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增刚：努力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相互依存、共生共荣、辩证统一。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经济兴，金融兴；经济强，金融强。金融脱离实体经济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有强健的实体经济支撑，金融繁荣只会是“虚胖”。

金融的本质是资金融通。当资金的所有者拥有闲置资金而使用者缺乏资金时，通过资金的融通，可以解决资金闲置与资金缺乏的矛盾，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率是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重要因素；只有不断提高各种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率，经济增长才能源源不断。按照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是劳动和资本，在劳动和资本数量一定的条件下，只有不断提高劳动的生产率和资本的使用效率，才能够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金融的本质就是通过资金的融通，不断提高资本的使用效率，从而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因此，在现代社会，金融被视为“国民经济的血脉”“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金融虽然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作用，但是金融不能够直接创造价值和使用价值，而是通过为生产、流通、消费等提供资金的融通或支持间接创造价值和使用价值。从金融和金融产品起源的历史看，实体经济的需求，是金融发展的动力。诚如最早的股份公司和股票等起源于荷兰、最早的保险公司起源于英国一样，是因为经济社会产生了融资和防范风险的需求，才出现了这些金融活动和金融产品。金融的发展离不开实体经济，甚至可以说实体经济的规模、质量和增长速度决定金融的规模、质量和增长速度。

当然，金融也不完全被动地受实体经济影响，也会对实体经济产生反作用。这可以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当金融能够适应实体经济的需要时，就能够在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中实现自身的发展，二者相辅相成，这需要有适当的金融组织、金融产品和金融活动；然而，当金融不能够适应或满足实体经济的需要时，非但不能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甚至可能对实体经济产生负面影响，最终导致二者都得不到发展，以至于出现萎缩的态势。

金融在现代社会和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着异乎寻常的作用，根本的原因就是资本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第一要素。人类社会的现代化是以工业革命为起点的，以工业的发展为标志，而工业又以资本密集为特征。在工业革命之前，人类社会的发展主要是依靠人力、畜力、水力、风力等自然力和土地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社会的发展或者经济的进步主要依靠蒸汽机、内燃机、电力等非自然力，主要依靠机械化大生产。机械化大生产的程度越高，工业化的水平越高。而机械化大生产所需要的机械设备等是以资本为基础。为什么产业革命之后，人类社会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原因就在于产业革命之后，资本成为所有生产要素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成为比劳动、土地等重要的生产要素。正是由于资本相对于劳动、土地更加重要了，所以才有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雇佣劳动”。资本家利用自有资本当然是一种方式，但是工业大生产条件下，资本家自有资本是有限度的，难以满足规模不断扩大的再生产的需要，而且资本家的自有资本在尚未投入实体经济之前，也需要保值增值，这也就彰显了金融的重要性。

经济现代化是金融业快速发展的基础，经济现代化也离不开金融业的支持。历史和现实都表明，许多发达国家在工业革命之后，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金融业也快速发展，比如荷兰、英国、法国、美国等；有些发达国家的实体经济地位相对下降之后，金融业的相对地位也逐渐下降。英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伦敦也相应成为世界金融中心；20世纪50年代之后，美国以其绝对领先的经济实力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纽约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逐渐超过了伦敦；20世纪60、70年代之后，随着西欧各国和日本等经济复苏，伦敦、巴黎、东京等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也相应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金融业也从小到大，从国内走向国际，取得了历史性的重大成就。中国现在已经成为金融大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信贷市场和外汇储备，以及世界第二大的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保险市场。同时，上海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不断提高，人民币作为世界贸易融资货币、支付货币和外汇交易货币，以及特别提款权篮子货币和储备货币的地位不断提升。金融领域这些成就的取得离不开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贸易大国、外商直接投资大国的地位支撑。改革开放之后经济的快速增长，也离不开金融的支持。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金融业的市场化改革不断推进，中央银行与专业银行分离，新成立了多家商业银行，包括四大专业银行、股份制银行、政策性银行和其他类型的金融机构等，金融组织体系不断完善；成立证券交易所，推动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革和公开上市；设立专门的监管机构，包括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等，并不断完善与改革；推动汇率制度改革、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提升人民币国际化地位；等等。金融机构、金融制度、金融产品、金融服务等的快速发展，为实体经济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支持和服务，实体企业融资成本不断下降，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服务不断加强，基本满足了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对金融的需要。

金融业的改革与发展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持，但不可否认的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还不高，主要存在以下几个短板与问题：

第一，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仍然存在。中小微企业是我国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及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小微企业不仅是税收、就业等的重要来源，而且其数量和质量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活力的重要表现。然而，由于中小微企业本身缺少固定的资产，也很难找到为其担保的单位，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一直存在。党的十八大以来，虽然有关部门出台了各种各样的政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但近两年在新冠疫情冲击下，中小微企业经营危机叠加金融供需矛盾进一步尖锐化，导致其融资形势更加严峻，大量中小微企业难以为继。

第二，实体企业“金融化”和“脱实向虚”的问题突出。企业“金融化”有多种形式，比如建立财务公司、参股金融机构、投资金融资产等。适度“金融化”是企业维持利润增长、实现长期发展的内在要求。但现实中，不少实体企业出现了过度“金融化”乃至“脱实向虚”的问题。资本的天性就是流向可以获得最高回报的地方，如果企业能够通过“金融化”赚取足够高的利润，甚至能够以相对低的成本或努力赚取比实体经营更高的利润，就会将更多的资金投入金融领域。金融本来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实体经济才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过多的资本投向金融领域，最终会对实体经济造成巨大危害，如减弱科技创新动力、消磨企业家精神、积累大量金融风险等，不利于经济社会的正常运转。

第三，金融企业利润率远高于实体企业。金融业的利润率高于实体企业的现象也已经持续了很多年。这反映了资本在各种生产要素中获得了超过平均利润的利润，即资本价格过高。从宏观上讲，金融企业的利润率远高于实体企业，不仅使得不少直接创造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实体企业转向金融业，而且吸引了大量人才从实体经济转向金融行业，导致了人才的“错配”。从微观上说，以商业银行为例，其最重要的利润来源应该是存贷款利差。存贷款利差越高，其利润越高；反过来说，商业银行利润率之所以高，根源就在于存贷款利差高。利差过高，特别是贷款利率高，就意味着实体企业的融资成本高，成本上升则会抑制投资倾向，引发经济下行压力。

第四，金融不良贷款持续增加，加剧了金融风险。当前，商业银行风险防控面临较大考验，资产质量不甚乐观，不良贷款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披露的数据显示，2023年第二季度末，全部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达到3万多亿元，不良贷款率1.62%；商业银行正常贷款余额193.8万亿元，其中正常类贷款余额189.5万亿元，关注类贷款余额4.2万亿元。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专门强调“以全面加强监管、防范化解风险为重点”，分类推进中小金融机构监管、针对风险暴露的机构“定点拆弹”将是未来重点工作之一。

第五，金融创新不足。在现代信息技术等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各种金融机构紧跟时代发展步伐，加速提升金融创新能力，但是在金融产品、金融服务等方面的创新仍显不足，很多银行只是在资产、负债、收益等方面进行管理和创新，难以引领市场趋势和满足客户多样化的需求。如果不加快金融创新，不仅无法适应实体经济发展中日益多元化的金融服务需求，也会使大量的信用风险不断向银行体系聚积，进而影响到整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造成中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高的原因，可以归结为几个方面：首先，金融市场仍存在较严格的业务准入限制。金融体系的开放度不够，不仅会限制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也影响了金融体系的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其次，中国金融业从所有制结构上看基本是以国有资本为主，或者是国有资本控股、参股，市场化程度不高。这在银行业中尤其突出，几乎所有的银行都是国有资本控股。再次，金融市场的服务水平和服务意识有待提高。目前金融业基本上还是“卖方市场”，金融市场相对于金融消费者或需求方来讲仍然具有很强的“权力”，结果就是，无论金融企业的质效如何，总能够赚取利润，因为存在大量的金融消费者。

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需要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各级政府、监管部门以及各种金融企业共同发力。

第一，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效运行的根本保证。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金融监管改革任务艰巨，必须继续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也只有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才能最大限度提高各种金融机构和部门的积极性，确保金融改革发展正确方向和国家金融安全，才能真正做到“以人民为中心”，保护绝大多数人的利益。

第二，明确实体经济与金融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实体经济与金融之间的关系。中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金融业是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金融业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业，为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服务的根本性质不能变，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根本宗旨不能变。2016年12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不论经济发展到什么时候，实体经济都是我国经济发展、我们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我国经济是靠实体经济起家的，也要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必须牢固树立实体经济才是财富源泉的理念，协调好实体经济与金融之间的关系，让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成长和发展，而不是让金融超越实体经济、凌驾于实体经济之上，更不能让金融“侵占”实体经济发展空间。

第三，厘清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领域和方向，将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科技创新、先进制造和绿色发展等领域。首先，科技创新是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技事业发生了历史性、整体性、格局性重大变化，但是在科技实力上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加快科技创新速度，创造更多“从0到1”的科技创新成果，必然要求加大对具有科技创新能力企业的政策和金融支持力度，缓解其融资约束。其次，先进制造是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代表，也是当前大国科技和产业博弈的重要战场。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工业体系，但还不是制造业强国，要围绕制造业重点产业链，打通财税金融的关键点，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财金保障力度。再次，绿色发展已经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调。无论是传统的制造业升级改造，还是新兴绿色产业发展，抑或是“双碳”目标实现，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绿色金融是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通过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股票、绿色基金、绿色保险、碳权益等多种形式，服务于实体经济绿色发展。

第四，鼓励各类金融机构加快制度创新、产品创新、组织创新，切实缓解中小微企业的融资约束和压力。中小微企业是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要鼓励各类商业银行健全适应中小微企业融资需求特点的组织架构和产品服务，开发适合中小微企业的信用类融资产品，积极满足民营中小微企业的合理金融需求，优化信贷结构。特别是要建立容错机制，合理提高中小微企业不良贷款容忍度，建立健全民营企业贷款尽职免责机制，充分保护基层展业人员的积极性。

第五，加大“三农”普惠融资支持力度。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三农”是国家发展的根本大计。随着持续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我国“三农”工作重心也转向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从粮食到人才，再到乡村治理的一项系统工程，全面实施过程中，持续稳定的金融支持必不可少。为此要加大货币政策工具支持力度，加强财政金融政策协同，形成金融支农综合体系。鼓励各地完善风险补偿、财政贴息、融资担保等配套政策，与再贷款等货币政策形成合力，支持乡村振兴相关领域贷款发放。依据土地的产权性质和农业经营的特点，将金融活水引入农村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满足乡村振兴多样化、多层次的金融需求，大力推动现代农业发展。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根基，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基础和体现。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就是要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宗旨，不断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在支持实体经济做实做强做优中实现金融自身高质量发展，以金融业高质量发展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来源：《国家治理》2024年1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