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风策略] 潘立峰等:发挥好新乡贤文化的积极作用

潘立峰 余彩龙 杨琴（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委宣传部；绍兴市上虞区社科联；绍兴市上虞区委党校）

乡贤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作为富有典型意义的地方本土文化对我国传统乡村社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新时代下，新乡贤群体大量涌现，新乡贤文化应运而生，并积极参与到乡村治理中，成为了一种社会治理的新现象。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2001年成立全国第一家乡贤文化民间组织——乡贤研究会。16年来，以“挖掘故乡历史、抢救文化遗产、弘扬乡贤精神、服务上虞发展”为宗旨，将乡贤文化建设与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融合，与乡村治理相结合，有力地助推了当地经济社会和精神文明建设。

近年来，上虞区运用当地丰厚的乡贤文化资源，立足“挖、宣、搭、引、育”组织和引导新乡贤文化建设，使新乡贤文化建设在当地深入推进。

1.挖掘抢救，留住乡贤传承根基

把一批敬仰自己家乡先贤的热心人，本家、本族、本村有功德业绩的人物一个个整理出来，汇编成乡土、家世教材，用以彰扬祖辈功绩道德，激励子孙后代发扬广大。区级层面建立了乡贤研究会，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目前已吸收会员200余名。乡镇成立乡贤研究分会，村（社区）建立乡贤参事会和乡贤传承基地。整理完成3000余名乡贤资料，出版《上虞名贤名人》等专著30余本、《上虞乡贤文化》8辑。开展乡贤宗谱修订，至今已整理并提炼了1000多位乡贤的家规家训。结合乡贤诞辰或纪念日，举办各类乡贤名人学术研讨活动100余次。以“人文上虞”建设为契机，对陈春澜故居等80多处名人建筑和文化遗产进行整修或抢救保护，使古今乡贤的文化印迹得到较好保存，让优秀的传统伦理规范发挥古为今用的价值。

2.宣传弘扬，植入乡贤文化元素

提炼历代先贤和当代乡贤人物的精神内核，在城市广场、文化公园、纪念场所等地，以歌颂先贤为主题，开展宣传教育活动，让群众感悟文化、提升价值取向。在城市建筑、文化景观中以碑刻、雕塑、楹联等形式注入乡贤文化元素，用乡贤名字命名城市道路桥梁、亭台楼阁，并建立“上虞名贤名人展厅”，至今已展示720余位上虞名贤风采。自2011年起，全区主题教育活动均把宣传乡贤事迹、传承乡贤精神作为重要内容。在“虞舜论坛”、“市民讲坛”和“虞舜电视讲堂”中定期举办乡贤主题讲座。在文化礼堂中开展“乡贤精神进礼堂 乡贤爱乡作贡献”主题教育活动，开辟乡贤长廊、设立乡贤榜和善行义举榜，邀请乡贤作事迹报告，推出以乡贤为主题的文艺展演。

3.搭建平台，架起乡贤联系桥梁

通过联络、走访，热情接待回乡的虞籍乡贤，架起故乡与乡贤的连心桥，凝聚更多的虞籍乡贤。成立以乡贤为主体的虞商联谊总会，搭建乡贤虞商与政府交流、对接的平台，建立上海、北京等虞商联谊分会10个，吸收会员1000余名；以“乡情、乡谊、乡亲”为主线，召开“虞商（乡贤）”大会，表彰杰出虞商（乡贤）。聘请20余位著名乡贤为区政府顾问，每年上门走访。区委宣传部组织采访团赴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深圳、杭州、香港等地举办“走近虞籍乡贤”采访活动，在区级新闻媒体开设“天南地北上虞人”栏目。目前已陆续走访了30多个国内外城市，拜访200余位虞籍乡贤，收集整理虞籍乡贤资料，整理汇编《上虞乡贤通讯名录》，向虞籍乡贤寄送《上虞日报》、《上虞乡贤报》等报刊资料，传递乡音。

4.引领助推，发挥乡贤榜样作用

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发挥乡贤的智慧，激发乡贤爱乡热情，汇聚乡贤的力量，使乡贤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领头羊。积极引导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注重把一批乡土精英和有学识专长、创业经验的人才吸引到村主职干部队伍中来，打造一支百姓喜爱的“好支书、新乡贤”队伍；同时，建立乡贤参事会，用他们德治、善治的力量，推进乡村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树立乡贤典型，发挥他们在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方面的引领作用。广泛开展“上虞好乡贤”、“十大道德模范”、“十大民间爱心人物”和“学最美人 做最美事”、“人人崇尚美 个个奉献爱”等评选表彰。

5.育教结合，培育乡贤新生代

在新生代企业家中开展“学乡贤，作贡献”活动，积极发挥新生代企业家的引领作用，用其学识专长、创业经验，在扶贫助学、社会发展、文化交流等方面反哺桑梓，为建设美丽家乡贡献力量。在年轻干部的成长过程中，通过多种途径加入“乡贤”文化元素，鼓励更多的年轻干部“回乡”汲取养分，让他们在广大乡贤的引领下，争做贤者、能者。在中小学生中开展“知乡贤、颂乡贤、学乡贤，做一个了不起的上虞人”的主题教育活动。启动开展新乡贤培育“青蓝工程”，每年组织优秀高中毕业生在奔赴高校前开展新乡贤集体宣誓仪式，让他们牢记不忘故土培养，争做一名新乡贤。在全区各学校建立58所以乡贤名字命名的少儿学院，编写《走近谢晋》《亚泉科普精神》《张杰精神》等一批校本教材；组织学生探访乡贤故居“追寻乡贤的足迹”等活动。

通过典型示范，以古贤感化今贤，以前贤影响后贤，以老贤培育新贤，有力地促进了乡贤文化在当地的滋养和壮大，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

1.提升了文明感召力。乡贤文化本身所具备优秀品质和感人效应，在民众间起到了典型引领、示范带动的作用。全国见义勇为先进个人救火阿三，身边始终聚集着一批人，跟着他到力所能及的地方义务救火；“点亮一盏灯”创始人董国光已经把爱心公益从上虞扩大至全国，参加人员来自五湖四海；乡贤港胞张杰先生先后捐赠1500余万港币，为家乡建造校舍21栋，荣膺全国第五届道德模范提名奖。到目前为止，上虞拥有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3人，全国“见义勇为”英雄模范1人，浙江省级道德模范3人，浙江骄傲2人，8人进入中国好人榜，25人进入浙江好人榜。

2.促进了乡村治理。乡贤回乡参与治理，能以自身的文化道德力量教化乡民、重塑乡风。一大批热心公共事业的新乡贤充实到调解队伍中，全区成立了203个老娘舅工作室和5个专业民间调解机构，开创了群众办事、矛盾调解、信息咨询、致富求助“四不出村”的新模式，有力促进了乡村自治、基层和谐稳定。永和镇项家桥村乡贤叶庆均毅然出资500余万元投入村里的河道整治，花120万元回购村里一座正遭受破坏的山林进行生态修复；梁湖镇古里巷村乡贤华守夫出全资建设村文化礼堂；东关街道担山村支书姚宝忠原来在一家乡镇企业当老总，拥有三座矿山，面对全村1400多名老百姓的期盼，他放弃自己的事业，走马上任担山村党支部书记，20多年来，他带领村民搬山办企业，开山挖资源，平山造良田，秀山办菜馆，成为远近闻名浙江省全面小康示范村。崧厦镇祝温村党总支书记杭兰英，毅然辞掉高薪职务，用28年把一个经济薄弱、管理无序的落后村，建成了享有“创业乐园、生态花园、文化公园、人和家园”美誉的新农村建设示范村，她本人被树为拟表彰的第五届浙江省道德模范。

3.助推了经济社会发展。广大虞商在扩大上虞影响、牵线招商引资、参与家乡建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自2013年以来共引进各类回归项目145项，到位资金116.6亿元，回归经济走在全省前列。在杰出乡贤的带领下，虞籍乡贤纷纷出资回报家乡。浙江舜杰集团分别出资300万元和100万元，设立“舜杰奖教奖学基金”和“舜杰励志助学基金”，奖励优秀教师和贫困学子；浙江华通集团董事长王苗通每年过年给乡里70岁以上老年人发红包，出资800多万元为乡里建造剧院，捐资500多万元建造小学，又出资一个亿用于建造区体育馆；上海仲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柏祥捐赠500万元创办上浦镇茶花幼儿园；另有23家建筑企业致富不忘家乡，合力出资建造52层、207米建筑业总部大楼是上虞城市的标志性建筑，“生长在上虞、发展在外地、贡献在家乡”成为了乡贤新风尚。目前，全区共设立乡贤出资的公益基金达180余个，涉及教育、卫生、养老、助困等各类领域，本金总额达18亿元，被外界誉为“上虞基金现象”。

新乡贤利用自身的才能和较强的资源整合能力参与到乡村治理中，有助于维护乡村秩序、建设乡村共同体和构筑公共精神。但乡贤参与乡村治理依然强调个人能力，如果不加以正面引导，会使得乡贤异化。

1.乡贤概念具体化问题。新“乡贤”大体包括了在外从政、从商、从教，以及专家学者、在村民中具有较高威望的其他人士等。“德高”才能“望重”，才能处事公道，才能赢得村民信任。但在具体实践中，由于缺乏具体的衡量指标，导致基层认识有偏颇。在对全区村党组织书记的调研中，对乡贤最为突出的要素问题中，选择道德品德好的有仅占比31.2%。而绝大部分选择了致富能力强、有一定经济和社会地位的人。这会导致一批尽管位高权重、财大气粗或者才学渊博，但品德和名声不好的人进入乡贤队伍，违背“贤人治村”的本意。

2.乡贤参与的可持续问题。调研中发现，乡镇和村两委之所以希望乡贤能够参与乡村治理的，主要还是看重乡贤手中的经济资源，希望他们能更多的捐钱出资。而一味地从经济层面来要求乡贤，很容易导致乡贤参与热情日益降低和其他功能的弱化。乡贤在众多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其最需要突出的是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示范、引领和带动作用，除了物质层面更主要的还是精神层面。同时，当前大部分乡贤常年在外，回乡的频次和时间都很少，很难及时回来帮助和参与村级事务管理。因此也很难真正融入乡村，发挥作用。

3.乡贤与村两委关系问题。作为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社会组织——乡贤参事会的成立对乡村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和问题。比如村两委对乡贤参事会的理事成员有把关权，个别村干部还在理事成员中等，通过这些举措确保乡贤参事会在村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活动。但乡贤在乡村治理中力量不容忽视，如果运用和引导监督不当，也会产生一定的弊端，甚至会动摇村两委的地位。如调研中，我们发现乡贤参事会在当地村民中有很高的威望,甚至超过村两委；而村两委对乡贤的态度也冷热不均，既希望他们能出钱建设公共事业，又不希望他们过多的干预村级管理，怕影响自己在村里的权威。

4.乡贤与依法治村的关系问题。乡贤本身拥有一定的社会威望，拥有普通村民不可能具备的社会资源，甚至是政治资源。而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就有可能出现乡贤霸占公共资源、假公济私的问题，或者因乡贤个人资源垄断造成其他村庄利益的损失。同时，乡村社会是个十分注重情理的社会，乡贤在参与乡村治理中也有可能出现以个人威望代替法律和制度，来处理乡村纠纷和矛盾，违背依法治村、制度治村的治村原则，乡贤在与宗族结合治理乡村社会时，有时难免与私利交杂。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着力解决谁来治村的问题，却不能忽视现代治理中法律和制度因素的根本性。(来源：《中国乡村发现》202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