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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庆柱，男，郑州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德国考古研究院外籍院士。尚元昕，女，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助理馆员。
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6月2日，在中国历史研究院举行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它们“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它们分别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是相对世界其他文明而言的。“文明”一词，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指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因此，“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就是“中国”的“突出特性”。一、从世界文明史视域探讨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中华文明相对世界其他古代文明而言，其最突出的特性就是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这是世界其他所有古代“文明”都不具备的，是中华文明所特有的“突出特点”。如世界主要古代文明中的两河流域文明、尼罗河古埃及文明、印度文明以及玛雅文明与印加文明，他们均为“断裂文明”。如目前西方世界所说的“西方文明”来自希腊文明与罗马文明，其源头是西亚两河流域文明与北非尼罗河古埃及文明。其中古埃及早在公元前525年成为波斯帝国一个行省，此后一千多年间相继被希腊、罗马征服，公元640年之后被阿拉伯人征服，从此成为阿拉伯帝国一个行省，阿拉伯文化成为当地主导文化。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被日耳曼人灭亡，这也宣告西方以希腊、罗马为代表的“古典时代”结束，形成世界史上的“罗马之后再无罗马”。古印度文明由于雅利安人入侵而走向衰亡，其后又被伊斯兰文明取代了其原生文明。波斯文明是在西亚两河流域文明与南亚次大陆印度文明之下形成的文明，为6世纪的伊斯兰文明所推翻。除了中华文明之外，两河流域文明、古埃及文明、南亚次大陆印度文明均被公元6世纪的伊斯兰文明所取代。关于美洲的玛雅文明与印加文明，因15世纪至16世纪初为西方称誉的“大上海时代”或“地理大发现”，而最终消亡。因此世界东方的中华文明成为世界文明史上唯一“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这也就形成中华文明所具有的突出“连续性”。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的突出“连续性”体现在“文明”构成主要因素的“国家”“国民”与“国土”上，从“古国”到“王国”，再至当代，缔造中华文明之“国民”一代又一代在这片五千多年不变的“国土”上生生不息。中华文明的“国家”历史呈现“不断裂”的“连续性”。从《史记》至《明史》与上古历史文献等记载，还有相关考古发现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简牍、封泥等文献，以及更为重要的五千多年来的中华文明主要“都城”等遗址的“物化载体”的考古发现，佐证了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史。至于缔造这一“文明”的“国民”则均为“炎黄子孙”。中华文明的“国民”一脉相承则反映在考古学揭示的中国历史有着“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而对于这些历史的主人研究证实，“中国旧石器文化在整个更新世于华夏的腹地表现为连续、稳定的发展与演化，从未发生过明显的类型和技术的飞跃、中断和替代。这对中国古人类连续演化、中国现代人类本土起源的理论提供了考古学和文化上的支持”。二、从世界文明史视域探讨中华文明“创新性”及其“连续性”关系 中华文明在世界古代文明发展史中之所以能够形成五千多年文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华文明所具有的突出“创新性”。从社会历史发展的哲学层面来讲，社会发展就是对其以前社会历史的“不合理”部分的“否定”，而“否定”不适应社会发展的事务及“阻力”，探索出新的历史前进动力，这就是“创新”。这里所说的中华文明“创新性”主要包括国家政治文化与物质文化两方面，就“国家”而言，其政治文化尤为重要，而将其置于世界文明发展史上进行比较，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华文明“创新性”的突出特点及“与众不同”之处。考古学研究的中华文明“创新性”内容的“政治文化”物化载体中，以“都城”最为重要，因为都城是国家的“政治与文化之标征”。如都城选址的“择中建都”，从五帝时代、夏商周、秦汉魏晋、唐宋元明清历代国家都城均遵守这一原则。《史记》记载，黄帝定都的“有熊国”，据相关历史文献分析，应位于今河南新郑。20世纪末，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考古发现距今4300—4100年的城址，城址长1800米，宽1500米左右，总面积近280万平方米，这是同一时期中原地区已经发现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都邑城址，根据其位置、规模和考古发现遗迹与遗物等资料，陶寺城址很可能就是文献中记载的“尧都平阳”。根据出土战国时代竹简《清华简·保训篇》记载，虞舜都城在“鬲茅”，即文献记载的“历山”，即今河南濮阳。商汤六世祖上甲微为大禹寻找夏王国建都之地于“嵩山”。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大嵩山地区”考古发现了登封王城岗城址、新密新砦城址、二里头城址等，夏代早中晚期都城遗址，以及商代的郑州商城遗址、偃师商城及安阳的洹北商城、殷墟等城址。关于商代都邑居中而建，《诗·商颂·殷武》记载：“商邑翼翼，四方之极。”郑玄《笺》：“极，中也。”“乃四方之中正也。”林义光《通解》：“商邑，亳也，居九州之正中，故曰四方之极。”武王灭商后不久去世，文献记载：“周公辅政，四年建侯伟，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1963年，陕西宝鸡发现的西周早期青铜器“何尊”铭文“宅兹中或（国）”与周公“营成周”成为“中国”（西周都城）于“天下之中”的历史文献记载相符合，形成出土文物与文献的双重互补。至于周公建都洛邑的原因，文献记载：“当周公之摄政，既以洛水之地居天下之中，四方诸侯之朝觐、贡赋道理为均，故建以为都，以居九鼎而朝诸侯于此矣。当其营洛也，召公先至于洛而卜之，既得吉卜，则经营以攻其位。”西周王朝，确认并实践了国家都城选址于“土中”。自秦汉至唐宋，大一统王朝的都城基本在黄河流域中游的“大中原”之长安、洛阳与开封东西一线，继承、发展了夏商以来的“择中建都”原则，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的4200年的政治中心就在这里，这也佐证了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根”与“魂”。金朝徙都燕京，在金人看来，“燕京乃天地之中”，因此当时国家最高统治者认为定都于燕京是“以应天之地之中”的传统中华政治文化的“择中建都”。金中都的都城选址，开启了中国古代元朝与明、清两朝中华文化政治上定都北京之先河。故金朝在燕京的都城名为“中都”，元朝时“中都”更名为“大都”。都城创新性从“择中建都”，到“择中建宫”、宫城之“择中建殿”，及都城城门“一门三道”至“一门五道”、城内道路“一道三涂”等中得以体现。这里“三道”“五道”与“三涂”，“三”与“五”均为“奇数”，这正是为了突出其“中”的理念。这里门道与道路的“分枝”数字均为“奇数”，而“奇数”数字越大，凸显“奇数”的物化载体越“重要”，如中国人视域中的“天”与“地”的奇数分别为“九”与“五”，古人称谓天地乃“九五”之尊，“地”的“人格化”就是“国王”与“皇帝”，其数字的标征是“五”，当然在“礼器”的使用上，有时也使用“九”，如“九鼎”的礼器使用只能限于“帝王”。上述都城城门门道由一条“门道”发展为“一门三道”至“一门五道”，与都城之道路“一道三涂”这些“创新性”门道、道路形制、数量变化及都城选址“择中”理念等，无疑显示了“国家”至上理念的强化。而这些都城及其城门、道路规制变化，在世界文明史上其他古代文明都城同类建筑中所未见，这也成为中华文明的政治方面“突出特性”的“物化载体”表现之一。至于东西方古代文明对比研究中，中华文明从夏商周“三代”的“血缘政治”的“五服制”国家空间管理，到秦汉至明清时期的“郡县制”的“地缘政治”的国家管理体制，无疑是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中华文明”贡献，而且这一地缘政治的国家空间行政管理模式，一直影响当今世界许多国家。中华文明的“文官政治”在考古中已多有反映，而“文明”（即国家）的“文官政治”无疑是“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中至关重要的方面，因为它是标征中华文明“和平性”的政治基础，也是中华汉唐文明对于世界文明的重要贡献。如在“二十四史”关于职官的记载中，丞相在“将军”之前、之上。在考古发现中，唐代及其以后古代帝王陵墓（从唐玄宗泰陵开始）之前神道石像生中的“文官”与“将军”的分布位置，以及宋陵、明孝陵、明十三陵的石像生文官与武将排列位置均为文官居东、武将位西，其中“东”为“上”，“西”为“下”，这昭示文官较武将的“地位”高。在古代帝王陵墓的皇帝陵陪葬墓中，文官陪葬墓也是距离帝陵最近的，如汉高祖长陵最近的陪葬墓是丞相萧何与韩信的墓。在唐太宗李世民昭陵的数以百计的陪葬墓之中，魏征墓是距昭陵最近的陪葬墓，而其他武将之墓距唐太宗李世民陵墓则较远。帝陵陪葬墓的远近也折射出了他们生前在皇帝面前的地位高低。这些应该是中华文明的“文官政治”的考古学物证。与秦汉文明或汉唐文明时代相近的是古罗马文明。古罗马是战争立国，把战火从欧洲烧到北非、西亚，因此历史学家指出“罗马之后无罗马”，而“中华之后还是中华”。诚如潘岳指出的，“在‘文治’方面，中华文明领先于整个古代世界。即便认为‘罗马自治’更优越的芬纳，也不得不承认‘汉帝国不同于它前后的其他国家与帝国，特别是罗马，它蔑视军事荣耀。它是一个衷心地反对军国主义的帝国。它的特点在于“教化”，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文”。这种宗教上的宽容（也许只是漠不关心）以及对文明教化的倡导构成了帝国的光荣理想’”。三、从世界文明史视域探讨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统一性” 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的重要保证是其文明的“统一性”政治哲学理念，即“家国同构”与“国家认同”，其“物化表现”是“人文始祖”崇拜与“帝王庙”设置。在世界文明史中的“世界古代文明”是西亚两河流域古文明、北非尼罗河流域埃及古文明、印度河与恒河流域南亚次大陆印度古文明和东亚中华文明的四大文明。“古典文明时代”的古希腊文明，被称为现代西方文明的源头，然而古希腊文明并不是原生文明，而是源自西亚两河流域文明与古埃及文明的混合“文明”。其后古希腊文明在公元前800年进入城邦时代，“荷马史诗”记载希腊半岛上有着九十九个“小国寡民”的“国家”。其后马其顿结束希腊城邦时代，而亚历山大征服希腊，古希腊文明在亚历山大之后被罗马征服，成为罗马帝国一部分。波斯文明是在西亚两河流域文明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基础之上形成的。上述两河流域古文明、埃及古文明与印度古文明，其“文明史”之所以“断裂”，就是因为其文明的“统一性”缺失。与中华文明比较，这些文明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后继者及其“族属”没有一个“共同的‘祖先’”，这与具有共同“人文始祖”黄帝的中华文明是完全不同的。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历史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言，具有这样的突出特性，这在世界文明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在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发展史上，所有不同时期的“统一”国家政体，均认同“黄帝”为中华民族的“祖先”，这一政体才具有历史的“合法性”，因此也才能进入国家“宗庙”——“帝王庙”，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历史文化传统，成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这也是中华文明历史生命力的重要保证。“帝王庙”确保了国家“统一性”的至高无上，而“人文始祖”黄帝的“家国同构”与“国家认同”，使两千多年前提出的这一体现“大一统”的哲学理念，成为中华文明永续发展的“金科玉律”。中华文明是中华大地上众多民族的共同“文明”，他们有着“统一”的祖先——黄帝，有着“统一”的“国家”，因此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不论是中华民族中哪个民族成为中华文明的国家管理者，他们在认同黄帝是中华民族共同“人文始祖”的同时，也是将“统一性”视为国家、国民必须遵守的第一政治文化原则。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统一性”还体现在不同民族建立的不同王朝名称“核心”的历史延续性，及其折射出的政治文化的“统一性”与“传承性”。南北朝时期一些少数民族建立的区域性政体，如鲜卑人在洛阳建立的“北魏”王朝，西南地区“巴人”李雄建立的“成汉”，匈奴人刘渊建立的“前赵”，羯人石勒建立的“后赵”，鲜卑人慕容皝建立的“前燕”，氐人杨茂搜建立的“仇池”，鲜卑人拓跋猉卢建立的“代”，氐人苻洪建立的“前秦”，鲜卑人慕容冲建立的“西燕”，丁零人翟辽建立的“翟魏”，羌人姚苌建立的“后秦”，匈奴人赫连勃勃建立的“夏”，氐人杨定建立的“后仇池”等。历史上十六国时期少数族群所建立的地方政权，其王朝之名“汉”“魏”“齐”“周”“赵”“燕”“前秦”“夏”等，大都是战国时代曾经使用过的“王朝”旧名，它们反映了这些少数族群政治家对中华文明历史的“认同”，而这也是其政治上维护“统一性”与“正统性”的反映。世界文明史上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中，没有其他类似现象。因此，著名英国学者汤因比认为：“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四、从世界文明史视域探讨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包容性” 从“世界文明史”来看，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具有的“突出特性”主要反映在多民族、多宗教与国际活动等方面。世界文明史中，以希腊、罗马古代文明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均属于城邦国家，多为单一民族，因此国家之内的民族问题并不突出。而作为多民族文明组成的中华文明，其特性中的“包容性”在民族问题上则显得十分突出与重要。根据近年来中国分子生物学研究成果显示，“有着共同的文化和语言的汉族，人口超过了十一亿六千万（2000年人口统计），无疑是全世界最大的民族”。复旦大学金力院士、李辉教授根据近年来考古学、分子人类学的研究指出：“在距今5000—6000年，华夏族从汉藏语系群体中分化出来集居在黄河中上游盆地，这就是汉族前身。”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史，其大一统时期的王朝如夏商周、秦汉魏晋与南北朝，隋唐宋辽金元与明清王朝，既有中原地区汉族人建立的政权，也有少数民族政治家建立的王朝，如鲜卑人建立的北魏、黑水女真人建立的金、满族人建立的清等。汉唐时期，还有不少少数民族官员担任国家要职。如西汉时期汉武帝将匈奴休屠王之子任命为“侍中驸马都尉光禄大夫”，成为自己最信任的官员之一。唐朝时，更有来自各地的少数民族及外国人供职于唐朝中央政府，有的还身居要职，长期留居长安。我国边远地区少数民族中，以突厥、吐蕃、于阗、疏勒、靺鞨和鲜卑的人供职于唐朝中央政府的较多。如初唐的史大奈、阿史那社尒、阿史那忠、俾失十囊、靺鞨酋长之后李多祚、鲜卑人尚可孤。外国人在长安为官者，有波斯、天竺、日本、高丽、大食和西域诸国人，其中以波斯和西域人最多。波斯国大酋长阿罗喊，高宗时被封为右屯卫将军、上柱国、金城郡开国公，侍卫皇宫。波斯首领穆诺沙，玄宗时被封为折冲都尉，宿卫京师。波斯人李元谅（即骆之光），长期担任皇室宿卫的要职。他曾与李晟为收复京师长安、消灭朱泚叛军，立下汗马功劳，被皇帝任命为尚书左仆射，并在长安赐予宅第。波斯人后裔安附国，被封为右戍卫大将军，死于京师，埋葬于长安。天竺人迦叶济、罗好心，高丽人泉男生，日本人阿倍仲麻吕等，都曾在长安供职。特别是阿倍仲麻吕，随日本遣唐使团来长安留学，学成后留居长安50余年，与中国诗人王维、李白等结下了深厚友情，成为中日文化友好关系史上的佳话。中国古代历史上，不同王朝的统治者由不同民族政治家担任，传承“中华不断裂文明”，甚至国家政府官员也对“外国人”表现出“开放”与“接纳”态度，这在世界文明史上也属罕见。它凸显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不只限于本国的各民族的国民，还包括不同国家的国民，这更凸显了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的政治“包容性”，而这也正是中华文明的突出特点。在人类历史上，宗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西方文明历史发展中，宗教更是极为重大、极为重要的问题。宗教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世界文明史中，多数“文明”是具有“排他性”的。西方大多数国家的宗教只有一个，历史上多宗教并存的国家，中国是极为罕见的一个，或者说是世界六大文明中唯一的一个。中华文明对各种宗教的“包容性”凸显了中华文明的“有容乃大”的特质。西汉时期，汉武帝开通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从而使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进中国。世界各地的主要宗教相继传入中国，如琐罗亚斯德教（即祆教、拜火教）、佛教、摩尼教、景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这些外来宗教以及中国本土的道教，在中华大地上相互包容，和谐共存。反观西方文明史上发生的影响深远、刻骨铭心的“宗教战争”，那里的“文明”之下的宗教战争与“西方文明”多么不合拍！中华文明“包容性”支撑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造就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也就是中华文明虽然是多民族共同缔造的，但是中华文明有着共同的“祖宗”——黄帝。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通过其与世界其他文明不同的“包容性”，形成了五千多年不断裂的中华文明。五、从世界文明史视域探讨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和平性” 就世界文明史而言，西亚两河流域文明、北非尼罗河埃及古文明、南亚次大陆印度古文明、中华文明这四大文明中，“和平性”是中华文明在四大文明中的最重要“特性”，也是最突出特性。它主要表现在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历史中国家管理的“文官政治”、民族关系的“和亲政策”与“文明互鉴”的“丝绸之路”及“海上丝绸之路”。不同“文明”中的国家管理与对外政策，“文官政治”表现在中华文明的“文官”地位高于“武将”（或称“将军”），从历史文献职官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文武官员排序明显反映出文官在前、武将居后的特征。在帝王陵墓石像生（唐玄宗泰陵神道石像生开始至明清帝陵）的排列位置，文官居“东”，武将列“西”。帝王陵墓的陪葬墓中，文官距帝陵近，武将距帝陵远。因此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史中，对外扩展战争几乎很少。而希腊、罗马文明，在历史发展中的“盛世”多以对外战争、扩展殖民为其特点。包括西方文明发展史中的“大航海”与“发现新大陆”时代，其给世界带来的仅仅是“殖民时代”，它们与中华文明所带来的丝绸之路完全是两种世界历史发展结局。因此西方著名学者布鲁斯·G·特里格针对西方学者著作中的“西方文明”指出：“欧裔美国人很乐意分享这种乐观看法，但是他们不想将此观点延伸到土著人身上，他们正在攫取这些土著人的土地。对于他们而言，土著人是一个例外，由于生物学上的卑微而无法参加到进步过程中来，这种天意使得欧洲人不管生活在世界何地都高人一等。”编辑：何参 文章见《中州学刊》2023年第12期“历史与文化”栏目，因篇幅所限，注释、参考文献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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