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如何助力经济发展？

2024年是改革之年。当前，中国正面临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双重动力，在其中，改革也带来了新动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原副院长高培勇注意到，2024年，在高层相关的表态中改革被放在了重要位置上。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今年重点经济工作时有个深化重点领域改革的清单，写得非常详细，两会对此也有部署，特别是总书记前几天接见外宾时表示‘我们正在谋划和实施全面深化改革重大举措’，这实际上传递了一种信息，就是针对当前经济运行当中遇到的困难挑战，我们正在谋划和实施一系列全面深化改革。”高培勇在CMF第一季度论坛上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

在他看来，作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为重点提出的“新一轮的财税体制改革”至关重要。

“本轮财税体制改革是奔着解决问题的方向而去，这个新的方向，从中央工作会议到两会，再到最近一段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均可以看到。很重要地凝结在一点上——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简而言之，就是奔着经济发展目标而去。”高培勇表示。

地方政府不可或缺

在高培勇看来，此次财税体制改革是为了服务经济增长而存在的，因此，要根据当前经济运行当中的主要矛盾来展开。

当前，市场预期转弱下，活力问题是个大的问题，相关改革的着力点因此放在了改善预期上，增强各个行为主体的活力和创造力。

“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当中，关键点在于盯着相关的行为主体，解决活力问题，解决预期问题。谁的预期？谁的活力？首先就是地方政府。我们国家的地方政府和其他国家的地方政府有很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地方政府也是经济发展重要的发动机，而且是不可或缺的经济发动机。必须看到，中国40年来走过的经济发展历程中，地方政府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高培勇表示。

在他看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走出一条持续快速发展的道路，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地方政府之间你追我赶竞相迸发的竞争力。所以，在当下经济恢复过程当中，特别是围绕着高质量发展，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对此，需要以相对合理且稳定的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财政关系为前提，稳定中央和地方之间财政关系的格局。

据了解，分税制于1994年开始实施，在此之前我国实行的财税体制大概分为三类：总额分成、收入分类分成、财政大包干。相对分税制，这可以称为“分钱制”，分的是财政收入或财政收入运行过程的结果，是事后分的。而自1994年我国税制改革之后，直到今天，中国财税体制仍然是分税制财税管理体制；2015年修订了新《预算法》，其中明确表示，国家实行中央和地方分税制。

分税制分的表面上也是钱，税本、税源、税收的内涵和外延截然不同。

不过，从落实来看，分税制的贯彻落实还不够全面，比如，支出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收少支多”成了地方政府压力的主要来源之一。

“要坚持走分税源而非分税收、分级管理而非单级财政管理的路子。我们应该全面落实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就能稳定下来，让地方政府有个比较合理且相对稳定的预期。”高培勇表示。

改革仍需查缺补漏

一个亮点是，本轮财税体制改革前面用了“新”，意味着一定要有新意，在改革中要和“旧”的区分开，要将以往列入改革事项的内容和现在要推出改革事项的内容做个对比。

同时，“一轮”的用词表明，此次改革不是零敲碎打的改革，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改革，而是一种系统性的改革和重构，是围绕一套完整的指导思想来谋划、展开的。

“我们一定要划清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和以往财税体制改革的分界线，我们要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部署的财税体制改革已有成果的基础之上，来谋划新一轮的财税体制改革。”高培勇表示。

当前，财税体制改革要切实利好企业，将营商环境和财税体制对接起来，其中，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涉及中国企业税负和其他国家企业税负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实行了大规模减税降费，针对企业痛点不断微调，让企业切实感受到减轻负担。不过，我国间接税比例大、直接税比例小的问题依然存在，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财税体制改革向逐步增加直接税比重的方向调整。

“我们说要给企业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税收制度的变革是极其重要的，虽然不能一蹴而就，要渐进，但不管怎么样也得要做。此外，收入分配领域的税收制度要进一步完善，比如个人所得税和社保、转移支付，要补足这方面的缺位。”高培勇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要求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大举措的谋划并不仅限于财税体制，而涉及方方面面，因此要有方向、有目标、有起点，有着力点和着重点。按照预测，2024年经济会强于2023年，同时经济短期的底部已经出现在2023年三季度左右，下一步将呈现震荡上升趋势。（来源：华夏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