或从金。隐十年《公羊》‘《春秋》录内而略外’，盖古人文字著在方策，故谓之录，即从刻木之义而引申之也。”章太炎《小学答问》：“凡言记录者，藉为刻木彔彔之录，古者书契本刻木为之也。”姚氏据此论曰：“所以录字本来是一个动字，例如：《公羊传》隐公十年：‘《春秋》录内而略外。’《礼记·檀弓》：‘爱之斯录之矣。’”可见姚氏在写作《目录学》时尚无“录”详“略”简之说，其于《公羊传》“《春秋》录内而略外”之“录”之义，仍本旧说释为“记录”。鉴于姚氏《目录学》出版于1933年，《中国目录学史》则写作始于1935年，出版于1937年，故可以推测，姚氏在写作《中国目录学史》时，翻阅旧著《目录学》，目及曲园所引《公羊传》“《春秋》录内而略外”，忽然灵光一闪，遂创为新论如彼。设使姚氏著书之时，倘能深入考察“录”“略”之礼义，自可明白决断。惜于其考察工作仅限于抄录《公羊传》之整段原文，再无寸进，而后之学者又慑于其大名，以止步表尊仰，遂使“录”“略”之义，暗而不明，悲夫！行文至此，本当告终。然何休对于隐公十年《公羊传》之解释，仍须一辨。三、《公羊传》“甚恶”考 《春秋经》隐公十年：“六月壬戌，公败宋师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公羊传》：“取邑不日，此何以日？一月而再取也。何言乎一月而再取？甚之也。内大恶讳，此其言甚之何？《春秋》录内而略外：于外大恶书，小恶不书；于内大恶讳，小恶书。”何休注：“明取邑为小恶，一月而再取，小恶中甚者耳，故书也。于内大恶讳，于外大恶书者，明王者起，当先自正，内无大恶，然后乃可治诸夏大恶。因见臣子之义，当先为君父讳大恶也。内小恶书，外小恶不书者，内有小恶，适可治诸夏大恶，未可治诸夏小恶，明当先自正，然后正人。小恶不讳者，罪薄耻轻。”何休乃是将传文严格理解为“内大恶讳”和“内小恶书”两个等级，然后推论，既然《春秋经》对于“一月而再取”之恶“书”了，那么就必然属于小恶而非大恶。因此得出此“一月而再取”乃是“小恶中甚者”。何氏并由此再进一步推论，“因见臣子之义，当先为君父讳大恶也”——这就等于说，无论君父做了何等伤天害理的大恶之甚者，臣子都必须曲为之讳。此绝非《春秋》之大义。详阅《春秋》，获地而讳之者，如《春秋经》隐公二年：“（夏五月，）无骇帅师入极。”《公羊传》：“此灭也，其言入何？内大恶讳也。”《春秋经》昭公四年：“九月，取鄫。”《公羊传》：“其言取之何？灭之也。灭之，则其言取之何？内大恶讳也。”此皆一次性之灭国，故书以取邑讳之，可见此为大恶。《春秋经》昭公三十二年：“（正月，）取阚。”《公羊传》：“阚者何？邾娄之邑也。曷为不系乎邾娄？讳亟也。”何休注：“与取滥为亟。”徐彦疏：“取亦作受字者。二年之间，比取两邑，故以为亟而讳之矣。”此处“以为亟而讳之”，则确系大恶无疑。“二年之间，比取两邑”已为大恶，“一月而再取”焉得为小恶！《春秋经》隐公八年：“三月，郑伯使宛来归邴。庚寅，我入邴。”《公羊传》：“宛者何？郑之微者也。邴者何？郑汤沐之邑也。天子有事于泰山，诸侯皆从。泰山之下，诸侯皆有汤沐之邑焉。其言入何？难也。其日何？难也。”何休注：“有事者，巡守祭天告至之礼也。当沐浴絜齐以致其敬，故谓之汤沐邑也。归邴书者，甚恶郑伯无尊事天子之心，专以汤沐邑归鲁，背叛当诛也。录使者，重尊汤沐邑也。入者，非已至之文，难辞也。此鲁受邴，与郑同罪当诛，故书入，欲为鲁见重难辞。”《春秋经》桓公元年：“三月，公会郑伯于垂。郑伯以璧假许田。”《公羊传》：“其言以璧假之何？易之也。易之则其言假之何？为恭也。易为为恭，有天子存，则诸侯不得专地也。许田者何？鲁朝宿之邑也。诸侯时朝乎天子，天子之郊，诸侯皆有朝宿之邑焉。此鲁朝宿之邑也，则曷为谓之许田？讳取周田也。讳取周田，则曷为谓之许田？系之许也。曷为系之许？近许也。此邑也，其称田何？田多邑少称田，邑多田少称邑。”此二邑皆未使用武力，但是《春秋》仍然讳之，《公羊》且以为郑伯鲁公皆“背叛当诛”，显然是为大恶。由此五事观之，皆获土而讳者。隐公十年之“一月而再取”，其罪无疑重于“入极”“取鄫”“取阚”，更重于“入邴”“假许”。既然此五事为大恶无可置疑，那么隐公十年之“一月而再取”，就绝不可能归类于小恶，“小恶中甚者”也不行。何休所谓“明取邑为小恶”，断然与此五事显相抵牾，绝不可从。细读传文，言“内大恶讳，此其言甚之何”，便是在问，《春秋》于内大恶当讳，此处为何不讳？则《公羊传》将此“一月而再取”视为大恶，明白无疑。否则当问“内小恶书，此其言甚之何？”若然，《春秋》于恶之等级，应分为三等，“内小恶书”与“内大恶讳”二等之上，还当有“内甚恶繁”一等。亦即，倘若鲁国内为恶太甚，超出于人性与正义所能容受之极限，是则已非夫子所得为之曲讳。于是夫子势不得不超出《春秋》成例，对于此“甚之”者，不唯不讳而直书，抑且在书之之例上，踵事增繁，以见其已超出大恶。就此隐公十年之“一月而再取”之例而言，则是突破“取邑不日”之成例，在“取邑”之例上加上取邑之日，以示其“甚之”而不得讳。《春秋经》僖公五年：“春，晋侯杀其世子申生。”《公羊传》：“曷为直称晋侯以杀？杀世子、母弟直称君者，甚之也。”何休注：“甚之者，甚恶杀亲亲也。《春秋》公子贯于先君，唯世子与母弟以今君录亲亲也。今舍国体直称君，知以亲亲责之。”《左传》孔颖达疏引《公羊传》之后云：“言父子相残，恶之甚者。”此为《春秋》甚恶之例。《春秋繁露·玉英》：“夫处位动风化者，徒言利之名尔，犹恶之，况求利乎？故天王使人求赙求金，皆为大恶而书。今非直使人也，亲自求之，是为甚恶讥。”可见董生明确以“甚恶”高于“大恶”。《汉书》卷九十七《外戚传》下，成帝赵皇后等残杀成帝嗣子，成帝崩，哀帝即位，司隶解光奏请惩治。但是哀帝即位已大赦天下。解光奏言：“臣谨案，永光三年男子忠等发长陵傅夫人冢。事更大赦，孝元皇帝下诏曰：‘此朕不当所得赦也。’穷治，尽伏辜，天下以为当。鲁严公夫人杀世子，齐桓召而诛焉，《春秋》予之。赵昭仪倾乱圣朝，亲灭继嗣，家属当伏天诛。前平安刚侯夫人谒坐大逆，同产当坐，以蒙赦令，归故郡。今昭仪所犯尤悖逆，罪重于谒，而同产亲属皆在尊贵之位，迫近帏幄，群下寒心，非所以惩恶崇谊示四方也。请事穷竟，丞相以下议正法。”意谓赵氏所为乃悖逆已极，即便天子也不得赦免，并举元帝故事及《春秋》经义为据。此悖逆已极者既不得赦，自然更不得讳，正可见《春秋》于甚恶不讳之义。《春秋经》僖公十四年：“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来朝。”《公羊传》：“鄫子曷为使乎季姬来朝？内辞也。非使来朝，使来请己也。”何休注：“使来请娶己以为夫人，下书归是也。礼，男不亲求，女不亲许。鲁不防正其女，乃使要遮鄫子淫泆，使来请己，与禽兽无异，故早鄫子使乎季姬，以绝贱之也。月者，甚恶内也。”徐彦疏：“正以遇例时，即隐四年‘夏，公及宋公遇于清’；八年‘春，宋公、卫侯遇于垂’；庄三十年‘冬，公及齐侯遇于鲁济’之属是也。今此月者，甚恶内也。”此即内甚恶之辞。《春秋经》僖公二十七年：“（秋八月，）乙巳，公子遂帅师入杞。”何休注：“日者，杞属修礼。朝鲁虽无礼，君子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不当乃入之，故录责之。”杞来朝鲁，乃是修礼。纵使礼数不备，入之太甚，故书日以“录责”之。此“录”字乃对“讳”而言，恰见《春秋》之不“讳”。不讳方可“责”之，斯正见夫子之不得讳。苏舆注《春秋繁露·俞序》曰：“略人容天下，所谓恕也。详己而先治其国，自厚之谓也。己不自治，则无以治人，何容之有？”正是其义。《孟子·梁惠王下》：“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明确主张对于残暴已甚的君主，哪怕贵为天子，也必须坚决诛杀。检《荀子·议兵》：“诛桀纣若诛独夫。故《泰誓》曰‘独夫纣’，此之谓也。”此“诛独夫”即孟子之“诛一夫”，可见孟子之义有本于《尚书》所载武王伐纣。《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孟子“诛一夫”之义上承《尚书》，下本《春秋》，乃早期儒学之真精神，惜乎为何休所蔽，今乃特表而出之。综上所述，《七略》之“略”的确切意义应为“边界”，引申为“部类”。章太炎的解释是对的，姚名达释为“简单”是误解了《公羊传》“录内而略外”的意义。《春秋》“录内而略外”，是指对内如其所是地记录其礼制等级，对外则在礼制上降一等。何休基于此认为《春秋》于内恶只有大小两个等级，由此取消“甚恶”之等，是对《春秋》之义的篡改。编辑：涵含 文章见《中州学刊》2023年第12期“哲学研究”栏目，因篇幅所限，注释、参考文献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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