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中国与世界——大背离与再平衡

通过近期的数据分析和实地调研，我们发现中国经济在超预期的结构性复苏。围绕房地产+基建的内循环依然收缩，构成了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但外循环的动力开始增强并牵引制造业加快回暖。主要原因很可能是“全球胀但唯独中国缩”的大背离，让中国出口重获成本优势。这是2020年疫情发生后以来，第二次中国与世界的大背离与再平衡。

第一次是疫情发生后的初期，“全球都在印钞，只有中国在生产”，对这次大背离的再平衡就是中国出口暴增，全球贸易份额创历史新高，人民币大幅度升值。第二次是2022年疫情后期及结束后，“全球都在通胀，只有中国在通缩”，这次大背离需要什么样的再平衡？是中国对外输出产能，还是内部通过通胀自己消化掉？我们认为未来1-2年，围绕着这次大背离与再平衡，构成了宏观大类资产配置的主线。

中国的出口最近四个月延续向好趋势

从理论上来说，如果全球是一个统一大市场，不可能出现“全球都在通胀，只有中国在通缩”的背离景观，这不符合市场经济的“一价定律”——在一个完全自由流动的市场中，一件商品只能有一个价格，否则就会产生套利，套利让价格差异逐渐消失，重新回归到“一价”。当全世界因为通胀而需求火热，唯独中国出现产能过剩，这种大背离必定需要一次再平衡。

之所以发生这样的“大背离”，肯定是因为出现了诸多的人为障碍。所谓的去全球化，实际上是去中国化。大国博弈、地缘对抗与文明的冲突是由来已久的，是上层建筑的矛盾。根本上还是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不仅全世界没有做好准备，就连中国自己也没有做好准备。身体快速长大，精神和心智要变的成熟可能并不是那么简单。特别是近现代一百多年承载了无数苦痛历史记忆的民族，一个长期缺乏安全感的民族，魂魄要想安稳下来并不容易。斗争是本能的反应。基本的哲学还是以斗争获得安全。

如何担负大国责任，如何与其他大国处理好关系，如何在崛起的张扬中放下身段变得柔和，如何越发展越开放，越有实力越谦卑，如何正确的认识和面对高速发展中暴露的深层次问题......比起个人，一个国家和民族似乎更容易患上自恋型人格障碍。这一切，都需要时间，需要试错；需要付出代价，然后纠错。没有一劳永逸的捷径，对每个国家都是一样。

国家主义、孤立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兴起，并不利于全球自由贸易秩序，只会徒增各国的贸易成本和风险。如果说民族国家是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部分，那么中国当下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或许也并不奇怪。两次世界大战让民族主义付出了代价，但那是欧洲，事后他们也意识到民族是一种虚构的共同体。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都是杀气腾腾，是世界动荡的根源。特朗普企图光复美利坚合的民族主义精神，孤立主义和右翼思潮的兴起也是搅的全世界动荡不安。

国际政治秩序的重构，引发全球资本的迁徙和产业链的转移。资本就像候鸟，每过几十年就迁徙一次，在世界版图上重新寻找机会。战后，产业链从美国向西欧日本的迁移，日本向亚洲四小龙的迁移，亚洲四小龙再向中国大陆的迁移。今天，资本正在做出重新选择，它们企图摆脱对中国的过度依赖。然而这一切并不容易。因为中国的空间太大，产业纵深太深，迁移的不是几棵树而是整个森林。空间决定时间，这个过程比国际资本想象的要漫长。但趋势已经形成，资本运动的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

国际资本运动主要靠利润的吸引，如同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利润主要由两大因素决定，一个是制造成本，一个是市场需求。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两方面都有优势，因此占据世界工厂地位的时间也比较长，到现在已经二十年有余（跟日本当年差不多）。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入成熟阶段，劳动力和资源成本也大幅上升，低成本优势渐行渐远。在其中，土地要素价格的不断上涨，构成了催升制造业成本的主要力量，同时人力成本也在上升。

要素成本上升是必然的，是每一个“被追赶经济体”的宿命（辜朝明）。但是自2015年来，中国“直升机撒钱”式的货币政策，加快了要素成本的上升。一是给拆迁户撒钱，PSL作为放水工具的棚改货币化，成为引爆2015—2016新一轮房价暴涨周期的诱因。一是给贫困户撒钱，扶贫攻坚战，快速提高了低收入人群的人力成本。所以不要说中国没大规模给老百姓发过钱，的确是发了，并产生了积极的后果，经济继续稳定增长，首次在中国消除了绝对贫困。当然也有要素成本变高的副作用。

这两次直接给个人“发钱”的经历让决策层对宽松的货币政策更加审慎，尽量的保持战略定力，以将房价和通胀控制在可控的范围之内。与此同时，双碳战略的承诺和实施，碳治理与环保风暴也增加了制造业的成本。中国总成本曲线的上移，降低了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成本的提高，让产业链本身就有类似美国、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当年那样进行转移的内生冲动，再加上旷日持久且不见缓和的中美贸易摩擦，更加助催了这一趋势。趋势短期内是不可逆转的。

中国经济在疫情三年走出了过山车的行情。2020-2021年，中国最先防控好了疫情恢复了供给端，而此时全球供应端出现危机，但是由于全面货币放水需求侧并没有塌缩，导致出现了“全球都在印钞，只有中国在生产”的大背离。再平衡的后果就是两个，一个是中国出口量飙升，全球贸易份额创造历史记录，甚至导致了中国能源供应不足，动力煤价格狂涨，政府不得不出来干预的局面。另一个就是从2021年下半年开始除中国外全球开始通胀，并在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后达到了顶点。这是第一次中国与世界大背离的动因与再平衡的后果。

第二次是从2022年下半年开始，随着全球产业链的恢复和各国制造业新增投资的完成，中国之外的供应能力大增。美国率领各国央行暴力加息，需求端得到抑制。于是，第一，各国的通胀得到了缓和，基本上回到了可控范围之内。第二，中国的产能供应没有及时调整，开始出现了过剩和通缩。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中国政府勇于自我革命，刀背向里，严肃整治了充满风险的房地产和地方债，杀死了内循环的核心动力。内需严重不足成为第二次大背离时期中国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贸易格局出现了微妙的变化，那就是全球继续通胀，中国却开始通缩，形成了一个产品成本和价格的落差势能，这个势能积攒到一定程度，会冲破国际政治和意识形态及非关税壁垒的重重阻碍，成为新的国际竞争力的筹码。从2023年迅速崛起的出口“新三样”，到今年1—2月份开始恢复的“老三样”，说明这个背离落差形成的势能，正在进行第二次再平衡。这个再平衡的结果与第一次一样，那就是中国出口开始改善，外循环开始改善牵引内循环。内需被衰退的房地产扼杀了，但是外需再一次补充了上来，因为内需萎缩形成了出口商品的成本优势——房价和土地价格下降降低了要素成本。

在外循环的带动下，中国制造业PMI重回扩张区间

这就是全球化的好处，大大提高了中国经济的危机自我缓冲的能力。同样也证明，只有置于全球化和不断开放包容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才能充分彰显大国经济特有的韧性。我们曾经一度想构建以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发展格局，逐渐摆脱对外循环的依赖。但是事实证明，内外循环是有机的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不能很好的把外循环搞活，内循环体系一旦遇到困难就很可能发生危机，过剩的产能无法找到出口。今天，中国处于最为关键而惊险的转型期，去房地产化过程中产生的种种问题导致了严重的内需不足，内循环严重收缩。但好在外循环补充了进来，让中国经济不至于发生严重的衰退，并开始呈现结构性复苏。不过中国的产能在外部消化过程中，也遇到了较大的非市场因素的阻力。

信息来源网络，未经证实。

从投资策略的角度，这次中国与世界的大背离，映射到大宗上就是黑色和有色走势的背离。黑色（钢）代表着房地产和基建投资的内需，有色（铜）代表着面向全球的中国制造的外需。这条主线，在资本市场也基本适用。虽然A股市场上仍然是政策不确定性压制估值的状态，但是在代表外需复苏的周期板块，还是有较大的机会。在胜率的选择上，港股相对来说确定性更高一些。

2024年以来钢价与铜价走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分化